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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若水:B22哲学的轴心时代


作者:辛若水 更新日期:2014年06月17群学网
   
 
标签:社会思想

    (一)所谓“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一个命题。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 年之间,尤其在公元前600 年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 度上下,就是北纬25 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他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明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可以说,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很有一种世界史的眼光;虽然这种眼光是现代的,但毕竟在某种意义上重构了古代思想的图景。也就是说,只有现代的思想家,才能够意识到这种“轴心时代”的存在;而在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是不可能有这么宏大的视野的。由于千山万水的阻隔,他们彼此不能知晓对方的存在。既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那为什么他们的思想有那么多的相通之处呢?其实,我们能够给予的解释,也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另外,这个“轴心时代”的概念,所重视的并不是政治、经济、军事,而是思想文化。所谓的“轴心时代”,实际上是思想文化的轴心时代。但是,思想文化毕竟是形而上的东西;真正作为基础的还是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其实,在哲学家,都不免夸大思想文化的作用。在我看来,真正让古代的“轴心时代”得以形成的,恐怕还不是什么高妙的思想学说、终极关怀的觉醒,而是火与剑。其实,思想文化往往是借助火与剑的力量,传遍四方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否定思想文化的作用。思想文化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并没有哲学家所吹嘘的那样神乎其神。更何况,塑造不同的文化传统,这并不是一两个哲学家,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世世代代人们的努力。当然,这一两个哲学家,可能充当永远地导师;但是,导师的作用,往往是通过后辈儿郎体现出来的。至于其中,有多少的裂变、歪曲,那简直是不可胜数的;然而,虽然有裂变、歪曲,但是,圣贤的精神,毕竟为一代代的人们所继承。也就是说,文化传统的塑造,需要经历漫长的岁月。而漫长的岁月,一旦造就了文化传统,那人们就会更加地敬重这种传统的开创者。但是,文化传统的开创者,在受到最大敬重的同时,也受到了极大的亵渎。我们甚至可以讲,没有被亵渎过的神圣,是无所谓神圣的。那为什么要亵渎神圣呢?我想,最大的根源就在于,历史要进步,而传统则在扮演守旧的角色。但在这里,我们就不讲这一点了。其实,在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轴心时代中,是贯穿着一种“大哲学家”的思想的。他所列举的那些人物,除了穆罕默德、犹太教的先知们,可以说,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哲学家。实际上,这个大哲学家的标准是很高的。一位哲学家配不配称为大哲学家,就在于他的思想是否塑造了一种文化传统或者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当然,轴心时代的大哲学家们,大都塑造了一种文化传统;而近现代的大哲学家,则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譬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说实在的,哲学的轴心时代,会让人们悠然神往的。但是,我们即便悠然神往,那也是逝去的辉煌。虽然这逝去的辉煌,会保留在人类的文化记忆中;但是,我们要面对的还是现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呢?我们的哲学能不能实现新的突破呢?

