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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14年03月02群学网
   
 
标签:文学
  
1966年 20岁 男 S市某师范大学学生

 

   来时候,几个当年老红卫兵说,你去把咱闷在心里的话冲他说说吧!我找你不是忏悔来的。我感觉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写,我就敢说。当然,按你要求,我还要从自己的经历讲起。经历本身就是一切。这么说行吗?

   我这个人我说的可能前后不衔接啊,我先简单把“文革”前一两年的情况说一说,因为这是基础。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毕业生,那阵我考学的目标就是南大。我比较喜欢古典文学。可当时到处都在宣传侯隽、邢燕子、董加耕(都是中学毕业后下乡当农民的先进典型——编者)的事迹,处在“文革”前高潮的预演,上山下乡的不是叫先锋吗。我这个人历来就听党的话是吧,因为我从上小学一直受着正统的听党的话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亲是个拉三轮的工人,我的母亲是在农民家庭长大的,我的二姐还是由政府给找回来的呢。解放以前我这组姐就卖给这里十大资本家刘襄九他们家,卖去之后我妈妈就去给他们当奶母啊。

   要讲这个还是一段故事啦,这个题外话啦就先不说啦。政府经过周折把我二姐找回来了,我对党的感情就是很朴素呵,共产党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中间有个岔头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哇,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对我特别好。到了一九五七年了,她突然间就成了右派。当时我很小,但挺纳闷儿,女老师挺好的吗,怎么成了右派了呢?从那阵子后我就隐隐地感到领导非常厉害,不能得罪他们,同时呢,也不应该得罪他们,他们就是党呵。后来我偷偷地去看我们那个右派老师,她已经疯啦。她姓严,教语文的老师。我记得当时那女老师还穿着旗袍,留着短发,就像电影里“五.四”时候那样子。我到她家,她抱着我就哭,她说她真想喊,现在看起来呢,她当时成为右派无非就是直言不讳地提了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两个根子,一个是上级领导了不得;另一个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对党,党是永远正确的,党是不可能出现错误的。后来上中学,就是一直听党的话,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直到了七0年大学“毕业”分配。历年来我在分配的志愿书上,从来都不填什么志愿,就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可是现在想起来就是谁听了话谁倒活该倒霉,那些不听话的现在闹的还挺好……现在把话再接上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到春天、夏天之后,我突然间决定不考大学,上山下乡。家里当然反对喽。还有个语文老师也不乐意。但她也得支持我呀。那个时候谁敢说不让上山下乡啊!那时形势还不能不表态呀!不表态不就是反对么!不乐意还得说乐意,特别赞成。我就到宝坻县去了。一共去了七十一个人,那真正就是革命去的。在八一礼堂开的欢送会,市长欢送。到宝坻县了,那儿正发大水,都是老百始把我们背过去的。一去,一进村一看根本跟想象的那个农村不是一个样。不过去了还是很高兴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头两个月干活,还有那种虔诚的革命劲头鼓舞着,干来干去觉得枯燥了。最严重的就是吃不饱。因为下去之后给四十五斤粮食,十几岁的青年啊,四十五斤粮食而且是任何副食没有,光是棒子和麦子。后来麦子没有了,就是棒子。等到了冬天的时候连棒子都不够了,就把花生皮子推了掺着吃。说老实话,这点儿受不了。所以当我看了张贤亮那个《绿化树》,讲的挨饿那段情况,我觉得人真是一饿急了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啦。这个还没有动摇我上山下乡的红心啦,糟糕的就是后来开始的四清。唉呀,我记得在一次下雨刚从地里收了高梁回来——在宝坻县收高梁,怎么收啊,就是从水里捞高梁。它这两边地呀,是沟,人下地的时候得从沟里走,水那么深,高梁从水里冒出来二尺来高。怎么收呢,两个人拴根绳于,中间弄个杆,叫拉杆。一走,一拉,正好把高梁压下去了,手里拿个铁片呢,叫把镰,卡下来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我们这些不会干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很难走哇。高梁砍完都是一个茬一个茬的,就有点像越南布的那个竹雷阵什么的,根本就不能踩。苦哇,累呀。一天我到村里一个小学校去找一个老师借点书看看,一推门,唉呀,几个干部正在屋里喝酒,这是在六四年,那时正在看《夺印》嘛(一部反映“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电影——编者),就这时候。当时思想很简单,阶级斗争都是图片式的。其实现在想起来又算什么,那些干部也挺累的,喝点酒,炒三两个鸡蛋,中间有个茶缸子,倒点白薯干酒,七八个人来回这么一轮,叫把拼锅,拼盘的拼么,就这个意思。可是当时一看他们干部背着农民喝酒这个劲头,马上意识到这是坏事,下地时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可没想到整个那村里就两姓,一是书记的姓,全姓孙;一是副书记的姓,全姓姜,都有家族关系,没几天很快传出来了——这天收高梁回来,那个书记就站在街上骂街,当天晚上连团支书,再加上妇女主任等等一块历数我的罪状。这其中一个罪状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服从分配?干活的时候你为什么老抢着重活干?重活你干的了吗?出了事你负得了责任吗?这类的话,这一下我就在村里呆不住啦。这时候呢,四清工作队就进村啦,我一下子就跟四清工作队站在一边啦。但是当时那个四清工作队叫“粗四清”,也叫“粗线条四清”,搞了两个月抬屁股就走啦。他们一走我可倒霉啦,唉呀,那简直就受不了啦,书记叫我去拔麦子。宝坻县那阵不讲割麦子。他们为了把麦地弄乾净了,再种第二茬庄稼时省事,拿手拔。这是惩罚呀,咱们根本就拔不了哇,连夜地拔呀,我就动摇了。

