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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时间的延异——姜建敏的现代水墨


作者:范文 更新日期:2014年07月28群学网
   
 

 

姜建敏 “飘移”系列


姜建敏 “飘移”系列 

姜建敏 “飘移”系列 


姜建敏 “飘移”系列 


 

所有的时间都是社会时间,也就是人类社会时间。唯有人类用时间来调整和组织自己的生活。唯有人类把时间概念化。唯有人类使用、控制、分配和出售时间。唯有人类“在时间中”存在,并创造自己的历史和未来。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看不见的事物并不一定不在场,沉默中的事物也不一定不发声,就好比绘画中的时间,绘画并不声称自己与时间存在共生关系,观赏绘画的人也很少将时间作为理解作品的维度,然而,一旦你捕捉到了时间的意味,它将向你显现另一番动人心魄的景象。日常状态的时间在姜建敏的绘画中是缺场的,与此同时,时间缺场带来的种种冲突反而凸显了它的存在。

姜建敏用两种方式玩弄了时间缺场的游戏,其一是年龄倒错,他从08年开始创作一种极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布满皱纹的面庞与童真的眼神,孩童的精神气质与躯体的衰老矛盾共存,令日常化的自然时间隐退。其二是水墨艺术的先赋特征,其笔法更适宜表现抽象的意境,在水墨晕染中时间得不到精准的刻画,多数情况下,时间被创作者和欣赏者共同忽略,人们模糊的界定着看似无需思考、日夜轮回、亘古不变的时间。正因如此,一旦现代艺术想要从时间维度思考人类的生存状态,水墨技法不擅雕刻时光的劣势立刻被赋予了新的生机,既原始又先锋味十足,水墨艺术的文化基因成为姜建敏屏蔽日常时间感的绝佳手段。

直到晚近,时间在西方绘画中仍然被明确标记,它存在得那么平庸,以至于在观者的体验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印象派画家莫奈擅长捕捉不同时刻同一场景色调上的丰富变化,如著名的《睡莲》和《谷堆》组画,不过,与其认为莫奈表现了时间,不如说他在表现光影与色彩,时间不是被表现的对象,夺人眼球的是偶合于特定时空中的神圣瞬间。时间定格在清晨还是黄昏、盛夏还是深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的场景带来感官上的脱俗体验。当时间作为确定无疑的事物存在于画作中时,它是缺场的,它的重要性远无那一瞬间的灵韵来得重要,虽然它是催生灵韵的助产婆,却仅仅是神迹的旁观者。它与画中事物互为参照,互相确认,在精准的对位中,时间遭到了彻底地抹杀。相反,当它彻底缺场时,才从遮蔽中迸发出来。时间的缺场带来了主体的孤立,失去了一切历史与未来的参照,同时也激起了观者对未知的困惑。

当艺术试图展现不同于“常规”和“世俗”的独特视线时,它就像哲学一样开始了思维的革命,挑战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和事物。世界并非本该如此,世界是由徘徊在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欲望与恐惧、权力与规约、接纳与排斥、生存与死亡等一系列相互拉扯的主客观因素共同塑造的,永远处在混杂着各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未完成状态,而这半成品却常常在无意识中被固化、遵守。秩序的改善是可能的,但首先需要人们意识到并揭开那些禁锢的面纱。历史长河中一代代的思想者以质疑那些不合理的秩序为己任,也许他们在有生之年未能如愿以偿,不过提出问题远比解决问题重要,一旦一个问题被后人不断重复,它将化作推进人类智慧进步的力量,那些原本坚不可摧的信念便在思想的积淀中逐渐土崩瓦解。

这个过程好比年轮的生成,它的纹路相互嵌套,紧紧咬合,似乎未能留下变通的余地,然而事实是没有一个片层的年轮是相同的,任何一道伤疤都会改变年轮的形态。文化观念就像年轮一样,有着相似的结构,又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改变将如何发生?我们能为改变做些什么?有没有准备好迎接改变?成长的过程在于接受那些既有的观念,成熟的标志在于理解、反省和改善那些既帮助过我们同时又困住我们的观念,智慧(学术与艺术)的天职便是批判、反思、探寻世界更多的可能性。早期现代性寻求建构新世界统一体系的方式,我们当下所经历的现代性晚期阶段则试图打破早期现代性设置的重重壁垒,时间便是困顿其中的囚徒之一。这也是姜建敏通过艺术思考时间,以及我们借由他的绘画解读时间的意义所在。

