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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 我的学思历程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14年05月26群学网
   
 
标签:学人讲坛
 

  

   今天非常高兴能再一次回到母校和大家谈彼此共同关心的问题。我想一边讲讲我小的时候怎么样开始进入这个研究过程,另外一方面,我想说说我在做思想工作、学术研究过程当中几个主要的困惑,以及用什么办法把这些困惑克服了。

  

   我是海耶克先生的学生,他是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他从经济方面开始进入了政治思想。1963年我通过了博士考试,但是却发生了精神上危机。通过了博士考试,我可以选择任何题目做论文,但是却无从下手,因为我当初的目的,是向海耶克及其它几位先生们学习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同时研究学习西方科学的基本观念。因为环境特别有启发性,所以我的三年学生生活非常投入于西方的知识,而系院给学生很大的自由,不限制论文的题目,我可以进入任何我有兴趣的领域,换句话说,一方面我对西方知识非常有兴趣,一方面我不知道是否该继续投入,因为当初我并不是完全站在学术立场,我的学术、思考并不是纯学术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假若把公众事务定义为政治性,那么我的学术工作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个政治性不是中国式的政治性,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国式的政治是只有统治没有政治。

  

   我当初去读书,是有政治意义上目的,而现在研究西方也可以有政治意义,但是与中国就距离远了,一方面我想要研究中国五四,一方面又要研究西方,到底该如何是好呢?所以我产生了精神危机,严重到整个下午在图书馆所看的书,一下子就忘记了,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最后还是无法决定该研究什么,1963年的夏天等于浪费了。秋天时海耶克先生回来做一场演讲,我去看他,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问题,请老师给我一个建议。海耶克先生向我说:「你现在要做人生中第一个严肃性的研究论文,你必须自己决定要研究什么,但是我愿意向你分享当初我如何做这个决定。我所有的个人研究,都与我的个人关怀有关。」海耶克先生如此说,一下子我就茅塞顿开。回程的路上,我已经很清楚自己的方向,就是研究我最关怀的问题,即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相反的,为什么共产主义成功了,明白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失败,才能了解中国自由主义未来还有没有前途,从历史可以检讨一些问题,所以当时我决定了论文的方向,就是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从历史的背景看看,假如自由主义再继续往前发展,需要什么条件,如何发展等等问题。

  

   海耶克先生这次回来的讲演,其中一个题目是『理论头脑的不同类型』,我的文章中介绍他的思想,中文称做『学术工作的二个不同类型』。他说从事学术工作基本上有二种人,一种是一科通人(memory type),即是对某一科非常精通,不客气地说,一科通人通常是记忆型;另一种是困惑型(puzzle type)的学者,换句话说是胡涂型,表面上别人都懂了,他还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学术界有这二种人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头脑,记忆型的学者没有什么创造力,学术里比较有创新的想法,通常是由困惑型的人想出来的,这二类人都非常重要。人类的遗产必须用当时的语言做说明,需要一科通人把当时的文化用现在可以理解的语言,重新表现出来,所以学术的传承,学术的教育需要这些一科通人做教育家,来传承下去;而困惑型的学者,当你进入他的著作,就好像第一次进入古堡一样,每个地方都要探索,因为对读者而言,这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内容是困惑型的学者自己想出来的,用自己的思想来解释自己的见解,这样的解释当读者第一次看到时,会觉得很生疏。记忆型的学者对任何学说思想,都非常熟稔,所以比较没有创造力,任何学说思想一下子就从脑中显见,在写著作时得心应手,而自己可能没有自觉,速度也比较快,因为遇到问题不会困惑,把学问重新组织,来应付新的问题,所以记忆型的人,往往不是有创造力的。困惑型的人,记不住许多学说,必须从中自己想问题,一步一步来,有时对自己的研究,下笔如行云流水,废寝忘食,一下子完成许多,有时又被自己的想法困惑了,必须重新再想,若真的想出有道理的学问,会相当不得了。

  

