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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德·纳阿曼:自我牺牲的可能性


作者:欧德·纳阿曼|译者:吴万伟 更新日期:2014年05月26群学网
   
 
标签:随笔

   通常,死亡在我们的生活中呈现为即将到来的终结。西蒙·维尔(Simone Weil)写到,对我们多数人来说,“死亡表现为提前为将来设定的边界。”我们制定计划,追求目标,探索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在不死的前提下。我们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一切行动都受到死亡的限制,因为表面是由边界塑造而成的。

 
  但是,当末日来临,已经接近这个边界时,我们除了恐惧没有其他。所有的追求都在一瞬间分崩离析,我们的自我理解崩溃坍塌。我们被一下子驱逐出有意义的空间。除了这具躯体之外,我们一无所有。只剩下这具躯体和最后的呼吸。这不仅仅是我们在死后无法继续存在的问题,而是不忍看到死亡。我们不想死,至少不是现在就死。
 
  但是,自我牺牲的可能性说明这种恐惧能够被克服,从而让死亡变得有意义。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在2010年12月自焚身亡,他的死掀起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群众性抗议活动。但是,不这么出名的自我牺牲还有很多。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士兵、积极分子、恋人、朋友、父母都表现出死亡的愿望,这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种难以理解的行为乍一看或许不值得严肃地考虑。但是匆匆忙忙得出结论将是一个错误。把自我牺牲当作一种不可理喻的荒唐行为而不屑一顾不仅仅是否认一种盛行的、影响广泛的人类现象。通过理解这些行为还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更笼统的价值观问题。事实上,我们将看到即使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来没与真的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但自我牺牲的可能性是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的组成部分。
 
  接下来,本文将考虑三个著名的人物,他们的死常常被看作自我牺牲的典范。研究他们的死亡,我们将逐渐认识到其中只有一位发现人生的意义。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三人中,只有她的死可以被适当地称为自我牺牲的行为。

  三个死亡场景
 
  第一个:一个70岁的老人。他的胡子拉长了看起来粗壮结实的脸。他的鼻子非常的宽阔,却有些平塌。鼻孔随着每次呼吸而一张一合,就好像每次吸入空气都源于一个新的自愿吸入空气的决定。我们在凌晨时分看到他安静地坐在监狱的牢房内。他前额的皮肤皱巴巴、软绵绵的,上面还有汗水干涸的痕迹。在等待宣判的这些日子他没有洗过澡,今天是他人生的倒数第二天。
 
  老人的眼睛集中在他的朋友和学生曾经站立的一个位置上。就在刚才,朋友充满希望地告诉他,祈求老人与他一起逃离监狱以求活命。或许老人还在琢磨朋友现在可能想什么的吧。他走回去了,使命却没有完成,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最聪明的人竟然打破了求生欲望占上风的常规希望。
 
  克里托(Crito)走了,在人群中最活跃的苏格拉底现在却孤零零地呆在牢房里,他已经拒绝了最后的求生机会。根据雅典法庭的裁决,后天他将喝一杯毒酒自尽。太阳照样升起在监狱外的天空,阳光填满了潮湿的、脏兮兮的牢房。苏格拉底平静地呼吸,他的鼻孔张了又合。那是公元前399年的夏天。
 
  苏格拉底不承认他的死是个可怕的损失。
 
  第二个:在离46岁生日还差两个月的时候,一个身着制服的男人从阳台进入别人的办公室。该办公室属于日本自卫队的司令官,司令官被绑了起来,被控制在墙边,形势危急。这个人在解开其制服上衣的最后一颗纽扣时说“我觉得他们没有听见我什么。”
 
  就在几分钟前,他站在阳台上以捍卫国家的历史和传统的名义召唤第32团的800名士兵起来反对日本的自由民主宪法:他问“你们将服从精神已死只剩求生欲望的世界吗?”士兵们嗤笑和发出嘘声,“放开指挥官。”“从那里下来!”他没有能够讲完他的话,决定继续推进自己的计划。他向士兵森田(Morita)示意,两人一起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
 
  因为发动政变失败,此人坐在指挥官办公室的地板上,森田站在他后面稍微偏左的位置,剑已经举过他的头顶。此人用两手抓住一把短刀,并将剑头指向腹部。他的眉毛浓厚尖利,但是脸庞仍然显出脆弱性。他本来是一个温和的、病恹恹的孩子,虽然几年下来身体已经结实了不少,现在是自己的私人武装楯の会(the Shield Society)指挥官,但文弱书生的面庞依然清晰:右眼比左眼稍微大一些,在脸部的位置也更高些。
 