 

一、时间的双重属性

时间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它是被发明的,时间对于人的全部意义存在于社会赋予它的功能中,而不存在于它的天然质地中。社会性的时间兼具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双重属性。同一性要求秩序,只有在统一的步调下社会才能保持规律性的运转,维持秩序的第一步是将时间工整地切割为年、月、日、时、分、秒。划分时间推动了理性、精确并可用于计算的时间概念的产生,使有序一致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在以数字化呈现的时间网络中,人的命运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规约,时间的介入让松散的个体行为转变为有序高效且密切关联的社会行为。形态各异的钟表、挂历将抽象的时间具体化,为规模庞大、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提供可能。职场时间自不必说,连孩童漫无目的的玩乐天性也被校园时间以及与校园时间相匹配的补习时间蚕食,并且,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越是如此,仿佛纯粹为消磨时光而消磨时光是一种罪恶,还未进入社会的孩童通过学校的洗礼,逐步将“惜时”、“守时”内化为一种能力与美德,我们的身体也将遵守社会时间转化成了无意识的生理需求,时间的契约便潜移默化地发挥出它的效力。

差异性与同一性相呼应,是时间的第二属性,时间要求一致性的同时并没有排除差异的存在,一方面,浸泡在集体时间节奏中的个体无时无刻不追求着个性,另一方面,时间的节奏并非一成不变,共奏与变奏相互混合,产生丰富的层次,就像职业的分化一样,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分离。

时间的节奏因年龄、职业、生活经验、社会地位、以及具体行动的不同而异。几乎一切互不相融的社会存在物都会在时间感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甚至对立。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领导与下属、经理与员工、警察与囚徒等),前者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力和能力,后者只要进入了相应的支配体系就不得不在时间上作出妥协。对立是一种极端的状态,生活中的权力支配关系常常处于混沌的状态,微妙的混杂于各种人际关系当中,儿童不得不听从父母的安排,学生不得不听从老师的要求,下属不得不听从上司的指令,女性不得不比男性花更多时间在家庭事务中。不论时间上更显自由的一方,还是更显劣势的一方,只要他们处在权力关系网中就逃脱不了社会时间的制约,自由是规则内的自由,约束也是相对的自由让渡,只有触犯规则的人才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要么像囚徒一样,自由完全被剥夺,要么被彻底的放逐,给于彻底的自由,也是无意义的空洞的自由,被排除在一切体系之外,不受任何组织的控制、管理和协助,成为漂泊于时间之外的流亡者。

现代社会还出现了一批自我放逐者,他们徘徊于有规律的时间体系与全然真空的状态之间,比如自由职业者,或是极端追求个性、主动拒绝任何职业身份的叛逆者。自我放逐者在任何时代都存在,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描述的就是摆脱世俗时间序列的乌有之乡,那里“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向往隐居生活的文人墨客,是自我放逐者的典型形象。与古已有之的超然世外相比,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个离群索居的群体,数量远远超过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个案,流放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古人追求隐居的情怀即便带着着几分被迫与无奈,但仍旧令人心向往之,而现代人的放逐(无论是“自我放逐”还是“被迫放逐”)都铭刻着深深的哀伤。