   1947年我在北京北师附小读小学,后来考取了全中国最好的中学-师大附中。当时我在那读书,有几个特别的经验。师大附中是全国最好的学校,进入北京师大附中就读的人,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是,我们是中国未来的菁英,中国是属于我们的,若不是我们,谁是菁英呢?因为我们得到中国最好的教育。当时常弄得朋友讨厌我,因为我要看最好的书,最难的书,最深的书,在我的生活里就是追求卓越,一定要追求最好。另一个经验是,在北京的学术气氛中,很自然有一种感染人心的虔诚和敬意,北京的文化博大精深,使人自然产生一种敬意。读初中时,老师鼓励我去看课外书,北京有商务印书馆、开平书店、中华书店、世界书局,课余时我走路去看书。当时我只有13岁,还是小孩子,进去书店时,那店员对我很客气,向我打招呼,让我随意看书,离去时,店员也客气地对我说:「您慢走!」令人感受到,那股敬意就从这里来,他对你恭敬,你对他恭敬,没有什么目的,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我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国家观念,当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并没有受日本人的欺负,只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被日本人管?我的爱国观念起源于:当时北京虽然文化基础很好,但是冬天却有冻死的人,社会机制很差,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任务是把国家弄好,国家与我有密切的关系,我无法忍受这种国家!很早就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另外,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平等观念。平等观念是对所有人都讲平等,您是长辈,我会对您很恭敬,但若有我不同意的事,我会表示意见,当然要很有礼貌、很客气地表示意见。满清没落后,满人皇族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生活来源,许多满人沦为汉族富有人家的佣人,满人非常重视礼节,我被这样的佣人教导礼仪、生活应对,这些礼节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我的平等观念要感谢我的母亲,当时我家很富有,在北方从事的轻工业,如纺纱、染布、织布等,但是父亲并没有给我母亲很多零用钱。家里佣人很多,每个佣人都有自己清苦的故事,佣人的家里出了事,或家人生病,我的母亲虽没有许多零用钱可以帮助他们,但对他们有同理心,似乎是亲身感受,完全一视同仁,并不是同情他们,我母亲的言行教导了我。我生在这样的家庭,从来没有觉得礼节与平等是冲突的。但是在台湾,礼节与平等似乎是冲突的,你要有礼节,就无法平等,你对某人有礼,似乎你必须让自己低下,才会显得特别有礼貌,当然台湾有的礼节是一种工具性的。

  

   我到台湾以后,当时是白色恐怖的末期,已经不那么严重了。我在中学时代,觉得自己的国家要自己去救,于是我对政治特别有兴趣,我想做政治领袖,我到台湾大学时,是怀着这种雄心壮志来的。为什么来台大读历史系呢?读历史才能了解中国的病征所在。但是,到台大之后,觉得非常失望与茫然,老师重考据,但这与我所关怀的事距离非常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见到了殷海光先生,应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大。

  

   对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我那时已经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是要把国家搞好,应该走民主宪政的路,民主宪政建立法治,不要走独裁的路。除了受殷海光先生的指导之下,阅读了有关自由主义的著作之外,主要来自两大启示: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奇利思马的。第一、蒋氏政权在台湾的威权统治给自由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反面教材,目睹蒋氏政权为了维持其个人绝对统治所散布的蒙昧与压制,在政治社会与文化上,因之而衍生的恐惧、伪善、矫失与虚脱,以及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的歪曲的宣传,在在使我渴望一个合理、合乎人道,能够舒展性灵的人间秩序,根据当时我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只有自由主义所提出的一套道德、政治、法律、经济与文化原则的实现,最有可能在一定程度内达成这样的理想,蒋氏威权统治没有真正乌托邦的冲动,虽然在宣传的架势上,有时它也大唱高调,也不会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虽然它也曾尝试过,所以,它无法利用伟大的理想,和群众的势力来掩饰它的种种略计,并使其正当化。

  

