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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不读书岁月中的一段读书日子


作者:王晓明 更新日期:2013年10月20群学网
   
 
标签:读书
  

 

   这个题目似乎有些拗口,有些奇特,什么叫“不读书岁月”,又怎么叫做“读书日子”?

   不过我反复推敲,还确实就想不出比这个更加贴切的题目了,因为那确实就是一段全社会不读书的岁月。你想想,那时“知识越多越反动,”那时处处“停课闹革命,”那时侯“学校搬到农村去,”所有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都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全国所有的图书馆几乎全都关闭,里面的书籍不是己经化做青烟,便是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

   那个时侯别说是一般人,就连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也不能再读书了。那些应该读书的“工农兵”大学生都不知道在校园里究竟学了些什么,反正我看到来我们部队“学军”的杭州大学工农兵学员们整天都在忙着开“讲用会”和“批判会,”他们贴出的大字标语“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十分醒目,不过那字写得,却是只有小学生的水平,和上面“大学”的署名实在太不相称。那年(1975)还有一个四川“三线”的雷达研究所来我们部队搞科研,那些工程师技术员们不去搞专业,却整天忙着去周围渔村买来鲜鱼放在太阳底下曝晒。据说是因为他们在那深山里生活实在太苦,已经好长时间不见鱼腥,更别说是如此便宜的魚鲜了。所以那些天他们所驻的连队营房周围一片白花花,到处是一地的鱼干挟带着腥味。……

   不过那倒也确实是一段读书的日子,我和十几个军官士兵被从各单位抽调出来,集中到宁波海军机场跑道尽头的几间空闲营房里去办“读书班”,全脱产半个月,每天什么事也不干,就是读书,而且还专心致志地就读一本书,你说说,那是不是一段“读书的日子”?

   在那么个不读书岁月,突然间有了这么一段读书日子,其实有着十分深刻的时代背景。因为恰恰那几年,中国发生了几件惊天动地、让全国人民都感觉如同是晴天霹雳的大事件。先是1970年“庐山会议”上闹了一场风波,有人提出“天才论”要设国家主席,据说把当时几乎所有参会的中央委员们全给欺骗了(没有受骗的好象只有江青、张春桥等少数几个。)接着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荒原一声巨响,七亿人民本来每天都在高声祝愿“永远健康”的那个副统帅,突然间成了“叛徒、内奸,”成了高原上一具不知名的尸骸……

   于是老人家发话了,说这是因为全党“不读马列了,”他发出了“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号召,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老人家还说,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这段“最高指示”一下来,全国不少地方的人立刻就和我一样,十分幸运、然而却又有些不幸运地拥有了那么一段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只读一本书的奇特日子。

   我那时是个20岁刚刚出头的士兵,在团政冶处担任放映员和图书员,能被选拔担当如此重任,一半因为是当时部队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其实我那初中高中全是在“文革”中读的,因而缩水不少),另一半是因为“近水楼台,”那读书班就是我们团的宣传股办的,除学习外,还需要我去帮忙干点零星的杂务。

   因为强调“读原著,”所以那次“读书班”上只读一本书,就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书很快发到了手里,不厚不簿的单行本,封面上印着列宁神圣的头像。还有本辅助材料,就是张春桥姚文元亲自主编的《马恩列斯论国家与专政》。于是我们很快摒弃杂念,全神贯注地钻研起来。

   可是天哪,实在是太难了,那些枯燥乏味的文字,那些专业艰深的名词,尤其是那些个什么“斯基”什么“诺夫”的人名,让我们这些平日里操枪弄炮的官兵很快就坠入了云里雾里。不信,你听听书中的这一段:“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鲁巴诺维奇以及不太露骨的来烈铁里先生、切尔诺天先生之流;在德国有谢德曼、列金、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诺得尔、盖得、王德威尔德,在英国有海德门和费边社分子,等等。”

   我们读不下去了,因为光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名就把我们给搞糊涂了,我们这些多年不读书也无法读到书的人,我们这些因为闭关锁国很少能够听见外国名字的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偏远农村,除了“大叔大爷”“桂花春香”的名字之外,根本无法想像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些冗长拗口的人名。许多时候结结巴巴念出一个名字,立马去翻书后面的注释,等到以为记住了再往下看时,前面的却又早已忘光了。

   好在还有辅导,我们宣传股的副股长是个“文革”前南昌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这下子有了用武之地,每天都由他给大伙上辅导课。然后分组讨论。来的还都是经过挑选的“理论骨干,”大伙虽然对书中的内容仍然云里雾里,但经过了几年“文革”锻炼,都有了“讲用”与“大批判”的丰富实践经验,懂得了上挂下联,结合实际。所以只要似懂非懂地讲上几句理论,后面再挂上当时的斗争对象“林秃子,”“孔老二”批上一通,也就能有个八九不离十,基本上都能够回去交差了。

   过了几天,领导又布置我们几个骨干加班,学习另一本书--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天那,那书还要艰深,还要晦涩,那些人名、那些地名更加稀奇古怪……

   学习学得不怎么样,但那个读书班里自有许多我们年轻人感兴趣好玩的内容。宁波是水乡,蜿蜒曲折的河道就从营房后面流过,那儿有几只老乡的小船,于是休息时我们便划着小船玩儿,或偷偷地去河边钓鱼。而夜晚不用站岗放哨,大家便聚集起来讲故事,或“水浒”或“三国”,那位大学生副股长不但不阻止我们,反而还兴致勃勃地参加进来成了主讲,因而得到了我们大家的拥护和好评。

   好日子过得总是格外快些,半个月的“读书班”很快结束,我们又分手各自回到了单位。如今回忆起来,很难说出那半个月的读书究竟有什么收获,不过心里却是隐隐约约地总有些疑惑,那么个连饭都很难吃饱的日子,干吗还要费神费力地去学习什么“斯基”,什么“索夫”,那些遥远的如同天际、很少有人能够弄懂弄通的事情?

   不过我们都是些冥顽不灵的榆木脑袋,不能够揣摩出其中的三昧。同样是学习,同样是读书。有人就读懂了,有人就读通了,而且还读出了名气,读成了高官。和我老家同一个地区的浙江江山县勤俭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姜汝旺就不得了,当时学哲学学得是风生水起,从一块庄稼,一只狗,甚至寻常的一块土坷垃上,都能说出极其深刻的哲学道理,然后用于批斗林秃子孔老二,于是就一炮打响,成为全国闻名的先进典型,并因此当上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这个官可不算小,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副市长呢。

   不过这位大“哲学家”看样子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真正懂得哲学,因为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坏事往往变成好事,好事有时又会变成坏事”。等到我复员回乡的时候,就踫巧看见这位“农民哲学家”又出名露脸了,这回他是在台上被挂上大牌子批判斗争,然后就戴上手铐走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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