   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天,国务院对各专署有一个通知,特别招收历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大学。公社找我说,保送我去,我说保送还考不考哇,公社说就考考语文和政治,我说我太愿意走啦。后来我走的时候,村里给我做的鉴定居然非常好。在“文革”当中我们摸黑材料哇,在学校里头搜出来这个鉴定,上边写着我阶级感情深厚呀,吃苦耐劳呀,讲的非常好,我太出乎意料啦。为什么?是村里那帮人用这法儿赶我走。现在想起来,大概我这人还有命上大学。因为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再上“文革”前的最后一期旧大学。六五年是最后一拨呀。

   但也不一定命就好。我六五年九月进大学,到了六六年六月,就开始“文革”,这还不到十个月哪。去了之后,学校对我这个“下乡知识青年”挺感兴趣,当了班里的劳动委员。那个学校是新建的,什么都是由几个学校凑起来的,从师大呀,北大呀各地。再说进了学校,首先就是学王杰(雷锋式的解放军英雄人物——编者)。读什么书呢?现代文学只讲了一个《白毛女》,后来讲了一个关于大寨的报告文学;历史还没来得及讲,就革命啦,就尖锐啦。再尖锐我不怕,主要觉得自己是出身好,没辫子,不在乎呗。另外,我历来就是听共产党的话是吧,听党的话就不怕。从来也不再多想,根本不用什么“曲线思维”,靠条件反射就行。我好虔诚呀。真是认真地写自己的日记呀。哪天哪个事做的对不对?学王杰天天问自己五十个“为什么?”之类的,完全写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不像有些人,打一写日记,就惦着将来发表,沽名钓誉。

   系里却有一些人总认为我不对头,主要因为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跟我谈得来。而我们班有个苦大仇深的同学,那真是几代贫农,可也真是蛮不讲理——我在农村呆那一年,特别感到在农村里真正捣蛋的不是地主富农,是那些贫下中农。因为地主富农他根本就不敢捣蛋;不捣蛋还跟他没完呢,他怎么捣蛋哪!——所以我对这人印象非常不好。学校里有个政治辅导员就找我谈话,说你得注意什么阶级路线,啊,你得注意跟哪些人来往,啊。我说他们怎么啦?你说,我这样老顶撞他,他对我的印象能好吗?再加上每天四点起来自己上楼念书去,我就被他们暗地算个“白专人物”。我跟图书馆的关系特别好,为了跟图书馆搞好关系好借书呢,经常去图书馆扫地。图书馆有个管理员,是五九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叫“老右”吧,那老家伙学问特别深厚,他读英文版的《毛选》。我对他特别崇拜,这也是一条问题。不过这问题要不是“文革”的话呢,还不明显,这样话就说到六六年“文革”啦……