  随后,这个人按照日本传统仪式切腹自杀。他将很快被森田砍下头颅,另外一个士兵古贺浩靖(Furu-Koga)接着把森田的头颅砍下来,从而完成楯の会切腹仪式和复兴“日本精神”的努力。这是日本最受推崇的多产作家之一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在1970年11月25日在东京的最后场面。
 
  第三个:伦敦南部埃普瑟姆赛马场(the Epsom Downs Racecourse)拥挤的人群中一个四十岁的妇女。她瘦弱的嘴唇紧闭,通常疲惫和怀疑的双眼现在看起来意志坚定。她紧靠着把群众和赛道隔开的栅栏站着在观看马匹在赛场上奔跑。
 
  社交活动者、赌徒、商贩、群氓、赛马骑师、国王乔治五世和夫人玛丽王后---都在现场观看比赛。对德比(the Derby)将参赛,没有人会有一丝的怀疑。妇女参政运动激进分子艾米丽·威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抗拒这种确定性。她静静地站着,周围是事物和事件的不停运动,人和动物的习惯性模式。她拍打了一下金属栅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从栅栏下钻进去,身上披着妇女参政运动的旗帜,跑向已经出现在弯道处的国王的赛马。几天后,她死于赛马踏伤。这是1913年6月4日---德比日。
 
  苏格拉底、三岛由纪夫和戴维森。他们拥有的唯一共同点是在公共场合拥抱死亡。三人都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闲考虑其他选择,选择其终结生命的方式,但他们都认为死亡是确认生命的终极行动。
 
  在柏拉图的对话“克里托篇”的开头,当苏格拉底清晨在牢房中醒来时克里托给苏格拉底打招呼。苏格拉底问“刚刚来,还是到这里一段时间了?”一段时间以来,克里托一直陪伴在苏格拉底的身边。他解释说他不想打扰苏格拉底平静的睡眠,而且觉得奇怪苏格拉底死到临头怎么还能平静地休息呢?
 
  雅典法庭已经不公平地裁定苏格拉底因为亵渎神灵和腐化青年而被判处死刑,要求他喝毒酒自尽。现在他就是等着处决。苏格拉底告诉克里托,“到了我这个年纪,如果还对现在必须死去感到愤怒就不合适了。”但克里托并没有苏格拉底那样安详。克里托不愿意失去“一个朋友,一个以后再也找不到的朋友”,而且他也担心自己的名声可能遭到伤害,因为人们会指责他没有尽力挽救自己最好的朋友。
 
  克里托向苏格拉底讲述了支持逃亡的理由,同时驳斥了反对逃亡的理由。克里托说,逃亡在经济上和后勤补给上要求都不很高。他向苏格拉底保证他能找到很多欢迎和保护他们的地方。克里托还说,在有机会挽救生命时放弃生命是不对的。最重要的是,克里托相信苏格拉底的孩子们需要他才能完成学业,苏格拉底接受宣判就是对孩子们的背叛。
 
  但是,苏格拉底相信他逃亡是不公平的。他承认“唯一得到尊重的考虑是我们应该正确地给带领我走出去并帮助我们逃走的人金钱和感激还是我们做这一切其实都是错误的。”接着,苏格拉底向克里托提出了一个原则,“如果应该不公正地行动,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考虑是应该呆在这里保持安静等待死去,还是宁愿以另一种方式受苦也不做不公正之事。”克里托愉快地承认该原则。在这里,苏格拉底重复了《申辩篇》中的原则:“一个人每次行动时都应该考虑下面这个问题:他的行动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是好人的行为还是坏人的行为。”
 
  虽然学者对苏格拉底为什么相信正义要求他接受法庭裁决存在争议,但这个冲突的解决不是本文的关键。苏格拉底正义论中隐藏着的内容是唯一相关的考虑。苏格拉底不仅仅坚持这种观点,即无论其他任何考虑---如个人或亲友的幸福若与正义的要求存在分歧,正义都要占上风。而且,苏格拉底似乎认为正义是唯一必须牢记的因素。因此,正义的要求与个人的私心之间根本没有冲突。克里托偏向逃亡的考虑不仅仅是被正义的考量打败了,它们还缺乏力量,不管正义的裁决到底是什么。
 
