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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平民城市


作者:马克斯·韦伯 更新日期:2009年02月18群学网
   
 
%26lt;4%26gt;平民城市
 

  内容提要:城市市民的盟誓结义打破望族的统治。作为非法的政治团体的意大利“人民运动”的革命性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等级间的权力分割。古代希腊人民和罗马平民类似的发展:罗马的护民官和斯巴达的监察官,古代“民主”的结构与中世纪“民主”的结构之比较,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僭主政治。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特殊地位。城市自治高峰中。中世纪城市的整个地位。1.受政治自主性的制约。2.受自治法的章程的制约。3.受自主的制约。4.受税收自治的制约。5.受市场法和自治的“城市经济政策”的制约。6.受中世纪城市政治和经济的特性制约的对待非市民阶层的态度。特别是对待神职人员的态度。

  打破望族统治的方式,从外表上看,在中世纪和古代之间表现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倘若我们以中世纪大城市、特别是意大利的城市为基础的话,这些城市的发展如同古代城市的发展一样,基本上依照固有的规律,也就是说,没有城市之外的权力进行干涉。

  在意大利的城市里,在产生行政长官之后,紧接着的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便是“人民运动”的产生。在经济上,人民运动如同德国的行会一样,由极为不同的因素构成,首先的一面是企业家,另一面是手工业者。在同骑士的望族的斗争中,一开头完全是前者居领导地位。它们为行会反对望族缔结誓盟并筹措财政费用,当然,手工行业的行会为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群众。行会的誓盟团体常常提出唯一的一个人为运动之首脑,以保障反对望族的斗争能取得成果。例如苏黎士在把不顺从的望族赶出城之后,1336年由骑士鲁道夫%26bull;布鲁恩执政,建立一个一方面由留在城里的骑士和养马人家、商人、布商、盐商、金匠等企业家行会和另一方面由手工行业的行会组成的市议会,各方代表占同等比例,抵抗着国家军队的围困。在德国,参加行会的市民阶层的盟誓协会往往只是暂时性的特殊协会。对城市宪法的改造或者通过吸收行会代表参加市议会,或者通过吸收整个市民包括望族进入行会,而终止了协会的存在。作为持久的组织,只有在下德意志的若干城市里的结义团体和波罗的海地区作为一个总会继续存在着。结义组织与职业团体相比较,其性质是居第二位的,这是由于它的领导机构是由各个团体的同业公会师傅组成并产生的。没有同业公会的赞同;在明斯特15世纪时,是不许可逮捕任何人的:因此,同业公会总会是作为一个保护团体,对抗着市议会的法律维护,在行政管理案件上,同业公会的代表或者长久地或者在重要的事务上,列席市议会,没有吸收他们参加,什么指令也不能下达。在意大利,市民阶层对付望族的保护团体,具有更大得多的范围。

  意大利的人民运动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在城市社区内部一个政治的特殊社区,有自己的官员,自己的财政和自己的军事宪法,即最真正意义上的国中之国,第一个十分自觉非法的和革命的政治团体。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由于在意大利城市贵族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手段有着较强劲的发展,过着骑士生活方式的望族比较多地定居在城市里——关于定居城市的后果,我们还将经常谈到。

  对付望族的人民团体是建立在职业团体(行会和示威者)之上的,这样成立的特别社区在其产生的最初几个事例中(1198年在米兰,1203年在卢卡,1206年在洛迪,1208年在帕维亚,1210年在锡耶纳,1227年在维罗纳,1228年在波伦亚),正式采用这些名称:协会、市议会、商会、地方会社,或者干脆叫人民运动。特殊社区的最高官员在意大利大多数叫[人民领袖],任职期短,大多数是每年选举一次,有薪俸,往往依照社区行政长官的模式由外面聘任,此时他就自己带来官员班子。人民运动给他提供一支大多数或者按照城区或者按照行会征招的民军。像社区的行政长官那样,他的府邸往往设在一所有塔楼的特别的民房里,即在人民运动的要塞里。按城区短期选任的代表(行会代表或者修道院院长),作为特别的机关,辅弼人民领袖。代表要求有权在法院里保护人民,对城市社区当局的决议提出质疑,向城市社区当局提出动议;常常直接参与立法。但是,他们首先是参与人民运动作决议。