   开始的时候,咱们根本就不知道“文革”怎么回事,由天而降,一哄而起。叫我们揭发系里头,揭发什么呢?刚刚去了这么几个月,而且那个学校建校时间也特别浅,所以只好不贴大字报。不贴,又是不积极,是吧,党让贴大字报就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之前,还只是贴了点这个没什么用的大字报,可是后来哪,系里头斗争就开始啦,再不干真落后了。我记得是在六月三十日前后,我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只写了一张大字报,针对我们系的系主任。谁知这是真正重要的大字报了。主要是针对我们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总压制别的教师,麻烦就来了。一天,学校里传达一位领导人的一个报告,中心内容是,什么“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什么“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是报复”。喇叭里叫着,说全体党团员都去听,我就很快地从四楼下来,奔礼堂去啦。刚走到礼堂门口哇,我也是团员嘛是吧,门口一个政治部的女老师,戴着眼镜胖乎乎的;还有一个政治部干事;还有一个人是我们学生会主席,往外推我,说你不能听,分批。我当时还是听党的话,心想党不让你现在听,必是有安排,就走开了。可是自己往教学楼走到半道,越想越那么不是滋味。晚上我回去一夜没睡着觉,预感到有点不太好哇。因为这时候北京有同学来信哪,北京运动开展的比较早,开始在学生中间揪人啦,抓爬虫,抓右派之类的。转天我就找学校党委书记去了,一个十二级的干部,可他说你的情况不了解之类的往外推。我特别纳闷,回去我就很气忿,顺手写了张大字报,就是关于不让听报告的事。当天下午我正在宿舍里躺着哪,没睡,躺着呗,突然来了个同学,用俗话说就是系里的狗腿子之类的,找我说系里叫你去一趟。我预感有事了,赶紧去到四楼,系办公室,当时去的时候虽然说是不害怕,还是抨抨的心跳。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强大的呀。进去一瞧,屋里坐的那阵势吧,几乎围成一圈,有系主任、系副主任、副书记、政治辅导员、还有院党委派到系里进驻的工作组,几个老师,阵势非同寻常,不过太害怕了反而豁出去了。老实说现在的学生碰到这场面都无所谓啦。那阵当学生很少到领导办公室去。那地方好像去不得呀,特别森严、特别伟大的地方就是啊,所以自己做为一个学生还是第一次去哇。害怕过了分就不害伯了。

他们连让坐都没让坐,我自己就拉过一个凳子坐下了。我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呀?平时不敢这样说话是吧。这时有一个历史讲师——这个人他是很有水平的,口才非常好,当过志愿军。他坐着的姿势非常优雅,他说,你为什么不从你自己本身找些原因哪?我说你们不让我听报告,剥夺我政治权利,啊?这时他们之间交换了眼色。那个李老师不提听报告的事,他说啦,听说你看过《燕山夜话》,还买了一个本作了笔记,是吗?这是事实,我承认。这教师又说,你还跟许多同学宣扬,女人的长发之类的,宣扬过吗?这也是事实,我叫他们抓住了。不过,我马上就冷静下来,我说您是教历史的,您读了多少翦伯赞的书哇?他说我读翦伯赞的书是我的工作需要,你知道邓拓是干什么的?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你今天看了这书不应当从这个角度去检查?我说从哪个角度去检查呀?旁边政治辅导员接上茬儿了,说,从反党反社会主义检查。我说那老师就应当从反党反社会主义角度上检查自己读过翦伯赞的书吗?院党委工作组的就说你怎么能这样跟我们说话呢,小伙子冷静点啊!哎,他又迂回过来说,啊,这个事不扯啦,不扯啦,你自己认错不就很好吗!他开始向我交代政策啦,下边政治辅导员又说啦,听说你还讲过“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啊,嗯?你不知道这话的份量吗?我记得这政治辅导员是个女的,非常漂亮,是一个著名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挺有水乎,我真对付不了她。不过我从那次一生也忘不了,一个人真正豁出去了,那他也好办哪。我说,这个事您提醒我一句不行吗?从感觉上我没说过这个话。她说,需要吗?我说需要。她说,在农场,你对同学说的。那时我的记忆力呀,二十来岁的时候相当好,一下想起来了,我说纯粹是污蔑。我说咱这样说吧,确实有个同学,无知,草包一个,在农村干活时问我,为什么马列的书开头都有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呀?当时咱们年轻是非常骄横的啊!我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想听吗?想听我就给你说两句吧。这句话是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从山西到陕西一路上看见人民啊,穷啊,心情就不一样了。路过一个村子,一个孩子看上我胸前的纪念章,上山采了一天草药,拿药跟我换。唉呀我这泪一下子就下来啦。我说人民对毛主席感情多深哪就是啊,我根本不要那药材,干嘛用呀,我赶紧把那纪念章,还有我们那一块来的同学的各种奇形怪状的,都给他啦,他就如获至宝。他妈妈说了一句话:“别瞎玩,好好供着。”那村里呀,凡是贴毛主席像的地方呀,都是原来灶王爷的地方。为的是更加崇敬啊。是啊,这不是把毛主席神化了吗?代替灶王爷啦就是啊。这实际上已经成了悲剧是吧。到延安的时候就更加失望。一看延安这家伙大土堆一样啊,根本就不好看哪就是。什么宝塔山呀,乱七八糟的,而且陕北人哪,跟想象的也不一样。就说白羊肚手巾吧,脏极啦,都跟抹布差不多。人民根本不那么高兴,低眉顺眼,不像舞台上戴着红兜兜跳舞那样,对我们串联的学生也没啥感情。我们住的都是红卫兵接待站。也许人太多啦,什么也没看,就看了毛主席跟江青三口人的合照。回来的时候,思想反复就更大啦。我说这是什么革命啊,人民太穷啦就是啊,真穷啊。就我刚才说拿药材换像章的那村人,好几家的姑娘穿的那裤子,补都补不上来呀,把中国人弄成嘛样啦。我心里非常压抑呀。延安不是革命熔炉吗?共产党发迹的地方啊,它怎么还是这样啊?