  在对“克里托篇”的这种可靠的阅读中,苏格拉底相信他即将到来的死亡并没有给他逃亡的理由,甚至也没有被正义打败的理由,因此,他的死既不是损失也不是牺牲。他完全没有注意到令克里托难受的悲剧所在。
 
  我相信苏格拉底对自己死亡的漠不关心是本次对话的核心,他显然否认自己在做出牺牲。如果苏格拉底能够确认他的死将是可怕的损失的话,克里托对他拒绝逃亡感到的沮丧就可能有所缓解。毕竟,即使正义要求人们做出重大的牺牲,它毕竟还是需要做出的牺牲。
 
  在对话的结尾,克里托放弃了说服苏格拉底的念头。当苏格拉底给他另一个说服他改变主意的机会时,克里托放弃了“不,苏格拉底,我无话可说了。”就在克里托离开时,苏格拉底的脸已经不再是即将面临死亡的人的脸;那是中立公正(blind justice)的脸。
 
  如果苏格拉底对死亡冷漠的话,三岛由纪夫则是痴迷于死亡。三岛由纪夫的传记作者约翰·内森(John Nathan)相信三岛由纪夫“受到对死的渴望的驱使,这种渴望是他自少年时期起就接触过并间断地痴迷不已的东西。”在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中,死亡时刻被描述为高尚的狂喜和优美的瞬间。死亡既是生命渴望的顶点又是生命的满足。
 
  三岛由纪夫在16岁写的“繁花盛开的树林”中描述了一个痴迷于大海的妇女。在经过几天的狂热后,她用手蒙住脸跑向海滩。“海风在她耳边回响,波浪在她身边翻滚。她感觉到脚下温暖的干沙,她的身体颤抖起来。她松开了双手。”最后,她跳进海里:
 
  从她的胸脯接触大海的那一刻起,海神就进入了她的身体。就在凶手动手前,在我们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杀害的时候,心中被神秘的狂喜所包围。那是一种绝地错不了的灾难即将临头的时刻,但是这种预兆在此刻没有任何意义。这是美妙的孤立的片刻,与任何东西都脱离关系的时刻,像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一样纯粹无暇。
 
  但是,区分自杀和三岛由纪夫崇敬的安详死亡很重要。在名为“写诗的少年”的自我描述中,三岛由纪夫写到:
 
  他喜欢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短诗“济慈墓”。“在生命和爱情正清新可认时他失去了生命,这里躺着最年轻的殉道者”。令人非常吃惊的是,袭击这些诗人的灾难怎么像是对他们的恩惠一样。他相信先在的和谐(pre-established harmony,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术语---译注),诗人传记中出现这些先在的和谐。诗人相信这些与相信自己的天才一样。想象着在他的葬礼上发表的长篇演说以及死后得到的名声和荣誉会给他带来快乐。但是想到自己的尸体会令他感到不舒服。“让我的人生像火箭一样。让我用自己的存在瞬间给黑夜染上颜色,然后爆炸燃烧。”这个少年想了很多,但就是无法想象其他的生活方式,不过,他排除了自杀。先在的和谐会帮助杀死他。
 
  摆脱了这世上的不公于痛苦,
 
  他最终长眠在上帝蓝色的面纱下;
 
  在生命和爱情正清新可认时他失去了生命,
 
  这里躺着最年轻的殉道者,
 
  他像圣巴斯帝安一样美丽,也一样被罪恶杀害。
 
  没有松柏遮护他的坟墓,也没有悲哀的紫杉树,
 
  只有红唇雏菊,沾满露水的紫罗兰,
 
  和寂静的罂粟,在迎接夜雨。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黄南
 
 
 
  噢,为悲哀而破碎的最骄傲的心!
 
  噢,世界见过的最悲伤的诗人!
 
  噢,英国大地上最甜蜜的歌手!
 