  人民运动达到充分发展之时,有自己的章程和自己的税收制度。有时它还实现了只有它赞同过的城市社区的决议才能生效,因此城市社区的新法律必须写在两种章程里。它自己的决议,只要可能,它就强制要收入到城市社区的章程里去,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情况下,它做到了让人民运动的决议必须优先于其他的一切章程,即也应该高于城市社区的章程(在布雷西亚,它们[人民运动的决议]应该高于一切其他章程,无论如何,应该被视为最高的章程。除了行政长官的司法外,商会或者商人之家的司法,特别把一切市场的和手工业行业的事务都兜揽在自己身上,因此成为受理商人和手工业经营者事务的特别法院。除此而外,它往往对于人民运动的成员具有普遍的意义。14世纪时,比萨的行政长官不得不发誓,他和他的法官们将永远不会干预人民运动成员之间的争端。

  有时人民领袖还得到一种普遍的与行政长官并立和竞争的司法权,在一些个案中,他甚至变成撤销行政长官判决的上级法庭。他常常有权参加城市社区当局的会议,进行监督,有权取消它们的会议,有时还拥有召集城市社区市民大会的权限,贯彻市议会的决议,如果行政长官不执行的话,有权宣布和撤销驱逐令,监督和参与管理城市社区的财政,尤其是被驱逐者的财产。按照正式的级别,他低于行政长官,但是在像上面提到的这种情况下,他已经成为城市的官员,人民领袖兼社区长官,用罗马的话说,是小的合议机会,但是实际上,往往是两者中间的较强者。他也常常支配着城市社区的军队,尤其是在军队由雇佣兵组成的时候,更加如此,只有富裕的人民运动成员的纳税,才能筹措雇佣军的费用。

  因此,在人民运动所向披靡、十分顺利之时,纯粹从形式上观察,贵族彻底地受到特权的损害。人民运动分子可以担任城市社区的职务,而贵族却不能问津人民运动的职位。人民运动分子受到贵族侮辱时在诉讼审判中享有特权,人民领袖和行会代表监督城市社区的行政管理,而人民运动则仍然不受监督。人民运动自身的决议有时却涉及全体市民。在很多情况下,[通过章程]暂时地或者长久地明确排除贵族参与城市社区的行政管理。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已经提到过的1293年[佛罗伦萨的]齐亚诺%26bull;贝拉的司法制度。人民领袖在这里是行会的市民军的头领,除了他以外,还设置一个地地道道纯粹政治的官员“司法旗手”,他是选任的,任职期很短,管辖一支特殊的、招之即来的、抽签决定的1,000人之多的民兵,真正的目的是保护人民运动分子,推动和执行反对贵族的诉讼案,监督这个司法制度的遵守。拥有官方的密探体系,鼓励匿名告状,加速对达官贵人的酷刑严判,取证十分简化(通过“把名声搞臭”),这种政治的司法是十人委员会上威尼斯审判的民主的对立物。在事实方面,一切过着骑士生活方式的家庭不得担任官职,它们有义务成为善良的市民,整个望族对于任何一位望族成员都负有连带责任,有特别的刑法来对付达官贵人的政治过失,尤其是用于侮辱人民运动成员的名誉,禁止未经人民运动成员许可就获得与他为邻的不动产,这些可能是最严厉的措施。