现代社会的运转动力源于对人的割离与控制,在工业革命的车辙下,田园中的人们脱离了土地,脱离了传统的家庭结构,脱离了熟人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网,被抛进了机械流水线中按照统一的时间步调行动,从此,人类的时间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农耕文明亲近自然的时间观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不断被格式化,由统一走向差异,由混沌走向清晰。在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分化像细胞增殖一样不断分裂,如果这种增殖是可控的,那么每个分化出来的部分就像新生细胞一样能给予身处其中的人们以充分的保护,不同机体之间处于相互协调的平衡状态。遗憾的是,现代社会无法掌控这种增殖,它发展的迅速程度堪比细胞分裂,却不具备细胞那种自我维持的能力,迅速的分裂将一部分个体甩出了他本该安身立命的团体,社会又未能为他们准备合适的归属地,他们就像弃儿一样自谋生路。也许堕落沉沦,也许自暴自弃,也许愤世嫉俗,也许激烈对抗,总之,他们没有走在“正常”的时间轨迹上。在他人的视线中特立独行者的生活显得残缺破乱,而实际上,他们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将个体命运顺畅地嵌入协调统一的集体时间中。

差异的道路充满逆境,而“正常”的生活则平庸乏味,限定在统一时间秩序中的人们总想摆脱机械的循环,他们一有机会就去赌博、看电影、玩游戏、打比赛,与其说是内容吸引了他们,还不如说这些活动在毫无悬念的日常轨迹中引入了未知,引入了全新的时间感和速度感,沉迷其间的人并未真正脱离统一的时间秩序,暂时的宣泄只不过是借酒浇愁,酒醒过后又不得不重归原位。臣服时间得到的是麻木,脱离时间赢得的却是空洞,因此,大多数人别无选择的成为集体时间的参与者,并且下意识的以自己被迫接纳的时间节奏困束他人,成为集体时间的维护者和共谋者。

时间的差异只意味着相对的自由,时间不属于个体。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时间就已经成为一种命定之物,没有人能决定他出生的时刻,若不是少数人用自我了断的方式将死亡提前,那么构成人类生老病死的时间都由自然掌管。另一部分时间监管权被下放给了社会,控制着人们日常行动中的时间逻辑。

时间的一致性远比差异性来得重要,追求个性的道路时刻都受到集体时间的监控,因此革新者总是不知不觉成为集体时间的反叛者,艺术家与思想家,他们的创作需要自由的滋养,独立与自由以最直观的方式体现在他们的身体实践中,放荡不羁、不务正业、云游四海、离群索居这些常常会用来形容艺术家生活状态的词语,都不谋而合地指向了时间的维度,暗示了超脱的本质——对世俗时间的逃离。

 

姜建敏 现代水墨 2014

姜建敏 现代水墨 2014

姜建敏 现代水墨 2014

姜建敏 现代水墨 2014

姜建敏 现代水墨 2014

 

 

 

 

 

二、时间·现代性·东方的视线

对所有社会存在物来说,时间都是深嵌其中的基本属性,人类创造了无数与时间有关的概念来界定日常所遇的一切。我们用年龄界定人生阶段,用“时髦”、“过时”界定服装品味,用“先锋”界定叛逆,用职业或婚姻的年限界定忠诚度,用“紧跟时代”、“超越时代”界定眼界、学识、能力……。东西方文化在时间观上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日常用语中,甚至语言本身都是时间观的载体。英语有着各种复杂的时态,时态的不同导致句式的不同,以及动词形式的差异,一般而言英文的动词至少有三种形式——现在分词、过去式、过去分词。与此相比,汉语与时间的关联程度并不紧密,单独存在的中文单词并不嵌入时态。汉语与英语的差异正好呼应了水墨画与油画之间的差异。汉语和水墨画都有意无意地抽离了时间,这与古时中国轮回的时间观不无关系。

现代西方社会的时间观主张线性发展,要求不断的增长、革新、进步,实际上这也是科学对世界的要求,科学妄想着通过解密未知、破除陈规开启进步的永动机。在现代性的初期阶段,发展和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越早被现代性恩泽的地方就越早焕发生机,未进入现代性的国家则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随着现代性发展到晚期阶段,“改变”已不再意味着进步,然而现代人早已适应了改变,不放弃追求“进步”,这很容易陷入自欺欺人的盲目自负,发展和进步在现代性晚期阶段即将成为新的乌托邦。坚持进步的信念就是把不可能当做可能,把不可避免当成不能容忍。

接二连三的金融危机,无法偿还的债务危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发达国家的经验正在诠释东方的轮回观,我国目前还远未达到高度文明的水准,就已经开始面临增长的极限,除了空泛的经济增长数据以外,更为突出的是发展带来的危机与困境。在为了争夺能源都能引发战争的时代,我们高耗能的生产模式依然在无限制地透支未来,汽车保有量的疯涨让能源危机雪上加霜,环境污染让我们的步履更加艰难。西方国家用了近一个世纪治理空气污染,今天的北京仿若昨天的伦敦,一个世纪以后,我们的城市能否走出阴霾呢?