  你的名字用水写在了大地上,
 
  但我们的泪水会使你的纪念碑万古长青,
 
  使它像罗勒树一样茂盛。
 
  ——请参阅豆瓣网上该诗的汉译)
 
  自杀是打着个人无关紧要的需求的幌子突然中断事物的秩序。相反,三岛由纪夫颂扬的死亡让个人返回到世界---进入传统或自然或美的境界---因而把个人从虚弱的、不公正的、不真实的存在中挽救出来。在三岛由纪夫看来,死亡之所以宝贵是因为死亡成为个人认同自身存在之外的某个东西的证据。只有为某个东西而死,人们才知道她是为什么而活着的。
 
  正如三岛由纪夫理解的那样,他宣称的愿意牺牲自己而挽救的传统是自我牺牲的传统。在他看来,“武士(samurai)的职业就是死亡之旅。无论他生活的时代是多么和平,死亡是武士一切行动的基础。从感到恐惧和回避死亡的那个时刻起,他就不再是个武士了。”
 
  但是,三岛由纪夫的死亡逻辑是自暴自弃的。它开始于自我牺牲是个人和社会的非工具性关系的证据的想法,但继续把自我牺牲看作自我确认的工具。如果三岛由纪夫慷慨赴死是为了证明他是为了更高尚的理想而活着,那么,他的死不是为了更高尚的理想而是为了证明自己。
 
  三岛由纪夫最受推崇的短篇小说之一“爱国主义”描述了实施切腹自杀的新婚夫妇的最后时刻。丈夫是帝国军队的上尉,负责镇压他最好的一些朋友领导的叛乱。他下定决心自杀以避免与朋友兵戎相见。妻子很快决定与他一起自杀。故事继续详细描述“这对英雄献身的夫妇的最后时刻”,这个时刻“感人之极以至于众神都哭了。”在叙述者看来,他们行为的基础,即他们自我终结生命的理由不过是行动本身的花瓣而已。故事不是描述他们为什么去死而是他们死亡的方式。小说人物的自我牺牲的价值与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毫不相干。但是,为了自我牺牲本身而自我牺牲就根本算不上牺牲了。
 
  内森写道三岛由纪夫在去世时已经写出了40本小说、18部剧本(都取得隆重演出)、20卷短篇小说还有很多文学随笔。他是导演、演员和有成就的剑客和音乐人;他曾经登上F-102三角剑飞机,演奏过交响乐;七次游历世界,三次被提名竞争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就在他去世前5个月,即1970年7月所发表的文章中,三岛由纪夫写到“想到过去25年的生活,我吃惊地发现它是多么空虚。很难说我生活过。”去世后,他被哥哥描述为一个“永远想存在却从来不存在的”人。
 
  最后,三岛由纪夫觉得为某个理想自我牺牲是他在自身找到价值的唯一希望。但这个动机让自我牺牲根本无法实现,因为其目的不是他身外的任何理想而是其自我的确认。临死的时候,他寻求的是创造自我而不是为了某个事业而摧毁自我。虽然对苏格拉底来说,自我消解成抽象的正义---自我无法被牺牲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但对三岛由纪夫来说,所有理想都陷入自我的黑洞。三岛由纪夫希望为某物而死以便成为某人,但这恰恰是他似乎并不是为了任何东西而死的原因。
 
  与三岛由纪夫的死亡不同,戴维森的死亡就无法理解,如果不理解她之献身的理想的话。与苏格拉底的正义观不同,戴维森的事业也根本无法理解,如果不理解她和很多其他妇女愿意做出牺牲的话。
 
  戴维森不仅为了女性的投票权而死,她的死还是在无论公民事务还是政府和公共话语中表达女性声音的更大斗争的组成部分。她是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SPU)的成员,这个由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903年在英国曼彻斯特成立的组织采取了持续加码的策略赢得公众关注,迫使政府给予女性投票权。首先,妇女社会政治联盟举行有乐队和合唱团助阵的公共集会和示威游行,在乡村集市的肥皂箱子上演讲,给报纸写信,用女性投票权问题打断政治会议。这些干扰活动常常导致女性被捕。
 
  因为这些行动没有效果,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转向更激进的做法。妇女打破玻璃窗,放火焚烧邮箱,在高尔夫绿地上刻写标语口号,破坏艺术品,捣毁兰花收藏品,烧毁没有住人的乡村住宅等。为此,男青年和警察常常追打这些妇女。
 
  每当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的成员被捕或遭遇罚款或坐牢的选择时,他们都选择坐牢。苏格拉底也是选择更严厉的惩罚,宁愿死亡也不流亡。当局提供选择惩罚的机会实际上是对意义的讨价还价:给予指控者一定程度的仁慈以换取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但无论妇女参政论者还是苏格拉底都不愿意做出让步,不会为了换取仁慈一点儿的对待而放弃自身行为的正当性。
 