   十一月份,大家都串联回来了。大家也都有了经验了。各派组织加强了,跟着争着斗黑帮。这就是六六年冬天,学校的斗争已经跟社会上的斗争联系起来。社会上又因对驻军问题产生两派。我那个组织为了替一个挨打的工人造反组织说了话,莫名其妙成了拥军派啦。对解放军我是有感情的,支持驻军理所当然。当时我们叫“拥军兵团”,七军团二八班。当夜间巡逻的时候哇,每个人都是一个柳条帽。对立面贴解放军大字报,我们干嘛呢,每天夜里出去,多冷的天推着个小车,上面扔一桶糨子,偷偷摸摸地到大街上拿手电照。凡是攻击驻军的大字报,看着没人,马上就糊上,然后再写上“坚决拥护解放军,谁要毁我长城就砸烂谁的狗头!”你说那阵多认真哪。我就觉得怎么反也不能反解放军呀。解放军解放了中国,军队在我心目当中最神圣。我们好多战斗支团哪,都是毛主席的诗词命名的,“反到底战斗团”,“丛中笑战斗团”,“卷巨浪战斗团”,我那战斗团就叫“冷眼向洋战斗团”。毛主席不有一句“冷眼向洋看世界”吗。这时社会上有个“狂人造反团”哪,他们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袖章上“狂人”这两宇呀不是一般写法,写的“人”字就像风刮的那样子。“狂人造反团”善于抬死人上街游行啊。死人都是两派武斗打死的。他们就进攻军事管制委员会啦。我们这个兵团好家伙接到通知行动好快,从桥西跑到桥东啊,只用了二十分钟,从近道跑,然后就整个二十几排学生啊,把军事管制委员会保护住啦。

   我先插几句别的。当时我一直是干动态的,负责跟全国各地联系的。所有材料都从我手上过,所有传单都经过我过目,有时还拿大喇叭上街辩论啊。大喇叭放车上边,十好几个喇叭捆在一起,扩大机搁车里。还有一个备用喇叭,随时准备被砸。我们那时训练的广播员哪,现在电台都不可多得。我那个相好的女同学,声音极好,连讲那么四、五个小时也不累。讲话也没稿,拿嘴说出来也特别合乎逻辑呀。我们兵团还培养那么一个人,专背语录的。马、思、列和毛主席语录他都会背。辩论时需要语录,只要说,快,来点,他肯定给你来一条语录,还特别合适。他是学物理的,脑子好。他不光是背,光能背语录那不算嘛——语录那阵我也能背下来,“老三篇”都倒背如流哇,毛主席四卷的第三卷,我还都背得下来啦。那阵没书就看那个是吧——比方对方攻击我们,我需要条语录,说他们搞阴谋。他马上就给写出条来,说当时在第二国际斗争的时候,列宁在驳斥考茨基的时候曾经说过,在政治斗争中最卑鄙无耻的事无异于把自己的话强加在对方的头上。那些犄角旮旯的话他都背得下来,我们就管他叫“马列主义弹药库”。