现代性的吊诡在于,我们即便意识到了奔跑并不意味着方向的正确,可是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已经无法停止奔跑的脚步,彷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代性与水流不同,河水有统一的方向,现代性的发展却杂乱无章,某些情况下,已经很难界定“前”与“后”、“先进”与“落后”,只能在动荡之中凭借感觉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一旦卷入了现代性的潮流便丧失了自我掌控力,个人如此,社会也一样。作为一个自我放逐的艺术家,姜建敏的艺术用一种另类的时间观反思现代性,反思人类以及社会的存在状态。他的作品具有双重的时间维度,第一层是“无时间”,无论它的油画还是现代水墨,在时间维度上的精神气质都与中国传统绘画相通。第二层是“轮回性”,即重复性,他常常用同一种风格一气呵成创作数十幅乃至数百幅作品,以系列作品体现轮回与重复的时间观。

轮回是最遵循自然状态的时间节奏,日落而息,生老病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与轮回的时间观相匹配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通过内在修为(而不是改造环境)与世界沟通。发源于西方的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伦理)相反,认为人生来便与世界格格不入,世界本身是无序的,缺乏合理性,人们需要在宗教先知的启示下将外在世界改造成符合宗教秩序、规范有序的整体,这种改造、反叛、逃离的文化基因蕴育了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兴起,也蕴育了线性发展的时间观。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怎样的时间节奏中,艺术家都是自我流放的群体,远离世俗让他们“宁静致远”。姜建敏也许自己也未曾料到,他内心的状态被画中人物的年龄倒错一语道破,儿童大多数时间用于放眼未来,暮年之人大多数时间用于沉湎过去,而姜建敏隐喻的恰恰是处于向前与向后双重动势下的静止状态,最好的年华和最深刻的思想往往产生于动荡中的平静。这种状态被很多思想者描述过,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塞在小说《悉达多》中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主人公悉达多的时间的感受,在他厌倦了世俗浮华之后,通过一条河流悟出了时间之道,同时也是生命之道。就像河水总在同一时刻无处不在,它的源头、渡口、溪流、瀑布总是存在于当前的时间中,既非过去,也非未来,因此世间本无时间,人生如同河流,人的少年、成年、老年只不过是幻象,不同的阶段共存一体,人也只能活在永恒的当下,“过去之心不可得,未来之心不可得,万法皆如,俱入目前”。殊途同归,卡夫卡描绘了另一种情形的当下,在寓言《他》中,主人公“他”有两个对手,一个来自历史,从后面推挤他,一个来自未来,阻止他前行,如果他想站稳脚跟就必须与两股力量战斗,陷入了与自身的历史与未来的交战中。卡夫卡描述的是进退两难的困局,回到起源反而将“他”推向未来;朝向未来却又将“他”驱赶回过去,这不正是现代人命运的真实写照吗?无论黑塞还是卡夫卡,都洞悉当下的难以俘获性,悉达多经历了大半生的求索才被无时间的刹那惊醒,而“他”的每一刻都纠缠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活在当下”是一句常常被提起的箴言,但活在当下不只意味着实践层面的表象,而是一种灵魂的境界,这种微妙的时间状态在姜建敏的艺术中借由适度抽象的人物形象被刻画出来。

