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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社会性别视阈下的气候变化问题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14年03月02群学网
   
 
标签:性与性别
  
一、国际气候议程中一个迟到的议题

 

   社会性别维度是全球气候政治中的一个后来者。1992年100多个国家的首脑聚首里约热内卢参加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在其原则20中特别强调:"妇女在环境管理与发展中可发挥关键性作用。她们的充分参与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大会通过的另一个里程碑般文件--《21世纪议程》--为在21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制定了蓝图。该战略首次在国际政策中将社会性别、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勾连起来。它在18处提到了社会性别,252处提到了妇女,并在题为"为妇女谋求可持续和公平发展的全球行动"的第24章专门系统阐述了妇女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然而,这次大会对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几无触及。在这次大会上开放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政府间努力的一个总体框架。[1]它旨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水平以防止地球继续变暖。但这个全球议程在阐述气候问题时只字未提妇女或社会性别问题。这与《21世纪议程》的精神显然是不吻合的。不过,这次地球峰会将社会性别、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勾连起来的遗产很快就溢出了环境与发展领域。社会性别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长期被忽视的发展议题作为两个交叉性的主题,不但逐渐被融入各种发展政策和干预之中,而且这两个发展领域本身也开始交汇和交融,即社会性别政策和实践开始更多地关注环境问题;同时有关国际环境政策和实践则开始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促进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越来越广泛地被公认为是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因素。

   较之其他发展领域,国际气候政治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起步较晚,不过目前正呈方兴未艾之势。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1997年第3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主要政治框架,但凝聚了国际共识的这两个核心政策框架都是"社会性别盲"的。因为它们最初只狭隘地希望通过减排来遏制全球变暖,含性别平等在内的社会问题因而被严重边缘化了。为了克服其缺陷,政府间气候磋商活动应运而生。自1995年以来每年召开一次的缔约方大会便成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一个主要机制。自2005年起,这两个公约的缔约方会议每年都同时召开。

   20年多年来,在一系列多边气候磋商和决策过程中,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妇女公民社会组织、联合国机构及女性领导人在气候谈判前后和期间开展了大量游说和倡导努力。例如,为了使妇女进入全球气候磋商之中,2007年12月在巴厘岛会议期间,国际保护自然联盟(IUCN)、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署(UNEP)及美国的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WEDO)联合创建了"全球社会性别与气候联盟"(GGCA),迄今已吸纳了数十个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该联盟主要致力于提高社会性别意识,增进相关知识,提供有关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的信息与指南,并将该领域已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带到国际舞台,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和决策。由于这些组织和个人的不懈努力,被遗忘的妇女/社会性别问题逐渐被融入一系列多边气候辩论、磋商和决策过程中。

   2001年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首次打破了沉默。这次会议通过了"改善妇女代表缔约方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设机构会议的状况"的决议,促请缔约方采取必要措施使妇女能充分参加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各级决策进程。会议还指定《公约》秘书处负责决定妇女参与每次缔约方大会的配额并为此发布相关数据。[2]这为嗣后在一系列国际磋商中推进参与者的性别平衡并倾听妇女的声音开辟了空间。自此,更多妇女和代表妇女的组织得以参与国际气候决策过程,国际气候话语和政策文本也对社会性别问题做出了更敏感的反应。这在随后的"巴厘路线图"和坎昆协议等各种气候文件中均有体现。

   这一切为嗣后在一系列国际磋商中推进参与者的性别平衡并倾听妇女的声音开辟了空间。自那时以来,更多妇女和代表妇女的各种组织开始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决策的过程。例如,2009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关于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的声明,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他国际与国家气候政策中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问题表示关切,并呼吁其成员国在哥本哈根第15次会议上将社会性别平等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由于各个方面的不懈努力,国际气候话语和政策文本逐渐开始对社会性别问题做出了更为敏感的反应。这体现在2007年第13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巴厘岛行动计划》、2010年16次会议通过的《坎昆协议》及2011年第17次会议通过的《德班增强行动纲领》等各种气候文件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11-12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18次缔约方会议进一步做出了"促进性别平衡和改善妇女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以及代表缔约方参加《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设机构会议的状况"决议草案,明确承认妇女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设机构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因而呼吁以平等关注妇女和男性的需要为出发点重塑更有效的气候政策。它还决定将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问题作为缔约方会议议程中的一个常设事项,不再像以前被归入"其他事项"之中。无庸说,这为国际气候政治关注社会性别问题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随着全球气候辩论主题的不断拓宽,国际决策者对应对气候变化社会性别维度的意识、兴趣及关注度都与日俱增,妇女的能见度也随之明显增加。然而,妇女参与气候磋商过程仅仅是具有性别敏感性的更宽泛探究的部分内容。鉴于气候变化通常被看作是一个科学和技术现象。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对话和政策议程大体而言依然主要是由市场或技术驱动的,即便在家庭或社区层面实施减缓和适应策略也时常如此。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层面看似轰轰烈烈的气候政策辩论与气候对话似乎与世界各地草根民众的生活毫不相干。由此不难想象,在国际决策和干预中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依旧任重而道远。