   再说那次保卫军管会,我们挨揍啦。狂派人太多。我从在休战的时候,一人背一个大背包跑到战场中间捡“子弹”。我看我也不是武斗的材料,眼也不行,就专搞动态了。搞动态挺带劲,主要通过潜伏在对立面组织中我们的人,搞消息。这些人大多是收买来的。不用钱收买,当时也没钱呀,靠挑拨。说你是个老造反,现在勤务组都没你。领导班子叫勤务组哇,一把手叫勤务员,这是巴黎公社的叫法。这样就慢慢地拉过来不少人。还打到对方组织里去。派人带假情报过去,参加他们组织,很重要哇。这是我们的地下动态员。对立面组织内部有个四个人组成的“契卡”,经常开展肃反,有时肃出来也真揍哇那家伙。我们也搞肃反。我为什么对武斗腻歪了呢,记得我们逮了一个女的,是化学系的一个姑娘。戴眼镜,身体特别弱。她是单为探听消息来的,被带进学校一小屋里去啦。我们这边一个女将,长得特别魁伟,是邯郸人,狠打她。化学系那女的呀真叫英勇啊,大皮带这么宽,刷就抽下去啦。这姑娘别提多坚决,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大皮带真狠哪,一溜一溜抽呀,一下子一道红,胳膊上,脸上,打完,这姑娘头发一甩说,我再说一遍,打死我我也是这观点。说老实话我现在认为,那时红卫兵百分之九十以上真是当革命搞的。师大死的一个女同学,她跟我说过,“我觉得我就像保卫巴黎公社的战士似的。”那是一次武斗,两边拿小口径对打,人都往后退,这女同学自己硬顶上去。一个流弹打在头上啦。你说她要有私心杂念能那样干吗?想起“文革”,说老实话吧我不后悔,我可以忏悔,但我不后悔。因为当时我们不是怀着卑鄙的目的参加的。当时正经八板当革命来对待的,你说我们受了那么多罪。那阵第一次参加武斗的时候,黑夜都不敢睡觉,每天鞋都不敢脱呀。外边一声哨,骨碌就起来。没黑夜,没白天,不能退缩,退缩耻辱。也有逍遥的呀,那时逍遥的简直像狗屎堆一样。现在有些人把罪责完全推在红卫兵身上啦,我就觉得特别不公平。一个路线错啦,就像并岗山第五次反围剿,对那些红军战士怎样评价呢,能说他们死的狗屁不如吗?对不对呀?一场战争指挥错啦,战士死了就不算烈士?

   到了六月份武斗就更升级啦,动枪啦。那天晚上被布置了,说坏人都武装起来啦,我们不武装起来不行。江青曾说啦,文攻武卫,没有枪不行。就决定到解放军那去抢枪。实际那是解放军让枪的。到军工厂啊,大门敞着,没人管,哪里是抢?纯粹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武器库也开着。管库的人说你干嘛啊,你干嘛啊,一边说一边往里领,还拿手电给你照着,这边来,这边来,原来全是军队布置好的。抢了枪,也不能打,试打结果连一环也没打上,这枪呢后来没使上。我总觉得整个“文革”的过程,是毛主席领导“文革”,后来他领导不了这个过程。人们开始投身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都是由衷地参加革命,以一种虔诚的水晶般的心,跟着领袖去干,去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斗争,可是随着“一月革命”风暴,“文化大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这场革命就不纯洁了就是。已经明白了革命就是这么回事,于是开始有些人有意识地能动地利用这个革命,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革命越来越肮脏。这是因为夺权以后涉及到个人利益。党内派系斗争日益明朗化了。有些政治扒手、政治掮客,就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东西塞进这场革命,所以决定这革命就不好办了。如果说“文革”初期的时候还可以说是一场圣战,那么后来完全是一场权力战了。一场权力的再分配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们学校是全省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不久省市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成立革命委员会,都是我起草致敬电。当时叫“三结合”,一个工人,一个解放军,一个红卫兵。革委会是权力再分配,开始争权夺利了。红卫兵的命运越来越不如。红卫兵是第一梯队,解放军是第二梯队,工人第三梯队,所以越到后来红卫兵越不值钱。到工人宣传队进校时,红卫兵简直就是臭下三烂了。解放军进校还好,表态支持我们,那是我们的大恩人,所以对他们顶礼膜拜。但是后来使我们非常懊悔,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那阵儿不许提“业务”两个字,我们觉得“文化大革命”已经差不离了,该念书啦,要求复课闹革命。解放军对我们讲是啊,复什么课啊,只能复毛泽东思想之课,复马列主义大批判之课;业务课的词都不应该用。业务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后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对业务问题讲的非常左。当时我也仗着自个儿老造反,纠合了两个老造反派,加我一共三个人,写了篇大字报,直接贴报社门口去啦,大题目就叫,《三月二日社论有问题》。我那旁边不是有一个马列主义弹药库吗?由他提供语录。一天之内就出现了无数大字报围攻我的大字报。又来了好几汽车人堵在学校门口,要和我辩论啊。驻军专门约我谈,说造反派要立新功,老造反就犯错误,现在正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那套话又上来了。校革委会就把我抛出来啦,意思说你跟人辩论去吧!亏得这时候我们还有几个确实从白色恐怖杀出来的,保护着我。我从那以后就退出一切组织,跟学校的关系特别拧。参加一个创作组写话剧,题目叫《春到长城》,大意就是走资派厂长怎么迫害工人,后来“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他,工厂就行啦。那时的小说、戏剧都这么个意思。

