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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两条大运河给当代中国的启示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14年07月31群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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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其实,大运河不完全是遗产,今天,它的很多段落仍是重要运输通道:大运河每年的运输吞吐量相当于四条京沪线。祖先依然惠泽我们。当然,昔日大运河对于中国的意义,远远超过今日:它曾经是超大规模的中国之生命线。

 

   中国的基本特征是超大规模。

   五千年前,燕山南北、黄河、长江流域生活着文明相当发达的多个族群,那就是中国的雏形。不过,一千年后,中国反而缩小了,与今天保持了连续性的华夏、中国,起步于尧舜禹,局限于晋南、豫西小块区域。

   殷商代夏,华夏共同体向东扩展。再后来,周人从遥远的西方兴起克殷,中国的范围再度扩大,而这立刻引发空前的政治地理难题,或曰超大规模治理难题。

   周人之根本在西方之关中,而当时文明之主体区域却在东方。正因为此,克殷之后,周武王内心相当忧惧,并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营建洛邑。此计划由周公、周成王完成。

   周的这一双都格局,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之中国政治地理格局。对中国来说,最重大的问题就是东、西关系,丰镐-洛阳或曰渭河-黄河一线,就是中国的战略轴心。华夏共同体的生死之机分布于此一战略轴线两端:东方的文化、经济发达,此为中国之生机所在。而华夏之外患主要来自西方、西北方,此为华夏之死机所在。偏安西方,则不利于掌握天下之全局,失去生机。定鼎东方,则西部空虚,戎狄东进,东方也不得安宁。

   唯一合理的战略安排就是设立双都。东方之都是文化、经济之都,西方之都是政治、军事之都。双都构筑了一条资源转移的政治走廊。东方之都洛阳负责维护东方秩序,筹集资源。周王常驻关中,首当戎狄之冲,为此,周王调动东方资源聚集于前线附近,以震慑戎狄,必要时出击戎狄。东方向西方转移资源,西方则为东方提供安全。设立双都后,扩大了的中国安定下来。

   后来,周王践踏礼制,诸侯离心,权威流失,破坏了这一平衡结构,东方不再支援西方,周王成为戎狄内侵之第一个牺牲品。但因为先王在东方长期经营,故而周室还可以迁至洛邑,继续维持四百年。

   周室东迁后,关中戎狄化。秦人从西方兴起,艰难地向东发展,最终卷入战国时代的强权政治游戏。商鞅把东方创新的制度带入秦,植入其原始的社会结构,打造了一个高效动员的战争机器,最终从西到东,扫灭六国。

   接下来则是东方对西方的反抗,而项羽、刘邦二人最终的胜败,则由二人之战略选择决定:项羽攻下关中,火焚咸阳而去,退居东方以为根本,注定失败。刘邦率先入关,立足西方,向东攻略。不过,刘邦及其功臣集团多为东方人,故平定天下后,高祖本欲都于洛阳。张良与齐人刘敬力劝,刘邦才入都关中。借助政治力量,关中文化高度发达,中国西部充实。汉武帝据此向西拓展,向北击溃匈奴。

   东汉复国,却没有定都长安,而是定都洛阳,因此在战略上居于不利位置。西周、西汉,国家构筑了资源东西流动的通道,东方资源支持西方力量。定都洛阳,也就没有这一通道,东方资源不再向西部流动,其直接后果是,关中经济衰败,户口大减。而关中败落立刻导致国家安全隐患,羌戎从西、北蚕食、挤压中国,朝廷疲于应付,西方趋向野蛮化。当东方黄巾军叛乱,董卓立刻从西部崛起,以其强悍的武装与粗暴的政治风格,给东汉政治秩序以致命一击。

   西北在隋、唐经历了第三次繁荣。隋唐开国者为北周关陇军事集团成员,均以西北为根本,向东、向南平定天下。

   东晋南朝,长江中下游都有深度开发。到隋唐,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发展水平已相当,江南人口略超北方,天下重心向东南倾斜。这样,隋唐虽与周、汉一样,以洛阳为东都,但此都的功能已不完全是动员东方资源,而是中转东南资源。

   隋炀帝开凿了中国第一大运河。这条大运河南端在余杭,经江南河穿过长江,到扬州。由此北上邗沟,到达淮河。沿淮河西进,从盱眙经汴州,也即今天开封附近入黄河。然后继续向西,从黄河到洛阳。再西入渭河,到长安。整条大运河呈现为西北-东南走向。这清楚显示,中国文化、经济的轴心正在从东西向转到南北向的过程中。

   隋唐两代数百年间,政治中心西北,需要仰赖东南资源。借助第一大运河供给的东南资源,隋唐有效地控制了突厥对中国的威胁,并向西拓展,经营西域。由此而有中国与中亚深度交流的历史时期。西北再度繁荣,长安甚至成为国际性城市。

   然而,唐以东南资源供养北方健儿,又酿成肘掖之患,而有安史之乱。此后,西北元气再也不能恢复。

   今人所言之北方,在唐以前被称为东方。周人分天下为东、西,分界线在河南陕县。战国以来人说“山东”,是指华山以东。

   华夏文明兴起于晋南、豫北,由此向东、向南扩展,故北方文化、经济向来最为发达。北方遭受巨创当为五胡乱华时代,致命一击是安史之乱,以及随后的北方藩镇割据,五代之乱。

   战乱导致中国文化地理的巨变。北方最有文化的士族成群结队、一波又一波地南迁,因而,东晋南朝时代,一向蛮荒的南方,其文化一跃超过北方。相反,留在北方的社会领导者是文化上次一等的士族,其社会结构趋向松散,经济凋敝。由此导致北方无力抵御草原、山林中的游牧、渔猎民族,故唐以后,北方多数时期是在胡人统治之下,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北方反复遭受战争蹂躏,元气丧尽。

   到了元代,文化、经济重心倒向南方,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由此形成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文化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之南北分立。此时,边患也移位。唐以前,边患主要在西北,故都城多设于关中。唐以来,戎狄主要来自正北方和东北。蒙元立国,自然地选择北京为都城。反抗蒙元统治之义军出自江淮一带,明初顺势定都南京。然而,明成祖继位,则断然迁都北京。

   朱棣本为燕王,与戎狄接触,故深知塞北是中国死机之所在。迁都北京,与周、汉定都关中,理据完全相同:都城设于前线附近,天子首当其冲,借中央之政治权威调集南方资源,有效地保卫华夏文明与政治共同体。

   由此,中国的战略轴线从东西向完全转换为南北向,其象征仍然是大运河,不过,这一次是京杭大运河。这条大运河是南方资源滋养北方的生命线。因为大运河,大量文化、政治精英和士兵聚集于北方首都,可在北方维持大城市,带动其商业发展。这个大都市的好处向北方溢出。大运河本身也为其途径的北方地区衍生文化资源和经济机会。

   这次申遗所涉及的遗产即向人们揭示,大运河不仅是物资的运输通道,更是文明血气的沟通渠道。大运河把血气从南方输入北方,中国得以维持其生存。不过,这次政治地理转换给中国带来了不利影响:相比于东西战略轴线,南北战略轴线更长,资源转移的成本更高。

   两条大运河的启示是:中国是超大规模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内部不均衡可能引发冲突,并不利于国家的对外安全,中央政府最为重要的功能就是构筑政治性资源转移通道。

    

   (本文首发于《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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