    

   二、中国的气候危机及其社会性别化影响

   气候变暖引发的全球气候危机正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的一个严峻挑战。干旱、风暴、洪水、冰川融化及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导致的各种灾害不仅愈来愈频繁,而且也越来越严重。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12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都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从里约到里约的20年间,伴随气候变化对地球村所有国家和全人类构成的威胁渐趋明显,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发展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中国也不例外。

   气候变化显然不是一时一地的新生事物。在中国广袤的疆域范围内,各种旱涝等自然灾害一直不绝如缕。始于建国之初,农村地区就开始了改造自然、战胜天灾的不懈努力。生活在气候变化的阴影里的男男女女在一轮轮政治经济运动中开展了各色各样规模空前的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大寨的"铁姑娘"便是在战天斗地中应运而生并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1964年发起并持续了16年之久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一直是同向大自然"宣战"交织在一起的。

   由于家庭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性别角色、责任、劳动分工及拥有资源和权力的差异,较之男性,妇女在遭遇气候变化的冲击时通常会更为脆弱。在笔者长期做田野调查的内蒙古一个村落,生于斯、长于斯的农妇几十年来一直在日常生活中触摸、感受、适应并应对气候变化,兹引村妇们的两则访谈片段为例:

   一想起从前的日子我就特别难过。我从七八岁起就开始拾柴、摘野菜。今天连猪都不吃的东西那时我们穷人都吃不上。我15岁那年结了婚,家里的男人去给地主扛活,我夜里两三点就要爬起来做饭、挑水、砍柴、挖野菜以及干其他各种家务活。那时这里有的地方草深得有一屋子那么高,割草就像是砍大树一样。走集体的时候还是穷得叮当响,那时没吃的,也没烧的。那时的天特别冷,为了冬天烧炕,山上被搂柴搂得溜光溜光的。有些年,春天大风卷来的沙土一个晚上就在家门口堆起一大堆,连门都打不开。我们妇女和男人一样要到生产队出工干活,回到家里还是不停地干活,没有人捞到好日子过。

   分田单干以前,这里有时雨水还真不少。那时大伙房子都破,再赶上种地或间苗什么的,你越怕下雨,老天就越下雨。现在好了,年年干旱,越来越旱,你怎么求神拜佛也不灵了!我们这些没本事妇女只能靠种地。一年忙到头,种庄稼能挣几个钱,碰到这样的干旱天气就更没法子啦!村里多数人家都有饥荒(指债务),男的不去打工挣钱怎么办呢?要是两人都在家里窝着我们怎么还债?现在不管干什么事情都要钱,雇人干活出不起钱呀。除了实在没有办法,我都是咬咬牙自己一个人干,不管是地里还是家里的活,我自己干得了的就不求人,整天都忙得腰酸背痛,我们妇女就是这个命呀!

   60多年前,这个村落的一个地方还存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景观。经过半个多世纪沧海桑田般的巨变,而今这里已受困于各种生态危机:干旱连年,水资源匮乏、沙尘暴频频发生。天然草场早已消失,纵然尚存牧草,也变得极为短小而稀疏。上述两则访谈记录揭示,农村妇女的户内外日常活动都仰赖周遭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无论自然和社会环境多么恶劣,村妇们都竭力维系必要的生产与再生产劳动。值得关注的是,在恶劣的气候威胁下,妇女生存和生计的困境也变得十分凸显。

   这一切又何止发生在塞外的一个村庄?笔者通过对大江南北很多村落的田野调查发现,村落场景中过去和现在不断上演的这种"剧目"不无相似之处。无论气候条件变得多么严酷,生存压力多么巨大,守望乡野的妇女都别无选择一如既往地扛起家内外双重乃至多重的劳动负担和责任。对农村妇女的历史性不公平和不公正如今毋庸置疑仍在延续。

   像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发展挑战。中国系世界上灾害最多的国家之一,很多地方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极易受各种自然灾害的侵扰,其中包括洪水、地震、雪灾、沙尘暴、山体滑坡、台风和干旱等等。种种证据表明,最近一二十年,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大为增加,干旱、洪灾及与极端气候相关的其他灾害日渐频繁。气候变化对城乡居民构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据统计,中国70%的城市和50%的人口都处于灾害易发区。[3]据官方数据表明,1985年全国受灾人口为26446万人次,到2008年增加为47795万人次。[4]另据《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仅2011年一年中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到了3096亿元。农作物受灾面积为3247万公顷,其中绝收289万公顷。[5]

   气候变化还加剧了不断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例如,我国水资源的总量一直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27700.8亿立方米降至2011年的24022亿立方米,11年间下降了3678亿立方米,年均下降约334立方米。尽管水资源相对丰富,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05年我国水资源总量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居世界第六位,但是人均水资源2000年为2193.87立方米/人,2011年为1787立方米/人。按国际公认标准,人均水资源低于2000立方米便为中度缺水。而且,我国水资源总量的81%集中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4%。[6]

当前,中国在协调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这也使我们应对气候挑战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几乎占全球五分之一。过去30年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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