  仅仅1909年,戴维森就被捕五次,坐牢4次。在监狱中,她与其他女性狱友绝食抗议,否认自己是罪犯,而要求被定义为政治犯。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从1905年到1914年共有1085名妇女和9名男性支持者被投进监狱,其中多人是多次被抓。在这些人中有241人在狱中绝食抗议。
 
  如果三岛由纪夫的死亡是要证明他曾经为更伟大的理想活着,那他的死则只是为了他自己。
 
  最初,绝食抗议者迫使监狱当局出于对女犯健康的考虑释放了她们。但是当政府开始强迫给绝食者喂食时,绝食抗议就变得无效了。与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有关系的报纸《为女性投票》和《妇女参政者》上发表了作者用第一人称描述的令人恐怖的强迫喂食场景。女犯从监狱中出来时往往身体淤青,鼻子流血,嘴巴和喉咙受伤,牙齿被打掉,头发被拔掉,眼睛充血,而且还有高血压和极度脱水等症状。女犯因继续绝食而受伤的风险在逐渐增大。医生若无法强行将食物喂到这些妇女的喉咙里,他们就用橡皮管子从鼻孔插入。艾米琳的女儿希尔维亚·潘克斯特(Sylvia Pankhurst)描述了一群男人强行将金属工具塞入她的口中中及牙齿之间,还划破了牙床。文学学者莫德·艾尔曼(Maud Ellmann)指出,这种描述简直就是嘴巴里的强奸。
 
  妇女参政者陷入困境。她们不能接受被判刑,因为当局把她们当作刑事犯而不是政治犯。但是绝食又导致她们受到强迫喂食的折磨。在实施强迫喂食的最初几年,该政策很少引起公众的注意。政府侵犯妇女参政者的口腔和身体,在字面意义上令她们闭嘴。在此情况下该如何提出女性政治自由的主张呢?
 
  结果,许多妇女参政者选择不再绝食。不过,危机如此严重招致有些妇女参政者仍秘密绝食。玛丽·理查森(Mary Richardson)报道说,她在监狱中遇见的一位女犯在衣服中缝入金属片和钉子,这样一来,在称量的时候,她的体重就不会被发现有问题。饥饿不再成为言说的工具而是成为最后的、绝望的、限制自我的自由行动。
 
  不管秘密绝食在实际多么盛行,这些行动或许被看作指导妇女参政者的逻辑自然延伸的后果,虽然可能有些荒唐。秘密绝食是在所有其他道路都失败后出现的另外一种恶化局势的表现,是拒绝接受当局的压迫性叙述。一旦政治失败不可避免,秘密绝食者---或许包括苏格拉底在内---将在私下里,在内心中继续政治斗争。
 
  但是,那些没有转向内心的人似乎已经认识到她们的斗争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性。在戴维森等人看来,若政治自由就没有自由,我们必须先承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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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6月,在另一次对被捕的妇女参政者强迫喂食时,戴维森从阳台上跳下来阻止当局对战友们的“可怕折磨”。铁丝网把她拦住了。但她从网中出来后挣脱监狱看守的控制试图再次跳下,结果再次被铁丝网拦住。接着,她在10英尺高的网上头朝下栽到地面。她感觉到“可怕的扑通”一声,失去了知觉。第二天,她告诉监狱长自己已经认定“一场更大的悲剧可能挽救更多其他人。”虽然受了重伤,监狱长下令继续对其强行喂食。
 
  按照妇女参政者格特鲁德·克尔莫(Gertrude Colmore)的说法,经过这次事件后,戴维森更加坚信必须有人丧命才有可能赢得投票权。戴维森的朋友同意“或许是这样,但你不应该献出生命。你已经尽力,已经做得够多了,远远超过应有的份额。”这位朋友或许是戴维森的克里托。克尔莫写道,戴维森的答案总是一样,“我为什么就不能是那另一个人呢?”克尔莫甚至认为“对艾米琳·戴维森来说,只有献身于为之奋斗的事业,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但是,即使戴维森和苏格拉底都坚持自杀,与苏格拉底不同,戴维森认为自己的死是一种牺牲。
 
  在1913年德比日,戴维森在从总部收集了两幅妇女参政者的旗帜后,购买了埃普瑟姆赛马场的三等座往返票,登上拥挤的火车,加入到闹市区英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大聚会之中。她站在塔特汉拐角(Tattenham Corner)的跑道旁边拥挤的人群的最前面。就在国王的赛马飞奔而来时,戴维森从栏杆下面冲入跑道,并抓住了马的笼头,估计是要把旗帜绑在上面。赛马惊恐避让将骑师摔到地上,戴维森也在马倒下时跟着翻了几跟头,一头栽在草地上。骑师没有受到重伤,马没受伤,戴维森却昏迷不省,四天后去世。
 