  归尔甫党在地区之间保障人民运动的统治,它的党的章程被视为城市规章的一部分。不许推选任何没有在该党登记的人来担任任何官职。关于这个党的权力手段,前面业已谈过。由一个基本上靠骑士军队支撑的党的组织提供这种保证,就已经可以揣想,即使通过上面的司法制度,也未能确实消除望族的社会和经济的权力。事实上,在颁布这些为无数图斯卡尼亚各城市所接受的佛罗伦萨的阶级法律之后10年,望族的械斗再次烽火四起,没有任何一个小的财阀寡头政治集团长期保持着政权。甚至人民运动的职位也几乎总是为贵族所占有,因为贵族望族可以明确地被吸收到人民运动的成员中去。规定严格放弃骑士的生活方式只能部分凑效。人们基本上只需保证政治上顺服,在一个行会里登记注册。社会的效果基本上是居住在城市的望族与“富人”即受过大学教育或者拥有资本的阶层某种程度上的混合:因为7个上层的行会包括了法官[和]公证员、货币兑换商、穿外来布匹的商人、穿佛罗伦萨毛织品的商人、丝绸商人,医生[和]香料调味品商人、毛皮货商人等,它们采用“富人”那个名称。贵族也加入这些上层的行会,起初必须从它们当中选举所有的城市官员。只有经过进一步的、多次的暴动之后,最后才让穷人即手工行业的小企业主的14个下层行会正式地参与行政管理。不属于这14个行会的手工业阶层,在弹羊毛工人暴动(1378年)之后,才只临时地参与城市管理,成立独立自主的行会组织。小资产阶级只有在少数地方,例如在佩鲁贾,而且是暂时地能够实现除了贵族外,富人在法律上也不得参加修道院院长会议。手工行业市民的这些下层无产业的阶层在攻击富人的统治时,经常得到贵族的支持,这是很典型的,就如同后来借助群众来建立独裁暴政一样,犹如早在13世纪,在抗击市民的进攻中,贵族和这些下层阶层多次站在一起一样。情况是否如此,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如此,取决于经济的因素。在分发加工包销制度发达的情况下,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对立,可能陷入同企业家行会的利益对立的尖锐冲突之中。例如在佩鲁贾,分发加工包销迅速发展,1437年,一个个体的企业家除了供养28个男纺织工外,还养着176个女纺织工(正如布罗格利奥%26bull;德%26bull;阿雅诺伯爵所证明的那样)。包销加工的小手工业者的处境往往十分艰难和不稳定。有外来工人和按日雇佣,而企业家行会方面企图单方面调节包销加工条件,就像包销加工的手工业者行会(例如佩鲁贾的裁衣工)禁止压低工资一样。

  当然,这些阶层不期望能够从上层行会的政府里得到什么。但是,它们没有在任何地方能持久地实现政治的统治。尤其是流浪的手工业伙计的无产阶级阶层,到处都完全没有同城市的行政管理有任何关系。只有到了下层行会的参与,才有一种至少相对民主的因素注入各城市的议会。尽管如此,它们的实际影响一般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意大利的所有城市社区有一个共同的习惯,为选举官员成立特别的委员会,这种习惯做法应该[确定](在现代欧洲的民主中不负责任的和常常是匿名的)选举领导者的政治责任,并禁止蛊惑煽动。它使有计划地挑选和统一地组织在任的市议会和官员成为可能,但是一般仅仅是社会上有影响的家庭的一种妥协,首先是不能无视财政上举足轻重的各个阶层。只有在各种不同的势均力敌的家庭为了争夺权力或者唤起宗教上的激动而进行竞争的时候,“公众舆论”才曾经对城市行政机关的构成有过积极的影响。美第奇家族自己没有担任任何官职,仅仅通过影响和系统地对选举施加影响,成功地控制着[佛罗伦萨]城。

  人民运动成就的取得,并非没有剧烈的斗争,而且往往是流血的和持久的斗争。贵族逃出城市,又从其城堡出发,进攻城市。市民军队摧毁城堡,而且城市的立法有时通过有计划地解放农民;破坏农业地区传统的、封建领主的宪法。然而,人民运动是通过得到承认的行会组织,来赢得击败贵族必要的权力手段的。从一开始,行会就被城市社区用于行政管理之目的。人们部分地利用手工业经营者进行要塞的警卫役勤,愈来愈多地按行会征招他们到战场为步兵服务。在财政上,随着战争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企业家行会的帮助愈来愈不可或缺。不过,法学家,首先是公证员,但是也往往包括法官,以及与他们接近的专业上训练有素的医生和药剂师职业,提供了知识的和行政管理技术的支持。这些在各城市社区里一般都按行会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阶层,处处都属于人民运动,担任领导职务,起过类似于法国第三等级之内的律师和其他法学家们所起的作用;首批人民领袖一般此前都是一个行会或者行会联合会的会长。尤其是工商业协会起初是商业和手工业经营者的一个非政治的联合会(因为正如E.扎尔策正确强调的那样,“工商业者”一词指的是所有城市的手工业经营者和商人),它一般是人民运动的政治组织的前期阶段,它的会长即商会行政长官则常常是首任人民领袖。