   换句话说,共产党当然比蒋氏政权更坏了,因为共产党利用乌托邦的冲动与群众运动,来掩饰它更恶劣的一面,于是,这些劣计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因此,对我们这些了解其真相的人,特别难以忍受,谋求另一出路的感受也特别迫切。第二,虽然当时我还未能掌握自由主义深厚而复杂的内涵,但在跟应先生接触的时候,已经呼吸到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应先生的真诚,对施礼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面对政治压迫所表现的威武不能屈,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以及对同胞人类的爱与关怀,在在使我感受到一位自由主义者,在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显示的道德境界,这使我对他背后的思想之源产生了敬意与向往。换句话说,我之所以对自由主义感到极大的兴趣,数十年来继续不断地探索,其动力是来自殷海光先生的奇利思马的震撼。这就是我多年来特别研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出路的基本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几次的机缘,我很幸运的到了芝加哥大学,跟海耶克先生念书。当时,应先生正在翻译「民意之路」,应先生主张逻辑实证论,特别崇拜罗素,我从小喜欢听老师的话,所以,我就去念罗素的著作。罗素著作的英文很容易看,用词非常漂亮,并不困难。看了罗素的原文著作之后,我又看了海耶克先生的「民意之路」,与翻译对照,发生罗素不是个思想家,他是个数学家,思想非常通俗性,我就有一个梦想,若将来能跟像海耶克先生这样有思想的自由主义大师念书,那岂不是太美了!而四年当中,这个梦就实现了,经过转折,就去跟着海耶克先生念书了。

  

   有几个经验,不是一般的中国留学生能够经历的。第一件事,老师不向我说道理。但这自由主义最大的堡垒,怎么不讲道理呢?当时的规定,研究生必须要念十五、六本西方的原典,如柏拉图的「The Republic」,没有选择的自由,一定要读,为什么要读?不说道理,完全是旧式的,而且必须包括莎士比亚的三大悲剧,必须包括俄国的小说「战争与和平」,或者是「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不是杜斯托也夫斯基,就是巴伐洛斯基,没有选择,不管你将来研究经济也好,考古也好,都必须念这些东西。我非常困惑,我到芝加哥大学来是来研究西方主义,最新最现代的知识,我当时的观念是愈新的愈好,旧的就是被淘汰才有新的出现,结果我们的系不讲这套,不但不研究新的,还研究最旧的,不但研究最旧的,还研究旧的最旧,研究了希腊,公元前第五世纪,耶稣都还没出生,都写出来了,我觉得太奇怪了,不过那没办法,我在这个系里。但是老师给我一个好训练,就是可以跟他对话,可以提问题,可以和老师交流,老师所说的我有不同意,可以请老师再说一遍,可以提出我有不同的看法,很自由地有一种对话的经验。利用一点点经验,这种逻辑的训练,什么是必要条件,什么是充分条件,什么是充分必要条件,这些基本的小小的逻辑训练,使我开始进入一点情况。最后,念了不到半学期,就开始进入情况,原来学问是这样懂的,不是像殷海光先生的那种方式,从学术边缘进入学术内容。

  

 

为什么研究classic?为什么研究原点呢?就是,不是叫你做原点的奴隶,不是说原点怎么说你怎么说。以前的书并不会全部都留下来,但是有些书到了二十三世纪,还是会留下来,还是会有人看,为什么?它是一个很妙的事情。这原点有两个特性,就是真正的classic,经过时间的考验,还可以存在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原点必须对它所关怀的问题有特殊深刻系统的见解,它是特殊问题,跟我们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第二个特性,正因为它对特殊的问题有深刻系统的看法、见解和争辩,它超越了它的特殊性,特殊性与共同性有一个共同的关系。好比说,洛克是西方自由主义最早的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洛克的思想是从假定来的,他假定人类在自然状态之下都是平等,而且有善意,洛克的自然状态受基督教的影响很大,所以洛克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建构在基督教前提上,基督教前提是,在上帝的眼光中我们都是祂的子民,所以,第一个条件,我们都是平等的;第二,上帝创造我们,虽然我们有很多罪恶,但是也有一些善意,因为上帝根据祂的形象创造人,所以在自然状态,不是人吃人的社会。但是哈伯斯的想法是,在自然状态,完全是人吃人的社会,人与人战争的社会。这二个对自然状态不同的看法,产生不同的政治哲学,二位又同时产生了契约论,契约论的来源是对自然状态不同的看法,哈伯斯与洛克对政治思想有特殊的理解与特殊的系统,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换句话说,为什么要研读原点?原点的教育意义,在于以下二点:第一、它提出非常广博而有系统很深厚的思想来解答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它提出一个非常深入深邃又广博的系统的理解。当你念了原点以后,念了真正非常古典,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你就晓得学问是什么,学问不一定是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它经过这些思想这些消化以后,它不会继续问一些浅薄的问题,也不会把浅薄的答案当做答案了。