   学校里肃静不下来,又抓起“三反分子”。尤其是反毛主席的。一个同学没事的时候在窗台上写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下边“毛泽东思想”没写,有人招呼他,他走了。后来,不知谁擦了没擦乾净。过两天不知谁又在后面与了“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结果话就连上了。有个女同学见了大惊小怪地叫:唉呀,你们看,这是反标!那时候人人战战兢兢呀,已经动用专政机关啦。结果当天下午就把我们那个同学揪出来啦,反革命啊!我跟他在一屋睡了两年多,怎么反革命哪?全系一个一个开着批判会,那驻军呢在上面喊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已经深入到我们班里来,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六亲不认,马列主义的实质就不能有任何私情。他胡解释。我接受不了,可是不敢言声呀,言声要揪出去怎么办?结果好多同学起来说:我揭发!我揭发!我纳闷儿你们都揭发什么呀就是。啊,六八年那阵,我觉得是开始革我们红卫兵的命了。结果那同学判刑十年,到处游斗啊,这是一个同学。还有一个同学也揪出来了,为嘛呢?他写大字报,写完涮笔水啊那么一甩,甩在毛主席像脸上一溜儿,吓坏啦。他赶紧叠巴叠巴,也不敢烧,压在自个褥子底下了。过些日子他给忘了。后来学校闹臭虫,挨屋打药时发现,当场就揪出来了。驻军真狠呀,往公安局一送,马上进监狱,马上就判,快极了,也是十年。那真的太厉害了就是。比白色恐怖还厉害!对这“文化大革命”,由于这么没有良心的胡批乱斗,出自于个人私心的胡打乱凿,再加上白色恐怖,我真腻了。腻了这里边可能含着有更高的觉悟吧!再说岁数也大了,面临毕业了,差不多大家都有一种厌战的情绪。那个和我要好的女同学忽然和我吹了。大概怕我这人容易出事。忽然一个烈士子女,五大三粗的,找到我,说,我挺崇拜你。那时女子说话都跟男的一样。好像女的要有女子样儿就修了。说话都是“你奶奶的”,才有劲呐。袖子卷起来非得卷到胳膊肘以上,这是那时候的审美观点啊。那阵儿想起来也是够飒爽英姿的。看来我这件事也染上了“文革”色彩。我们非常密切的时候,已经到了“文革”后期,岁数也是二十四五了。人们没事干,这种事就很自然地发生起来了。可是临毕业的时候,我跟她又活活地让工宣队给拆散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工宣队进校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了。工人阶级再一伸进脚来真坏事呀。说老实话呀,驻军凶还讲点政策;那工人宣传队进校实在是毛主席最失策的地方了。工宣队什么东西呢,天不怕,地不怕,觉得自己是老大。这时红卫兵已经是老三位了,到后来就是老九了。我记得工宣队一进校就说,我们工人阶级是占领学校的,是毛主席派来的。一人手里还托着一个芒果,是拿塑料做的。讲话时说,我们工人阶级就是大老粗,“唰”地这个扣子开了,一条腿蹬在讲台上。这阵儿说起来难以置信就是。当然这里边有个别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而这种老工人正成了他们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的筹码。有个老工人来忆苦,那是真苦,伸出手来没几个指头。忆苦为了嘛呢?还得进一步斗知识分子。全被利用了。工宣队一来,马上与驻军闹矛盾。而且工宣队一进来,准有一拨人哭诉去,我们怎么受压,这个那个,工宣队就有事干了。有个工宣队头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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