  戴维森的葬礼非常隆重,她的死使得政府遭受本来就不断增加的更大公众压力。由于被称为“猫和老鼠法案”,每当妇女参政者的绝食使其陷入危险时刻后就会获得释放,而在她们恢复体力后又再次被捕。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领袖潘克斯特在1913年4月开始频繁地被抓了放,放了抓。在此期间,许多人相信她不大可能在一次次绝食后幸存下来。就是在潘克斯特情况危急之时,戴维森来到埃普瑟姆赛马场干扰了德比赛事。
 
  戴维森去世后出现了另外一拨捉了放放了捉。萧伯纳在报纸专栏中写到:
 
  想投票的妇女实际上是在说要么杀了她们要么给她们投票权。既然按照律师的逻辑,我们的良心不允许杀掉她们,那就依照常识给女性投票权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了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年龄超过30岁并达到最低财产要求的妇女获得了投票权。1928年人民代表法案把投票权扩展到年龄超过21岁的所有女性。
 
  苏格拉底决定饮下毒酒通常被认为是政治自我牺牲的经典案例。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苏格拉底不承认正义之外的任何价值,甚至包括他自己生命的价值,因此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死是自我牺牲。在苏格拉底看来,正义地生和正义地死是一回事。
 
  三岛由纪夫的死也不是自我牺牲,但理由正好相反。三岛由纪夫希望为自身之外的其他东西而死,因为他希望这样做来找到自身价值。在本质上,他自身之外的任何价值都不过是自身价值的工具而已。由于涵盖一切的自我关注,三岛由纪夫虽然有意牺牲自我却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自杀。苏格拉底不承认自己的价值,三岛由纪夫则不承认自身之外的任何价值。苏格拉底和三岛由纪夫的死表明两者都是其他考虑排除了自我牺牲的可能性,一个缺乏自我关注,一个对自我关注过多。
 
  戴维森不同。正如她在多个场合的言行所表现的那样,她愿意为争取妇女的政治自由而死。但是,戴维森对死亡的态度不仅仅是愿意。或许靠坚持变成为该斗争而付出生命危险的人,戴维森不仅是让战友们避免承担这种角色而且是拒绝给她们这个机会。她的问题---为什么我不能成为另一个人---或许可以被解读为宣言:让我死,不是让别人死。在她看来,一个没有彻底投入妇女投票权斗争的人生似乎让她难以忍受。
 
  这种自我理解的证据出现在她1912年末1913年初撰写的《女性名人辞典》有关自己的条目。她对自己生平事迹的描述几乎全部是参与的可招致被捕的或遭惩罚的攻击行为的清单。戴维森的传记作家里兹·斯坦利(Liz Stanley)注意到,戴维森讲述自己生平事迹时根本没有“女权主义之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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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说,戴维森像苏格拉底一样对她即将到来的死无动于衷。她承认自己生命的价值,并承认她的死将是一场悲剧(虽然这场悲剧可能防止其他人的更多悲剧)。但在她看来,她的人生价值取决于她为事业所做的贡献。在这里,她与三岛由纪夫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三岛不看重任何非工具性内容,唯一关心的是自身价值。戴维森没有在妇女参政者斗争中寻求自身价值,但她的确发现价值所在。
 
  这与父母对自身价值的理解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认为自己对孩子们的价值就是自己的价值。虽然刚当上父母的人通常都继续看重孩子出生前自己参与的活动和朋友圈,但是因为孩子们的需要塑造了他们的生活,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就是成为孩子们的依靠。
 
  有时候,父母可能不知不觉地想象如果没有孩子,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或者曾经有那么一两次渴望孩子都消失,好让他们能自由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过,虽然这些大逆不道的幻想说明父母认识到与孩子无关的自身价值,他们也承认孩子对他们来说不可或缺。为了想象成为别人,父母必须假设没有孩子的生活的事实本身就说明是孩子造就了父母。因此,与孩子消失的幻想相反,孩子的丧失是自身价值的丧失或个人自我的丧失。让自己变成身外之物的工具,我们滋养了自身作为工具的价值观,并通过工具确认我们的价值。
 