姜建敏的内心如同他的画作一样,在看似平静中蕴藏着奔向自由的能量,也只有拥有闲暇和宁静的人才能经历精神层面的波澜壮阔。别人也许不明白艺术家(以及学者)为什么沉醉于这项清心寡欲的工程,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选择功名利禄,其实,不懂得超脱的人只因从来没有伫立于世俗之外审视这个世界,只能盲从于时代的步伐。他们只曾在《飞跃疯人院》这样的电影中隐约体验过抗争的快感,却从未在现实中越雷池半步。最决绝的抗争并非轰轰烈烈的肉搏,并不只体现于追求信仰的执着,不盲从于信仰,在集体狂热之时敢于坚定地说“不”就是一种动人心魄的抗争。在世俗化的今天人们已经很难经验你死我活的善恶对决,但日常生活仍然充满了羁绊人性的束缚,而这些束缚总以善意的面孔出现,令人难以辨识,无从拒绝。只有最决绝的人才能在世俗的“善意”中特立独行:在争名逐利的时代,独自思考;在拥抱未来的时代,独自回望;在情爱泛滥的时代,独自淡漠。

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并不是什么美德,犹太裔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纳粹的屠戮中幸免于难,之后流亡美国,她尖锐地指出大部分纳粹的帮凶都是不懂思考的凡夫俗子,他们犯下的是“平庸之恶”,而这种平庸之恶与集权主义统治者的“极端之恶”比起来甚至有过之而不无及。艺术家与学者的独善其身至少避免使自己陷入各种无知的狂热,如果幸运的话,他们的作品能够惊醒一小群人,没有改造世界的宏伟野心,只有让世界多一份纯美的期盼。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对于艺术家和学者而言,地狱就是赶在世人之前发觉社会中的不合理之处,揭示各种隐藏的暴行。不触犯规则的时候,社会是和风细雨的,然而那些生性敏锐的人能够事先感受到社会的残暴。时间是首当其冲的傀儡,在文化意义上,时间不仅仅是集体生活的产物,还是权力控制的隐秘手段。因此,思考时间成为艺术家和思想者解密权力结构的一个切入口。

 

姜建敏 现代水墨 2014

姜建敏 现代水墨 2014

姜建敏 现代水墨 2014

姜建敏 现代水墨 2014

姜建敏 现代水墨 2014

 

 

 

 

三、权力中的时间

姜建敏恬静绘画的背后暗含着对权力结构的批判,他所表现的“怪胎”既模糊了年龄,又具有稚嫩和衰老的双重特征,儿童和老人不正是这个时代最无发言权的群体吗?如果说儿童的弱势产生于心智的不成熟和力量的单薄,而老人的弱势则完全归咎于现代性带来的结构性遗弃,前所未有的信息膨胀让老年人在新事物面前无所适从,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老人常常只能和同为弱势群体的留守儿童相依为命。在现代社会,年龄成为权力格局重组的重要指标,新兴的一代总会事先被污名化,等到他们三十而立成为新的社会主流之时,便完成了与下一拨青少年之间“原罪”的交接。

姜建敏的绘画拒绝时间的介入,同时也拒绝了一切时间中的权力关系,他还原了时间的本来意义,时间是用来浪费的,而不是用来珍惜的。“时间就是金钱”、“一寸光阴一寸金”这类渲染时间珍贵程度的名言警句所达到的效果不是为了让人们觉悟生命自然周期的短暂,而是为了制造一种紧张感,仿佛不即刻投入某种事业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以此将人与他的自然属性相剥离,抛入社会的时间周期中。制造时间的稀缺性,是为了让人们全身心地投入时间的游戏,一旦松懈便产生罪恶感,更重要的是创造了甘愿受罚的心态,让那些在时间游戏中处于劣势的人认为失败是由于自己没有抓紧时间,不够努力、不够勤奋,不配获得更多的回报。一个整日深陷眼前利益和生活琐事的人怎能奢求未来的救赎呢?大多数人都被围困在时间的游戏中,然而时间游戏回避了一个真相,时间如同所有可以被买卖、剥夺、支配的稀缺资源一样,它的分配受到权力的控制,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种幻象。时间的本质在于目的性,被剥夺了职位、工作以及一切任务的人就被剥夺了时间,也被剥夺了未来,他们无所事事地活在静止状态,提前体验死亡。找点事干,哪怕回报甚微,哪怕没有回报,总比忍受平淡无奇的空虚要好,为了感知存在,人们才会求助于赌博、棋牌这些偶然性的游戏。