  但是,人民运动的整个发展,起初的方向是有组织地保护人民运动成员的利益不受法院和城市社区团体以及行政当局的侵犯。运动的出发点一般是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上对非贵族的法律拒绝。不仅在德国(例如斯特拉斯堡所流传下来的那样),经常发生不是让供应商和手工业者交出所要求的款项,而是用鞭鞑取而代之,然后再也无权要求偿还了。但是,由军事上占优势的贵族对人民运动的成员进行人身的辱骂和威胁,似乎更有效一些,在这个特殊的团体建立一个世纪之后,这种辱骂和威胁还处处一再重新出现。骑士的社会等级感和市民自然的记恨心相互碰撞在一起。

  因此,人民领袖的发展与一种特里布斯*对城市社区当局的协助和监督的权利相联系在一起,从这里出发,发展为能撤销城市社区判决的最高法庭,最终成为一种协调的普遍的职位权力。望族的械斗有利于人民运动的崛起,望族械斗意味着损害市民的经济利益,往往成为市民官员进行干预的第一个机缘。此外,个别一些贵族野心勃勃,想借助人民运动实现专制暴政。贵簇们处处忧心忡忡,惧怕这类权欲。但是,贵族的分裂,处处都使人民运动得以利用部分骑士的军事权力手段,来为自己效力。——纯粹从军事上看,步兵具有愈来愈广泛的意义,同骑马的队列相比,首次预示着步兵将大有作为。与初步合理的军事技术相联系,在14世纪佛罗伦萨的军队里,首次提到过有“臼炮”,这是现代大炮的前身。

  外表上,与古代的希腊人民**和罗马平民的发展情况,十分相似。尤其在罗马,那里产生了拥有自己官员的平民的特别社区,与人民运动的特别社区完全一致。护民官原先是4个城区非贵族市民的选任首领,正如爱.麦耶尔所认为的那样,官员是迷信崇拜团体成员们圣地的管理人员,同时也是非贵族市民阶层财库的管理人员,与此相联系,也是平民的财务司库。平民本身构造为一种盟誓的结义,它发誓要打败任何妨碍他们的护民官实现平民利益的人:这意味着,倘若护民官被称为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同罗马社区的合法官员相反,完全同意大利的人民领袖一般缺少“神的恩宠”一样,拥有合法权力的官员即执政官得到神的恩宠,一般还可以加上这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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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里布斯系古罗马的公民会议,拥的完整的立法权。——译者

  ** 这里指有公民权的公民,作为行政组织,下文有时也译为“德莫”。——译者

  同样,护民官也缺乏合法的职位权力及其特征:与社区的众神打交道即神职人员授与的标志,同样也缺乏合法的最高权力最重要的标志:合法的刑法权力。护民官没有刑法权力,但他作为平民的首脑握有权力,可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对付任何妨碍他的职务行动的人,施以某种私刑,未经审判程度和判决,进行拘押,从塔佩亚岩石*推下去。像人民领袖和行会代表一样,在护民官身上,也由在市政府的职务行为中为平民争利和阻止政府行动的权利;发展成为后来的他的职位权力。这种调解权利,即罗马官员对于任何同级的和下级的职位权力消极的一般特征,就是他的原始的权限。完全像人民领袖一样,他的权力由此开始,发展为一种普遍的最高法庭,因而在一个和平的城市区域内成为事实上的最高权力。发生械斗时,护民官没有任何发言权,这里军队统帅的命令指挥权是不受限制的。与旧的职位权力形成对照,这种局限于城市,对于护民官尤其出身于市民是特别典型的。

  护民官仅仅依仗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实现了平民的一切政治成果:对刑事案件判决的反驳权利,减轻债务的权利,为了农村人口的利益在集市日的司法宣判,均衡分享各种官员职位,尤其是包括神职人员职位和市议会职位,最后还有在意大利城市社区偶而达到的、在罗马[公元前287年]通过平民的最后分离而实现的平民会议的霍腾西亚法案的规定:平民的决议应该对整个社区有约束力,即结果是完全像在中世纪的意大利一样,正式贬低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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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塔佩亚为罗马传说中的死亡女神,她的圣地在塔佩亚岩石旁,处决罪犯时把罪犯从岩石上推到山谷中。——译者