  但是,这种熟悉的合理性论证或许站不住脚。因为情况可能是我们的死亡成为自身价值的最佳来源。继续活着可能成为一种背叛,对我们和我们的人格来说,生死不仅是最重要的东西而且是价值之源。在此情况下,即戴维森不知不觉进入的处境,我们觉得反常的不是死去而是活着。
 
  实际上,我们或许认为自己很幸运有机会将生命献给赋予人生以价值的事业。更糟糕的可能是:不能实现自我牺牲。我们要么抓不住价值的源头要么被它消耗殆尽。在价值丧失后还活着或许让人感觉到死后还赖着不走。这是错误的,也是不可思议的,根本不可能的。不管无论是亲人离去还是争取机构性或社区性承认的失败,我们都觉得不能够也不应该与之妥协。我们仅仅一副苟延残喘的臭皮囊吗?我们要拥抱一个精神已死的世界吗?
 
  自我牺牲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在丧失之后还有可能活下来。即使我们与从前不同了,拥有了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自我认识也发生戏剧性变化,承受损失和经历变化的仍然是我们。丧失亲人或遭遇人生重大失败或丧失家园中真正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不可避免地意识到我们还没有被打垮。只要我们或许还认同某些东西,还同样地投入其中,我们就仍然不算失败。这就是为什么丧失首先是可能的:我们注定要在丧失了在我们看来必不可少的人、物、机构、理想之后仍然活下去。我们的自我认识不管是什么都不可能彻底吞没我们。
 
  戴维森抓住了为她看重的事业献身的机会。在她看来,为女性投票权而死似乎是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唯一方式。她让自己的身体服务于赋予其人生内容的事业。
 
  当然,戴维森的自我牺牲是极端和罕见的,但其背后的合理性论证我们很熟悉。就像父母把自己的价值与孩子联系起来一样,在自身价值之外找到自己的价值也很正常。在大多数的人生中,自我牺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处于休眠状态。

  死亡之后
 
  私人牺牲如父母为孩子做出的牺牲与戴维森这种政治牺牲之间存在重大差别。私人牺牲或许在不被理解的情况下达到目标。当父母要挽救孩子或要确保孩子拥有更美好的生活时,父母的牺牲行为即便得不到承认也能获得成功。相反,穆罕默德·布阿齐兹自焚时,其行为是一种请求。政治牺牲要求人们承认其牺牲,因此成功与否取决于见证人的态度。
 
  但是,牺牲行为无论多么大胆、公开、明显,总是被打了折扣,如果牺牲的事实被当作精神错乱者孤立的、无代表性的行为或者被当作错误或者被完全忽略。如果没有人领会,信息就丢失或被遮蔽和掩盖,本来应该作为牺牲行为受众的群体就认识不到它的意义,牺牲因而就不具政治性。为此,政治牺牲行为总是特别关注死后的生命力以及民众看待这些牺牲的方式。
 
  苏格拉底很少考虑名声。就他来说,他拒绝接受克里托的逃跑请求并不是考虑其决定是否被公开或者别人怎么看他的逃亡。在苏格拉底看来,慷慨赴死不过是遵从正义要求而已。这是一种道德决定而并非政治决定,该决定关心的是按照某种原则生活。
 
  但是,苏格拉底的决定不仅在雅典同胞中而且在多个世纪以后都广为人知。多亏了柏拉图的作品,苏格拉底得到他从未想过的承认。苏格拉底的行为和教导因而具有了政治性:它们代表了一些原则,未来后代将受其影响和塑造。克里托对名声的关心并不像乍一看那么肤浅或者头脑不清。正是这种对名声的关注---尤其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名声的关注---才使我们知道了苏格拉底这个人。
 
  另一方面,三岛由纪夫非常清楚需要为他的死找到意义。他要确保三个可信赖的记者在司令官被绑架前一个小时收到他的信。他在信中附上准备在阳台上宣读的宣言书。三岛在信中要求记者发表宣言的全文。三岛由纪夫写到“对别人来说,这似乎疯狂和愚蠢;但我希望你能理解,对我们来说,此次行动纯粹是出于爱国激情。我只是希望你将我们的目的准确地传达给公众。”但是,由于士兵的起哄,三岛由纪夫根本就没有在司令官办公室阳台上发表演讲。虽然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他的死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疯狂和愚蠢之举。
 