时间提供的回报只能在未来兑现,未来存在于当下的期待中。越是握有权力的一方,就越拥有长久的期待,越能脱离目光短浅的功利性。弱势的一方则困顿于一系列眼前的“重要”琐事中,难以从短期的利益中超脱出来。牺牲了事业忙于日常家务的妇女,疲于奔命的打工者,察言观色的下属,凡此种种,所有命运被权威掌控的人们都一定程度上让渡了自己的未来。但不这么干,还有其他选择吗?起码,他们对未来还抱有期待,哪怕愿望的实现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

人们常说孩子拥有美好的未来,他们的人生充满不确定性,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时间的不平等分配自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存在,各种统计数据都在证实弱势群体的后代往往延续着他们父辈的轨迹,含着金汤匙降临人世的孩子更可能拥有广阔的未来。“迷茫”是甜蜜的困扰,是一部分人眼中对未来举棋不定的抉择,另一部分人眼中的矫揉造作,迷茫持续的时间度量了特权的拥有量,最穷困的人最早结束了青葱岁月的迷失,提早进入急功近利的劳动力市场。学历的提升意味着一批批人被淘汰出局,从象牙塔中“不切实际”、“不成熟”的烦恼中醒悟,从“无用”的知识走向实用的技能,功利阻断了未来的不可知性,将梦想拉回到脚踏实地的成本核算中。众所周知,只有家境殷实的人才有条件心无旁骛的长期学习,才更有机会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那些贫寒子弟也没有培养出持续深造的愿望,他们更倾向于认同一种普遍流传的公众认知——“读书无用论”。在偏见的催化下,接受工作的被迫性转化为一种自愿自为的最佳选择。离开校园以后,绝大部分人不得不面对工作强加的无止境的短期目标,生活少了不确定性,甚至理想也就此磨灭。还有一部分家境不佳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毕业之时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无法重返校园,他们依旧迷茫,可一旦离开学校就失去了迷茫的合法性,职业生涯的规划也许模糊不清,但找点事做显得非常紧迫。他们无法像学生一样毫无负担的将时间荒废在兴趣上,学历上的劣势也阻碍了他们实现别人眼中远大理想的可能性。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越早熟的孩子,他们的时间观越亲近现实,他们固然对未来抱有期望,固然有种种幻想,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比现实本身还要真实。相反,有资本活在未来的人从一开始就习惯于逃避现实,比别人流露出更多的天真和孩子气,他们未必真的喜欢学习,但为了继续享受青春期的特权,免于被生存问题困扰,他们更倾向于留在学校,选择那些无法立刻转化为现实利益的非技术型专业。技术性越强的专业越缺乏变动的空间,违背他们幻想未来的天性,阻碍了“过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的可能性。

绝对的权威持有绝对的未来,祭坛、宫殿、神庙、皇家陵墓都选用最坚固的材料建造,用物质上的近乎永恒来象征权威的永不磨灭。而今天,公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质疑权威,消费主义带来的短暂快感和即刻满足获得了普遍的胜利。永恒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难觅踪迹,整个社会的节奏都因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迅速更新而加快。这并不意味着时间的分配就此平等,相反,时间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稀缺。处境最悲惨的人要么让渡自由,要么被排除在集体事务之外,成为一个没有时间的人。处在统治地位的人不仅享受着自由,还能自由支配他人的时间,他们就像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贪婪地享受着以消耗大量时间成本为代价的物质财富和服务。

社会生活中的时间等级一定程度上模拟了监狱中的时间结构,被监控的囚徒随时都要驯服于那些预先设定好的作息表,而监控者的作息严禁猜想,相比囚徒,他们拥有绝对的自由。当然,囚徒的隐喻仅仅是对现实的极端简化,真实世界要复杂得多,但无论障目之叶有多繁茂,都没有改变权力不对等的根本差异。极少数有能力操纵市场和制定规则的权贵在资本游戏中享受着丰厚的回报,哪怕是在计划失败之后,他们仍可全身而退,处在市场另一端的公众对野心家的冒险毫不知情,对未知的风险毫无抵御力,最糟糕的是,对制造危机的商业精英而言,那些脆弱和匮乏的公众是一张可以用来冲抵风险的安全网。缺乏防护的大多数人不仅生活艰难,享受不到盈利带来的分红,还要为冒险家的失败买单,坐视自己的苦难增长。