 

  

   另外一位影响我非常大的政治思想家,麦克波兰尼,他本来是一位科学家,就说得很好:「学问到最后,是一个技能」。学问到了最后,不是一项观念,是一项技能,不是完全可以言传的,不是背条文就会这项技能的,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像小提琴家成为一位非常好的小提琴家一般,弓要怎么拉,说不出理由。技能最后是什么?技能最后是一个模仿。我觉得口号是无用的,现代有很多陈腔滥调,有一种是老式的陈腔滥调,有一种新式的陈腔滥调,有一种是摩登的陈腔滥调,有一种是流行的陈腔滥调,现在西方也一样,被各式各样的陈腔滥调所混淆了,所以我们即使有兴趣,也不晓得怎么学,因为怎么学这件事,被摩登的陈腔滥调污染了。学习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向主要的资源模仿,模仿不是叫你做奴隶,模仿是学习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例如韦伯怎么想,你跟着怎么想,真正学到了,你的脑筋想通了,你的思想逻辑就像大学问家一般。这个时候,你要是有了新的问题,就不是那些思想家的问题,同时,你不单懂韦伯,懂海耶克,懂迪肯,懂各式各样的东西,其它东西你自己领悟出来,而且你也很努力,这时你有可能自己想出新的东西来,若你想出自己的东西来,你就是一位非常有原创非常有贡献的学者,所以classic就是这个意思。

  

   我读了很多classic的东西,但是遇到一个大问题,就是中间的空隙都不知道,念西方大思想家的著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维利,但是这些历史的脉络都没念,所以有很大的缺陷,我可以说某一位思想家的很多理论,但他的历史背景我都不知道,这是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个缺陷的弥补,比只去念历史教科书,而没受过经典训练的人要容易。现在有二个人,同样的努力同样的聪明,一位是受过经典的训练,一位是没受过经典的训练的。受过经典的训练的人,比起只念过教科书,上课很努力,而没有经典的训练的,受过经典的训练的人的潜能,比没受过经典训练的人的潜能要高得多,他为了对付问题,赶快去念些相关教科书,一下子就懂了。

  

   有一次我读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这是我的老师海耶克先生第一次叫我念的,那时另一位老师也叫我念,我有点拒抗,我是去读自由主义的,读俄国文学做什么?我当然不敢说,因为老师地位太高,我就去念,念到其中一部分,我明白老师为什么叫我读这本书了,因为卡拉马助夫兄弟们里面最主要的问题看到,人能不能承担自由,给你自由,你能不能承担?人不要做奴隶,但是就有人很喜欢做奴隶,各式各样的奴隶,假如你真正要自由,你不要做奴隶,不要受各式各样新式旧式的枷锁,你要自由,你必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须有自己的格调、素养,你要有自由,就必须能够独立,这本书就在谈这个问题。

  

   我在台湾时,受殷海光先生的影响,我对他非常崇敬,他主张逻辑实证论,而我后来所走的路,在大方向和应先生完全一样,但是基本上是反对他的。我的工作基本上是在自由主义的脉络之下,清理殷海光先生的逻辑实证论在中国世界里所留下来负面的影响。我对应先生非常尊敬,应先生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不是很深厚,但是应先生的意义在中国的文化史与思想史里,是一个悲剧英雄,给自由主义一个人格的尊严,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有人格道德的尊严,是应先生赋予的,这不是口号,是付出代价的。学问与道德很难选择,对我而言,道德比学问还重要。虽然我很尊敬应先生,但是他的学问有问题,我还是要把它说清楚,因为学问还要往前发展,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有希望的话,还是要往前发展其中对自由主义的了解。应先生给我的逻辑实证论,实际上是很错误的东西,现在在西方已经过时了,没有人相信了,当时应先生还不到五十岁就逝世了,所以也不是他的责任,而且是受当时台湾的环境所影响。为什么有问题呢?逻辑实证论相信,没有经过证明的东西都可以存疑,只有经验证明的东西,才能是真正的东西,假如相信这样的道理就糟糕了。你如何能证明价值?价值很难证明,好比说自由重于价值,你怎么能从经验里证明它绝对地重要,最高的价值,真、善、美,是无法证明的,所以麦克波兰尼的自由主义要比应先生的自由主义深刻的太多了。