 
  (二)哲学的突破
 
  当然,哲学的突破,也就表现为两点,即以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面对世界。以理智的方法面对世界,可以古希腊的哲学为代表;而以道德的方式面对世界,则以中国古代的哲学为代表。有人讲,古希腊的哲学是思辩智慧,而中国的哲学则是生存智慧。这是大有道理的。其实,思辩智慧所运用的就是理智的方式;而生存智慧,所采用的则是道德的方式。理智的方法,所展开的是哲学的思辩;在这里,很有那种纯哲学的色彩。也就是说,哲学的思辩具有着独立不倚的价值。但是,在古代的中国,尤其是哲学的轴心时代,就没有这些东西。许多西方学者,譬如黑格尔,根本就不承认中国有纯粹的哲学;即便有所谓的哲学,也不过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就像孔子的《论语》受到嘲笑,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因为里面更多的是道德的教条;即便以审美的诗意出之,但是,在西方学者,是很难通过翻译,领略其中的妙处的。以理智的方式面对世界,自然会侧重哲学的思辩;而以道德的方式面对世界,则会侧重于实践。我们中国哲学很富有那种实践理性的精神,这和以道德的方式面对世界,是分不开的。因为道德本身,最重视的就是实践。离了实践,是无所谓道德的。道德所解决的问题,不是“何为善”“何为恶”,而是“怎样做才是善”“怎样做才是恶”。其实,以道德的方式面对世界与以理智的方式面对世界,是有许多矛盾的。道德,可以成就一种崇高的情感;然而,这种情感的崇高,也会背离理智。我们常讲的,道德的义愤,就不是一种理智的方式。但是,理智的方式,同样会形成所谓的道德冷漠。所以,理智的方式、道德的方法,是各有优劣的。我们并能够说,思辩智慧高于生存智慧,但是,思辩智慧确实有利于我们达到真理。我们并不说,生存智慧高于思辩智慧,但是,生存智慧确实有利于达到生命的和谐、人际的和睦。我们要谋求的是思辩智慧与生存智慧的统一,而不是各执一端。如果执著于思辩智慧,那就可能为探索真理,而离群索居,隔断与现实社会的联系,而成为谁也不懂得的思想怪物。如果执著于生存智慧,那为了生命的和谐、人际的和睦,就可能成为“意无是非,应之如响”的好好先生,最终败坏道德本身。也可以说,思辩智慧不免有些孤僻,而生存智慧则有些滑头。如果我们谋求思辩智慧与生存智慧的统一,不仅没有把它们的好处结合在一起,反倒让作为缺陷的孤僻与滑头配成眷属,那可就背离我们的初衷了。本来就够孤僻的了,偏生又那么滑头,难道这就是中西合壁的产物么?当然,我们应该怀抱美好的理想,但是,还应该设想到最糟糕的情况。就我这而言,恐怕更偏爱思辩的智慧。因为在这里,更能够体现生命的尊严与价值。至于生存的智慧,看看它堕落的样子,真有那种不学也罢的慨叹。实际上,生存的智慧积累多了,并不能够成就道德的崇高,反而造就了太多的虚伪与伪善。当然,思辩智慧,只是对希腊哲学的一个概括性描述;其实,在思辩智慧中同样有对生存智慧的思辩。譬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各伦理学》中所概括的中庸,就很有实践的特点。但是,这种中庸,虽然有实践的特点,但依然是哲学的思辩。但是,孔子所讲的中庸,就很不一样了。他并没有把中庸诉诸哲学的思辩,而更强调它的实践性,譬如所谓的“过犹不及”。另外,亚里士多德所讲的中庸,是作为极端的中庸,即中庸距离两个极端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所以它是第三个极端,并且这个极端是静止的。但是,孔子所谓的中庸,则是动态的,它有很大灵活性。这个中庸,并不是距离两个极端相等,而是在不断地移动。有人曾经用天平来象征亚里士多德所讲的中庸,用杆秤来象征孔子所讲的中庸。一个是静止的中庸,这彰显的是思辩智慧;一个是动态的中庸,这彰显的是生存智慧。其实,哲学的突破,有了两种面对世界的方式,已经很值得骄傲了。但是,还有更值得骄傲的,那就诞生了宗教。其实,在宗教中,同样有哲学的存在。以色列的先知们,所留下的大概是宗教哲学;而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则很有出世的倾向。实际上,哲学的突破是通过宗教走向深邃的。
 
  (三)思维方式的形成
 
  我们知道,在哲学的轴心时代,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与突破。其实,这种超越和突破,主要表现在超越了原始的思维,而能够以理智的方式、道德的方法来面对这个世界。当然,原始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不是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很难说的;但是,二者之间确实有极大的不同。譬如原始思维服从于一种神秘的互渗律,它对自然的原因也不怎么关心,反而特别关注神秘的、看不见的力量。也可以说,原始人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产生的图景,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很不一样的。他们仿佛在面对一个精灵的世界,自然中所发生的一切,包括风雨雷电以及人的生老病死,都是由神秘的、看不见的力量所支配的。在原始思维中,也不怎么关注矛盾;我们现在看来,明知以为非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可以心安理得的接受。其实,原始思维是和蒙昧的时代,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原始思维,在我们现在看来,虽然有许多的不可思议,但是,较之野蛮时代,人以动物的方式思维,已经有很大进步了。当然,我们看到这种进步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原始思维并不能够让人类摆脱蒙昧时代,虽然原始思维可以向更高的思维类型过渡。实际上,对原始思维的超越与突破,是在哲学的轴心时代完成的。这种超越和突破的最大成果,就是产生了逻辑思维。只有拥有了逻辑思维,才可以以理智的方式面对这个世界。有了逻辑思维,人们就不再对自然的原因漠不关心;相反,开始渐渐地重视自然本身,而不断地缩小神秘的空间,也不再那么非理性的膜拜看不见的力量。人们也开始觉察到了矛盾的存在,于是便有了形式逻辑的建立。即矛盾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要避免出现所谓的矛盾。但是,这矛盾也不是想避免就能够避免的,于是,人们便试图揭示矛盾的秘密,而终于有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譬如“一切皆处于流变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而与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应的,就是辩证逻辑的建立。其实,古希腊的思辩智慧,更侧重的是形式逻辑,虽然里面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所占的地位,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中国哲学的生存智慧,则更侧重于辩证逻辑,虽然在当时并没有辩证逻辑的自觉。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形式逻辑,《墨子》中的形式逻辑就很可以注意;但是,这形式逻辑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有人讲,中国是没有逻辑学的,而这就是过分拘泥于形式逻辑,而没有看到辩证逻辑的存在。中国古典哲学中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就是存在逻辑学的明证,而且还是较之形式逻辑更为深刻的辩证逻辑。可以说,在哲学的轴心时代,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古中国都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坦率地说,对于由宗教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我还是不怎么理解;而对于由哲学的突破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却觉得亲切可喜。就像我们中国,虽然也有宗教,但是,人们的宗教意识并不是很强。而且中国的宗教,大都是入世的宗教,道教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虽然道教,也有出世的想法,要高举飞升,做精神的逍遥游;但是,这却是在世间出世,也就是说,它并不能够隔断与世俗的联系。再如由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本来对人世的苦难有很大的悲悯,有很多出世的想法;但是,传入中国之后,出世的思想反倒被淡化了,而终于演变为了世俗的禅宗。从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有那种实践理性的精神;对于彼岸世界,不怎么关注,而只醉心于世俗的悲欢喜乐。我们再看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就很不一样了。他们实在是把古希腊的思辩智慧与以色列先知们所设想的彼岸世界结合了起来。在漫长的中世纪,思辩的智慧实在服务于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与追求,而这所诞生的就是经院哲学。而后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实在是把思辩智慧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而放置到更为广大的世界中。然而,无论怎样,是由古希腊的先贤与以色列的先知们共同塑造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四)文明的薪火
 