  疯狂和愚蠢等指控常常被用来剥夺自杀行为的政治性。当妇女参政者在监狱抗议时,他们面临的风险就是被关进精神病院。监狱当局---监狱长、医生、监狱看守都把妇女参政者拒绝服从命令当作疯狂的表现。依靠继续给妇女施压,将其行为描述为不理性的疯狂举动,监狱当局使某些妇女几乎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让女犯听见各自与医生和看守打斗以及被强迫喂食时发出的痛苦叫喊起不到多大帮助作用。
 
  在多数人的生活中自我牺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可能处于休眠状态。
 
  在戴维森死后,许多人认为她精神有问题,是自杀。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妇女起来反驳这种指控。在她死后不久出版的戴维森简短传记中,克尔莫写到:
 
  有些人宣称圣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没有看到光明,当他说“非斯都大人(Festus),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时,他说的显然不是真相。确实有些人认为除了地球和世俗内容之外没有其他视野,在激扬一转的诗人的眼睛中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诗人的眼睛,激扬一转,就扫视了人间天上,天上人间(引自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译注);也有人总是愿意使用疯子的外套替换殉道者的王冠。无论如何,这个视野一直存在,殉道者的记忆永远比大众的吹毛求疵更长久,改革者的鲜血是世界伟大运动的种子。
 
  指控改革者疯狂就是剥夺其原则的尝试。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像疯子一样,改革者竭力想吸引社会上的人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为此,改革者像疯子一样一方面否认自己的疯狂,一方面挑战常识。
 
  如果得不到承认,旨在产生政治影响的牺牲就会变成双重的悲剧。它不仅是死亡而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死亡。虽然克尔莫对未来后代的判决充满信心,但为自己的死亡赢得意义是不可能的。即使死亡得到承认,这种承认也可能被收回去。新一代人可能对这个死亡事件一无所知。当我们不在人世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别人讲述我们的故事的方式。
 
  我们的死可能一直躺在那里,没有人触及也没有人关注,突然被某人用来作为获得政治权力和经济好处的工具。沿着这条线索,有人或许从死亡中创造某种优美的东西---绘画、故事、诗歌、交响乐,但是这些与我们的身份和议题等实际情况相距甚远。或者我们成为一百年后的某篇文章中的一个例子。或者可能性更大的是,我们的死与大部分人的死一样消失在历史的裂缝之中。
 
  在描述1913年德比日时,国王乔治五世在日记中写道,在“最令人失望的一天”,“可怜的赫伯特·琼斯(Herbert Jones)和安玛尔(Anmer)出来比赛。”安玛尔是国王的赛马,赫伯特·琼斯是骑师。国王根本就没有提及戴维森。但在1928年,在艾米琳·潘克斯特的葬礼上,琼斯献上花圈来表示“对潘克斯特夫人和艾米丽·戴维森女士的敬意。”据报道,琼斯说“这个可怜的妇女的面孔一直萦绕在心中。”1951年,有人发现琼斯死在充满煤气的厨房里。
 
  去年5月,琼斯的儿子说他父亲被戴维森“闹鬼”的故事完全是“胡说八道。”《妇女参政者德比》(2013)的作者迈克尔·坦纳尔(Michael Tanner)描述这位骑师是“爱交际的、欢快的、心满意足的人,对当地足球和棒球有浓厚兴趣,也热衷园艺”。但是,在听证会举行之后一切都变了。坦纳尔说,研究表明琼斯被戴维森闹鬼的故事只是在过去10年到15年才出现的说法。
 
  如果我们的死亡旨在得到承认,那我们根本不知道能否取得成功。尽管我们可能投身于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的活动,但我们无法控制死亡的意义。我们把人生故事交给渴望已久的共同体的成员手中。
 
  自我牺牲的这种行为或许是出于盲目的绝望,或许基于糟糕的判断,充斥着鲁莽和失误,不大可能按预期轨道运行。但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种行为试图达到的目标以及它们有时候为什么在证据似乎对其不利的情况下仍然被辩护。父母、孩子、家庭、人生工程、风景、社会或者共同体以及我们爱的人---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愿意做出自我牺牲的对象。
 
  译自:The Possibility of Self-Sacrifice by Oded Na’aman
 
  http://www.bostonreview.net/books-ideas/oded-naaman-self-sacrifice
 
  作者简介:
 
  欧德·纳阿曼(Oded Na’aman)是即将出版的《我们严酷的逻辑:2000-2010被占领土上以色列士兵的证言》的编辑。他曾经在2000-2003年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目前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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