  

   另一,逻辑实证论要科技整合,将来人类的学问,尤其是科学,可以互相整合,最后愈整合愈接近真理,换句话说,他们有一个很粗浅的进步的观念,认为人类愈来愈光明,了解的事情愈来愈多,所以社会科学是可以累积的,互相整合以后,问题愈来愈少,接近达到事情全部解决的地步,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类有新的问题,而且人类有的东西累积,有的东西不累积,有东西进步,有东西退步。以二十世纪而言,二十世纪人类的文明,尤其西方来讲,有很多地方是退步的,还不如十九世纪好。用逻辑实证论来了解事情,是无法了解事情的内涵的,真正的问题提不出来。真正的学问的发展有二个主要条件,第一个就是,你的基能特别地厚实,特别丰富,第二就是你有真正的问题,真正独特而有道理的问题,不是假问题,这是不容易的,假如你产生一个真正的大问题,若你很努力,你得到很好的答案的可能性很高;假如流行什么就是你的问题,你就成了流行的奴隶,那就是炒作。所以逻辑实证论是无法进入学术内容的。

  

   高老师:

  

   我们发现一件秘密,林老师抱着远大的志向救国救民,到了台大历史系,我们也欢迎大家抱着大的志向到历史系来,但是好像有失望,不过话说回来,有了失望之后,才走了更远的路,所以到了美国,而整个学思历程也格外辛苦的,这里也特别强调经典的训练,实在非常重要,我们也对年轻朋友不要放弃这样一个训练过程,然后从中领会到问题意识。林老师欢迎大家提问问题,我们以同学为优先。

  

   林老师:

  

   在还没有开放问问题之前,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我举个例子比较清楚。现在西方思想界有一个很大的辩论,就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辩论。自由主义是主张人权的,而且有了人权之后,在私领域内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不要国家管,结果产生很多问题。人权本身是应该有的,我指的是西方,但是人权的观念要是泛滥的话,会有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大家都很寂寞,每个人都有人权,家庭都变成不像家庭,父母、子女都有人权,而权利是个法律观念,不是道德观念,什么都讲权利,很多人际关系都法律化了,变成契约化,所以产生很多寂寞,西方的名词叫做原子人,每个人都是原子,不需要有关系,结果产生社群主义,社群主义主张有传统、有道德,在一个小区里有共同的生活,必须有道德基础、道德共识,所以有很多辩论。现在的辩论热度已经降低了,我们可以观察这个辩论的意义是什么?基本上社群主义提的问题是个假问题,所以它就后继不力,没有什么办法,它的看法它的观察不是错的,它的观察是正确的,就是所谓自由主义特别提倡权利产生很多不好的后果。为什么社群主义提的问题是个假问题,不是真问题呢?第一,假如社群主义说自由主义所说的人权观念是错的,因为人权观念产生很多坏的结果;第二,假如施政者说,因为这个人权观念错的,但我也不是不要人权,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或是社会的人说我不要人权,社群主义的人说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是错的,你就必须提出自己的人权观,假如你没有提出社群主义的人权观,同时你说自由主义错的话,实际上你的问题不是人权的问题,是人权限制的问题,就是什么的情况之下要限制人权,使人权不要泛滥,人权的观念在这个范围内是重要的,若社群主义说不要人权,你用什么权利来和我辩论?