  文明的薪火相传,永远是激动人心的。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生生不息。我们不是讲“天地之大德曰生”么?那么人类的生生不息,最深刻的根源在哪里呢?当然,我们可以说是生命本身。但是,人类的生命较之动植物,却有着极大的超越性。而最能体现这种超越的,也就是哲学的精神。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却可以超越有限的生命,去成就真正的永恒。永恒,对于宇宙万物、日月星辰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虽然它们拥有着真正的永恒。惟有对于拥有有限生命,并能够自觉其有限性的人本身,永恒才具有真实的意义。人不可能达到像宇宙万物、日月星辰那样的永恒;因为人的生命是飘忽易逝的。人所能成就的,也只是精神意义或者哲学意义的永恒。这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延续;而且这种延续,就发生在转瞬易逝的分分秒秒。哲学的精神,永远都是最为深邃的。如果一种文明没有或者丧失了哲学的精神,那必然会变得非常浅薄。其实,在哲学的轴心时代,最主要的就是成就了哲学的精神。哲学的精神,一方面让人们领略了永恒的真谛,譬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另一方面则是唤醒了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关怀,带有极大的超越性,譬如超越生死,达到永恒。可以说,终极关怀,对于生活在尘世中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形而上的安慰。人总是要死的,这对于每一个有思想、有意识的人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人们虽然很清楚,必然的死亡是辩证法的胜利;但是,在情感上,又需要一种安慰。在凡夫俗子,设想一个彼岸世界、一个极乐天堂,确实是一种极大的满足,虽然这未必存在。死后,还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这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一种安慰。我们并不能说,这种安慰靠不住。如果没有这种安慰,我们又如何平抚躁动不安的灵魂呢?当然,终极关怀的觉醒,还表现为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灵魂的永生与对不朽的追求。其实,灵魂的永生,是在宗教背景下的;人们要通过现世的修为,来达到死后的永生。也就是说,人的一生是为天国服务的。这样以来,在尘世的生活,便显得不怎么重要;反倒是虚幻的天国具有了永恒的意义。人们所想着的是灵魂的救赎与最终的永生;然而,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们只是匍匐在天国的幻影之下。相对来说,对不朽的追求,似乎就胜过灵魂的永生了。因为对不朽的追求,并不醉心于天国的虚幻,而更看重在现世的作为。也就是说,现世的作为,才是不朽的根源。就像《左传》中讲的“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全都是现世的作为,哪有丝毫天国的影子呢?灵魂的永生,根源于上帝;而最终的不朽,全凭现世的作为。可以说,这是两种并不一样的终极关怀。在前者,有着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区分;而在后者始终都是一个世界。在我自己,并不关注灵魂的永生;当然,也不奢望所谓的不朽。我所关注的也只是文明的薪火相传,哲学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的闪光。其实,看到文明的薪火相传,我们会更加地怀念在哲学上取得突破的轴心时代。可以说,人类文明的源头就在那里。在人类文明的源头,哲学的精神就那样熠熠闪光,这确实让人们心醉不已。其实,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是不断地回眸那一个轴心时代,尽而获得崭新的精神的。人类不同文明的对话,甚至就精简为了不同文明精神导师之间的对话。当然,这种对话,是由后来者进行的;不过,这也正说明导师的精神是活在现代人中间的。那么,进行这种对话,有什么意义呢?我想,主要的不是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为了不同文明的和谐与交流。我们很清楚,在内在精神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不比释迦牟尼、孔子、老子高明多少。毋宁说,他们都是同一个级别的,即同为塑造了某一文明的精神导师。各种文明之间,并没有优劣之分;所以,要有那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胸襟。任何一种自大,到最终都不过证明一种狭隘;而狭隘的观点,所导致的不过是固步自封。其实,不同的文明,都有那种薪火相传的精神。而生生不息的人类,是能够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和睦相处的。

