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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沛东:在上海你该娶谁,你能嫁谁?


作者:孙沛东 更新日期:2014年06月17群学网
   
 
标签:社会视野
 
 

      正如网上的段子,大意是说“国土局领导的亲戚在搞房地产;教育局领导的亲戚在做校服;安监局领导的亲戚入股煤矿;公安局领导的亲戚开夜总会;主管绿化领导的亲戚在开园林公司……” 与此相类似,在上海相亲角这个独特的婚姻市场上,谁能娶谁、谁想嫁谁,其实大多也是一早就注定的。

 
  我的第一次相亲
 
  大学时代,我曾被父母安排相亲。客观地说,我的成长环境一直比较自由和宽松。当年大学选专业时,父母尊重我的兴趣,任我选择了喜欢的法语专业;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我先后三次拒绝报考公务员,没有按照父母设计的路线发展,他们也没有多言。可遇到择偶,他们就变得“封建”起来。
 
  大四时,父母来中山大学看我,刚入住黑石屋,就明确说翌日有个陕籍穗户的男孩过来跟我见面。第二天,对方在父母的陪同下,提着贵重的礼品上门,长辈留下我们俩聊天,自顾出门散步。攀谈后发现,他和我一样,父母都是市里公务员,本人是国内985大学硕士,毕业后在省政府做公务员。
 
  显然,在我出生的那个北方地级市,尽管不会明说,但是处于社会中间阶层、家有待婚子女的父母,对市里适龄男女的潜在婚配地图了然于胸。像公务员家庭,都对本地干部网络和“政治家族”印象深刻,这从基层官场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中就可见一斑。
 
  网上也有描述商场、官场、学术场等多个领域相互渗透并实现多赢的段子,大意是说“国土局领导的亲戚在搞房地产;教育局领导的亲戚在做校服;安监局领导的亲戚入股煤矿;公安局领导的亲戚开夜总会;主管绿化领导的亲戚在开园林公司……”与此相类似,在上海相亲角这个独特的婚姻市场上,谁能娶谁、谁想嫁谁,其实大多也是一早就注定的。
 
  相亲角的“潜规则”
 
  在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对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为期近一年的实证研究中,我发现相亲角的择偶标准以阶层内婚为目标。父母的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直接决定子女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代际承袭关系非常清楚。
 
  许多被访者称相亲角为市场,“这里是市场,正常现象,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嘛。说的难听点,你看现在每个月拿5000-6000元的男的,在这里是上不了台面的,男的5000元左右,也就不要来了,来干什么呢?哪个小姑娘会嫁给这样的?除非是外地的,自己赚1000元的小姑娘。大专学历的男的,除非你赚大钱,要么爹娘是大官,本科毕业的小姑娘不会看你的。”
 
  也有被访者认为,来相亲角的父母都是为了子女的婚事打翻身仗,至少是寻求门当户对的婚姻:
 
  “女的自己挣5000块的,想找10000块的;自己挣10000块的想找20000块的;明明自己家里有房子,还要找三房两厅的,还必须是市中心的。为什么?将来离婚,各走各的,不揩油,也不被人家揩油。所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门槛’,男方必须要有市中心两室一厅;不能和父母住;产证上必须是男方的;工资要8000块以上,这样你可以到人民公园来找女朋友了。没有这个尺寸,我不是说绝对,基本上没有人理睬你,没房没车没钱没权的小青年,你要怎么讨老婆?找朋友要讲条件的。什么你爱我、我爱你,没有的。爱情只在书上。”
 
  这种不加掩饰的直白,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社会转型期,阶层壁垒正在强化,社会流动性降低。
 
  关于中国社会流动性这个议题,从这些代替子女相亲的知青一代父母“白发相亲”的步骤可以得到印证。一方面,父母在相亲角首先相的是“目标父母”。父母经过多重筛选,将初步的“结婚候选人”名单提交给子女,子女决定要跟谁面谈和交往。
 
  假如有A-J共10位被选者,他们可以以各种理由拒绝其中任何一位或几位候选人,但是他们却不能拒绝这一类人。因为A-J实际上是属于一类人,是与相亲者本人阶层地位各方面条件相匹配的同类人。因为,我们发现择偶过程中,子女的选择范围是既定的,是明显的同质婚。
 
  从相亲角的“白发相亲”者所处的社会阶层来看,断然看不到“富二代”、“权二代”、“垄二代”和“军二代”的身影,有的大致是两类人:比较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拥有价值150万以上的市区房产两套以上)为主角,普通市民为陪衬。
 
  这个婚姻市场的准入门槛较高,城市贫民和“凤凰男”(指那些出身于全国农村、乡镇、小县城和小城市,在高考选拔中成功胜出,通过个人奋斗在大城市初步站住脚跟的“贫二代”)基本被排斥在“通婚圈”之外。
 
  上海相亲角的父母为子女筛选的“结婚候选人”,都是在同一社会阶层,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相当,而相亲角也形成了同一社会阶层的“通婚圈”。从相亲角的阶级分层,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阶层流动状况。
 
  “同质婚”的回归
 
  从上海相亲角扩展开来,在中国当前的阶层通婚圈中,非富即贵者的子女和大权在握者的后裔,仍旧是明显的同质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阶层的壁垒更加森严。
 
  同样是随着市场化,内地在计划经济时代所特有的单位制及其衍生性服务,对城市个人和家庭的制度化安排和帮助正在逐渐消失。所以,面对子女的找对象难问题,知青一代的父母们只有走向市场,试图为孩子寻找“上迁婚”,至少是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的机会,借此以确保或者提升自身及其子女的社会地位,实现阶层地位的再生产。
 
  普遍来讲,法国历史学者潘鸣啸称之为“失落的一代”的知青一代,从下放到下岗,他们有着不完整的教育,被耽误的社会生活,转型阶段遭遇经济困窘。然而,他们的苦难似乎还在延续到子女的婚姻上。
 
  简言之,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不管是先赋性因素还是自致性因素衡量,改革以来出现了一个同质婚的回潮。
 
  出身如何影响一生
 
  那么,高流动性的社会究竟能否实现?美国经济学者Gregory Clark在今年刚出版的新书“The Son Also Rises: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中表示悲观。他通过跟踪调查家族姓氏,研究现代瑞典、14世纪的英格兰和中国清朝等不同国家和时代的阶层流动性,发现出身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更多。即便是社会制度大不相同的现代美国、社会主义中国和现代日本的社会流动性都较低。
 
  因此,相比于社会的高流动性,固化或许是常态,制度对社会的流动性影响不大。来自《文学评论》的书评认为:这本书直接暗示读者一个问题:如果你想成为生活这场游戏的赢家,你该娶/嫁谁?
 
  寒门再难出贵子,阶层流动性降低的事实,提醒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一定要客观衡量自身的条件、能力和背景,不能有半点幻想的成分。以落难公主与拯救型王子为核心的剧情,只能存在于韩剧营造的梦幻中。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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