  

   言论自由是重要的人权,社群主义基本上已经接受人权,它才有自由去表示意见,所以它的问题不是自由主义人权的问题,是自由主义人权的观念是否要受到适当的限制,在这限制之外,人权泛滥了。好比说,我有权利不被别人伤害,我没有犯罪,政府不能抓我,警察不能随便到我家里来,这是我的人权,除非有法院的文件证明,这是once to be free from usually,我有权利不受伤害,另一个是once for performing competence,好比说我喜欢音乐,我有权利去学习音乐,不能受政府规定,我有权利学习与发展我的兴趣,但是这个权利与once to be entitlement不一样,现在西方的权利已经发展到,我有权利得到政府的好的服务,这些服务是我的人权,这个问题在西方非常受重视,每个人都必须有权利受到政府的照顾和服务,这个性质与once to be free from usually及once for performing competence不一样,换句话说,人权必须做内部的区分,做内部的区分后,会发现人权本身要受限制,那么在人权限制之内,要发展道德等等。假如你对个人自由没有兴趣,那么自由主义就没有意义了,你要喜欢自由,对它有兴趣,同时必须负责任,假如你说你喜欢自由,但不要对个人的行为负责任,那种自由就是一种不合理的自由,因为你说不清楚。自由主义最后的一个意义就是培养道德基础,自由主义最后必须有道德基础,那么这些,是自由主义的真问题。以此解释我所说的真问题假问题是什么。

  

   发问者,医学系四年级,男:您刚才提到学者有二种类型,第一种是记忆型,第二种是困惑型,想请问困惑型学者是如何产生的?但是最后您又请我们要训练,尝试去得到一种思想上的技能,这就是您所说像韦伯一般的逻辑思考,而这种与您所说的困惑型有没有矛盾?像韦伯般的比较有创造力,还是困惑型的有创造力?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

  

 

林老师:我所说的困惑型与一科通人,是世界水平的学者,像以塞伯林,他基本上是一个记忆型的学者,不是一个困惑型的,他写的东西非常多,而且很有学问,在传播文明当中很有贡献,但基本上没有原创贡献,原创贡献是别人做,他将这些内容解释得很清楚,我所说的是这种世界级的大师。而学习一开始,你变成一个对学问有兴趣的人,你当然需要一些教育训练,一个学问连基本的入门都没有,要开始想问题,很难,如果你的程度是很普遍的程度,那你怎么开始做学问呢?实际上这二种类型不是那么绝对,有的人比较困惑,有的人比较属于记忆,很少人完全困惑或完全记忆,假如学了一些东西,你比较困惑,你可能走困惑的路;你读的东西各家都有,一问起你非常清楚,这种人通常是记忆型,困惑型的人读了伟大的学说,可能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以年轻人的程度,二方面都需培养,不是从小就开始想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发问者,台湾大学毕业生,现职医生,女:在我就读中学到大一、大二时期,您刚才提到过的书我都读过,那现在我的孩子是否也应该让他念这些书?对他有没有帮助?这些书是不是对年轻人很有影响?

  

   林老师:读经典的书不是要读、想读,就可以受到经典的好处,因为经典是非常难的,经典是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教育系统,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来培植来扶持,才有办法读典,假如读经典变成口号式地读,不一定有什么结果。经典是非常难懂的,当中的曲折,不容易了解,难的程度有时候到达需要老师指导,需要有人引领你,而带领的人不一定正确,经典属于大家的,你自己也许有一套看法,说不定比老师还要好,可以指出老师的错误。海耶克先生说,「考试,不应该!」大学,尤其研究院,不应该有考试,不应有入学试,应该有一个契约。有的人不愿意签契约,但有的人就是对学问很有兴趣,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这种菁英,才是自由主义的菁英,自由主义方式的菁英,也比较平等。?

  

   发问者,历史系一年级,女:您所提到中国过去的政治是只有统治没有政治,请问统治与政治最大的区别在那里?

  

   林老师:我刚所说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就是政治是大家的事,必须共同参与,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所谓公共事务,是大家的事情,既然是大家的事,就由大家参与,大家参与的公共事务是政治。而中国的政治向来不是这样,不是大家的事,韦伯说的话也许比较重了点,「中国传统的帝王朝代之间,基本上是像家传式的统治」所以中国比较聪明的人就逃避政治,如道家、佛家,逃离政治而不是参与政治。现在台湾不是了,台湾有一个初期的阶段,产生很多问题,并不是完全统治了,但现在刚开始由人民参与,出了一点问题,出了所谓民粹主义。台湾现在民粹主义的意思,是南美的意思,不是俄国的意思,也不是美国的意思。俄国的意思,所谓的民粹主义是说,那些知识菁英、贵族走向人民,到人民那里去,认为真正的智能,不是知识菁英的智能,农民老百姓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另外美国的民粹主义是说,政治人物要反映最普通最低层的人民的看法,那是美国的平等观念;台湾的民粹主义政治是什么?相当于南美的,比如说,某一位先生,特别喜欢权力,有权力就有一切,有钱有势。