因此,在权力的介入下,时间分配造成了矛盾重重的困局。谨小慎微维持现状的弱势群体,看似生存状态非常稳定,实际上却身处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任何一场风波都会令他们处境更加艰难,改变对他们而言多数情况下都意味着更糟。在权力的另一端,操盘手正玩着一场场透支未来的赌博,无论如何,制定规则的人损失总是最低的,不知情的人被迫置身于早已设好的迷局中,时刻与风险为伴。高瞻远瞩的冒险家尽情的发挥着想象力,不拘小节,轻松抵达了普通人无法触及的未来。

 

四、古老的新生

年龄错乱的“怪胎”不仅出现在姜建敏的绘画中,还是《铁皮鼓》和《本杰明·巴顿奇事》(又名《返老还童》)两部小说及电影的主角。德国的奥斯卡在法西斯的统治下停止了生长,美国的本杰明·巴顿从一战结束至21世纪初走完了他逆向生长的人生,中国画家姜建敏在承平年代描绘着一群年龄倒错的儿童。不同时期、不同国籍的艺术家们不谋而合的用反常的生理周期诉说着人类的时间状态,与古时文人或苦行者的闲云野鹤不同,身处现代时间序列中的艺术家重塑时间感意在回应现代社会的权力格局。

现代性对世界的重大改造始于线性思维,也正是透过这一过程将权力嵌进了时间,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时间概念,它通过肯定自身、否定过去的方式引发线性思维的狂热症——革命。迷失于未来并非如其所是般的优于“历史的倒退”,在最核心的问题上,过去和未来总是纠缠于一体,摒弃任何一方都难免陷入虚无主义。当代保加利亚裔法国著名思想家克里斯蒂娃在《反抗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为了彻底摒弃旧事物,两个世纪以来被视作‘反抗’或‘革命’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放弃了回溯性追问,以便新的教条取而代之,在政治和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领域尤其如此”。阿伦特在克里斯蒂娃之前就对时间进行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阐述,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一书中以时间为导向,重新思考了权威、自由、文化、教育、政治等现代社会的权力议题。

殊途同归,艺术家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思考着类似的问题,因此才出现了那些生长困难的怪胎。我无意于将理论书籍中的内容生搬硬套于艺术品的解读上,但阿伦特硬朗有力的评述令我忍不住要借她之手称赞制造矛盾的艺术作品,她写道:“一种根本性的、公然的矛盾很少出现在二流思想家之中。二流思想家也不会考虑这样的矛盾。而在伟大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些矛盾通往他们作品的核心,并且提供了真正理解他们的问题以及他们全新洞见的最重要线索”。阿伦特所指的矛盾很大程度上产生于旧的思想框架与新思想之间的冲突,新思想的出现是绝不可能脱离旧传统的,但新思想又试图与它所脱胎的母体进行“绝望”地反抗。思想的碰撞纵然悖论丛生,却决然不能化约为“胜利”者的独角戏,不追溯过去就无法通达未来,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然将传统一脚踢开,除了在道德层面缅怀过去以外,更深的层面几乎寻不到历史的身影,如同历史题材的电影并不呈现时间的错综,仿古的绘画也不是在唤醒时代的对峙。现代性只需让人们狂热于未来便达成了它的全部目的,因为它扼杀了通往未来的唯一途径,让人们在一个无限循环中丧失了循环的全部秩序。因此,阿伦特和克里斯蒂娃坚决的将人们引向过去,极力戳穿现代性的时间阴谋,否则由盲目所助长的苦难将从这个出口宣泄而出。姜建敏用胎儿的形象赋予了学者的人文关怀另一番生命,孕育中的胎儿,带着历史的褶皱,翻卷羊水,躁动不安,乞望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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