 
 
 
  (五)告别人类的童年
 
  其实,哲学的轴心时代,即人类文明精神取得突破的时期,恰恰是人类的童年时代。按理说,人类的童年时代,应该很有那种天真烂漫的精神。但是,在所有古老的文明中,只有古希腊的神话、哲学,体现了这种天真烂漫的精神。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们所提供给我们的是苦难的精神,在释迦牟尼那里也是人生皆苦,至于中国孔子提供给我们的则是忧患意识,从《易传》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可以说,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就有许多的苦难、忧患;这种苦难、忧患,当然有助于哲学的突破,但也会造成文明的早熟。就像我们中国的文明,就很有那种早熟的特点;这会让一个民族变得非常深沉,但是,也失掉了那种天真烂漫的精神。我们常讲童年的理想,殊不知还有一个理想的童年。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们、释迦牟尼、孔子、老子,虽然在人类的童年时代表达了自己的理想,但并没有提供一个理想的童年。而只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既在人类的童年时代表达了人类的理想,又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童年。说实在的,最可怕的就是哲学陶醉于自己的深邃,而失掉了那种天真烂漫的精神。当然,能够成就哲学深邃的,是苦难与忧患。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以一种天真烂漫的精神来面对苦难与忧患呢?古希腊的神话、哲学,是不可复制的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那个时候,人们可以用一种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哲学的思辩。甚至进行哲学的思辩,也并不是为了达到那种深邃;而只是基于一种爱智的乐趣。人们对哲学的思辩,是非常乐观的。通过哲学的思辩,不仅可以确证自身的尊严与价值,甚至可以获得久违的天福。有哪个时代,人们能对哲学的思辩,抱有这么乐观的态度呢?如果我们的哲学思辩,永远处于这种童年的状态,该有多好呢?但是,人类的童年,却是历史的一瞬;并且,也不是所有文明的童年,都有这种天真烂漫的精神。像我们中国的古典哲学,就没有多少天真烂漫,而拥有着太多的忧患。哲学的思辩,很难永远地葆有自己的天真烂漫。理想的童年,终究会为童年的理想所取代。在理想,总有许多的美好;但是,人类生存的艰难,却让美好的理想,变得支离破碎。我总觉得,真正塑造人类文明的恰恰是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如果说,人类必将告别自己的童年时代,那么在童年时代有些早熟,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更有助于面对生存的艰难。我们知道,愈是饱经苦难、忧患的民族,愈是拥有那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人类文明,告别童年时代的鲜明标志,就是哲学思辩告别了天真烂漫的精神,而走向了自身的深邃。从某种意义上讲,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要比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深邃多了。但是,由哲学的深邃,我们获得的是灵魂的震撼;这种震撼,就说明我们早就远离了童年时代的天真烂漫。如果说,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更重视的是思辩智慧;那么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则更重视恢弘的历史气度。哲学是通过走向历史,获得自身的深邃的。就是让康德醉心不已的“道德律令”,同样是历史的产物。我在想,哲学思辩在走向深邃的过程中,是不是迷失了自己的童年呢?在哲学的童年时代,何尝有这种深邃呢?但人们却可以快乐地活着。而一旦哲学走向了深邃,人类所承担的痛苦与忧患却与日俱增。其实,深邃的哲学同样在表达希望,就如同人类童年时代的哲学表达希望一样。但是,两种希望,是颇有不同的。一种希望具有深沉的内涵,另外一种希望则具有天真烂漫的精神。如果是回忆,我们自然喜欢天真烂漫的精神;但是,若要面对现实,还是应该具有深沉的内涵。许多时候,所谓天真烂漫,不过是盲目乐观;而历史的前行,却是具有深刻的悲剧性的。哲学的深邃,就是要直面历史的悲剧性;如果不能,那就会流于浅薄。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还是应该走向深邃,而不能够以所谓天真烂漫为满足。当然,在哲学家可以是天真烂漫的,但是,他的哲学必须有洞穿历史的深邃。如果一种哲学永远都长不大,那实在是对哲学本身的反讽。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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