  

   在东方中国的社会,想要有权力,过去就是打天下,成功后天下就是你的,后来在民国时代,军阀就是靠枪去显现权力,到蒋介石时代,威胁、发生白色恐怖,人民非常害怕,所以他自己有权力,或者是共产党组织农民运动。现在台湾的情况呢?不能用右派的集权统治得到权力,也不能用左派的全民运动得到权力,用民主,可以得到权力。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利用民主做出得到权力的一个过程,利用了民主的形式,得到了个人的权力,不是为真正的民主而做的,有了权力后,不一定为民主。台湾的民主在制度上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总统对立法机构不够负责任,因为把宪法修改就行不通了,我们的宪法是违法的,因为宪法必须建立在根据宪法制定的宪法原则上,宪法原则是民主宪政的原则,不是独裁的原则,宪法的第一条,就是根据民主宪政的权力,权力要限制,互相制衡,不限制的权力就不是民主宪政的宪法,是其它独裁的宪法。

  

   发问者,工管系四年级,男:美国有一个比较大的讨论,就是经典到底要读那些?因为所选择的经典也决定了你的意识形态,要如何选择经典?老师刚才所提到的逻辑实证论,老师似乎是反对科技整合,假如一位学者从经济学出发,提出一个观点,非常有道理,而另一位学者从法律学出发,如果大家无法取得共识,这样会是一个好现象吗?

  

   林老师:我并不是反对科技整合,我反对假的科技整合,我赞成真的科技整合,什么叫做真的科技整合呢?科技整合真正的意义是你有一个问题,这问题除了需要你本科的知识以外,还需要其它科的知识与技能的帮助。假如科技整合变成形式主义,把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律学家放在一起,请他们炒作出一个题目来,这种科技整合往往是没有意义的。若问题真的需要科技整合,我是非常赞成的。

  

   关于如何选择经典,选择经典,背后往往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预设,例如社会、政治等等。实际上是,你的兴趣在那里?以台湾来说,凡一个社会,不可能对所有事情有兴趣,对所有事情有兴趣的话,这个社会就没办法集中精力。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兴趣,就是如何把我们刚刚开始起步的自由民主的程度,使它深化、成熟,使它更成长,使它对老百姓变成好的东西。民主失败以后会很糟糕,历史上民主失败的数字,不见得会比民主成功的数字要少,民主不一定使国家好,民主不一定必然使老百姓得到幸福,有的民主把国家搞垮了。换句话说,我们的兴趣是如何使民主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发展得有生机,愈来愈合理,愈来愈像我们所需要的民主的样子。那么,假如这个兴趣是我们社会的共识,我们的教育也应该配合,我们的教育使得老百姓成为愈来愈参与民主社会的公民。

  

   发问者,台大经济系毕业校友,女:您的书中有提到奇利斯玛,就好像是一种很典型,能够影响别人,很有权威的人物,如果在一个社群里,有一位这样奇利斯玛的人物,能够形成他们自律的公约,那么就可以形成一种长成的秩序,而不是做成的秩序,自然而然就会有感染的力量,逐渐扩大,整个社会就会有一种长成的秩序,那么这样是不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民主社会?如果是透过教育,那中间感染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林老师:这是我用韦伯的观念推衍出来的东西。有的人有一个特别的本领,被其它人看重,给他特别的恩惠。好比说,在一个战场上,军队已经涣散了,忽然有一个人登高一呼,大家重新在他的领导之下,奋力把敌人打倒了,大家非常崇拜他,这个领导者,就是奇利斯玛,这是韦伯原来的定义。这个人有特殊的超忽一般常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种能力就自然而然吸引了别人。奇利斯玛的人物有二种,一种是破坏性,一种是建设性,某些制度,某些秩序,不需经过立法,就是要一个大家崇拜的领袖,就是这样,这可以好可以坏,可以自由毁灭。

  

   可以好可以坏,可以自由毁灭。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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