  这样消除了过去的等级斗争之后,特里布斯会议政治上的重要性便大大下降了。同样,像人民领袖一样,现在护民官是社区的官员,甚至正在发展中的官阶等级之中,只能由平民选举,历史上平民与城市贵族的区分实际上几乎正在变得毫无意义,让位给达官贵族和财富贵族(罗马贵族和骑士)的发展。在现在产生的阶级斗争中,自从格拉古时代以来,旧的政治权限又再次强有力地表现出来,它们变成为敌视达官贵族的、政治上被贬低的市民阶层的政治改革派和经济的阶级运动效劳的手段。这种复活导致除了军事的指挥权外,护民官的权力也成为终身制任职原则的特征。中世纪意大利的和古罗马的发展情况,存在着无论如何十分引人触目的相似之处,尽管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有着根本的差别——关于这些差异很快将要谈到。在一个城市的内部,恰恰不是存在着无限多的不同行政管理技术的形式可资用于调节等级的妥协,因此,政治的行政管理形式的相同,不许解释为建立在相同经济基础之上的相同的上层建筑,而是有其固有的规律性。

  我们还要问:这种罗马的发展情况在古代是否根本没有类似的例子。就我们所知,像平民会议和意大利的人民运动这种政治上的特殊团体形成,在古代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但是,也许[存在着]内在性质相似的现象。早在古代(西赛罗),人们就把斯巴达的监察官说成这样一种相同的现象。当然,这应该予以正确的理解。

  斯巴达的监察官与合法的国王们不同,是任期1年的官员,即他们像罗马的护民官那样,是由斯巴达的5个地方部落选举的,而不是由3个氏族部落选举。他们召集市民大会,拥有民事案件的司法权和刑事案件(也许并非无限的)司法权,甚至要求国王们也得出席,强迫官员要作工作报告,罢免官员,手中握有行政大权,在斯巴达地区之内,实际上与长老院选任的委员会一起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在城市地区,国王们局限于荣誉特权和纯粹个人的影响,相反,在战争中,在斯巴达整个很严格的纪律权力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监察官也陪同国王们进入战争,这可能属于以后的时代。他们原先是由国王们任命的,据说第一次麦西尼亚战争之后,也许还再次由国王们任命,这种情况并不违背斯巴达监察官作为护民官权力的性质。因为极有可能,这起初也适用于罗马的部落首领。同样,下面当然更为重要的事实也不能说明斯巴达监察官不具有护民官的性质:罗马的护民官很典型的、他们与中世纪意大利的人民领袖所共有的调解职能,在斯巴达的监督官身上却没有。因为根据传说,不仅按照他们职位的意义,他们起初是保护市民不受国王们的侵犯,而且后来缺乏这种职能可以从斯巴达人民绝对战胜其对手得到说明,以及从斯巴达人民本身变为一个统治全国的、起初是平民的、后来实际上是寡头政治的统治者阶级这一事实得到解释。在历史时代里,斯巴达没有贵族。城邦无条件地保持着对于奴隶的主子地位,每年对庄严地向奴隶们“宣战”,以使这些被剥夺权利者在宗教上保持高昂的情绪,同样,城邦也无条件地保持着对于处在军事防御团体之外无公民权的人的政治垄断地位;但是,对内,至少在原则上,在有充分公民权的市民当中,社会的平等是绝对的;通过使人回忆起威尼斯的密探体系来均衡地保持着这两种情况。拉克戴蒙人*首先按照传统在服装上铲除贵族特别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以前是存在着这种生活方式的。国王们和监察官们相互交换誓言,即一种定期更新的宪法契约,似乎令人信服地证明上述情况和严格限制国王权力是一种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只是监察官似乎拥有一些宗教的职能,令人忧虑。但是,他们比罗马的护民官更多地变成为合法的社区官员。斯巴达城邦的决定性特征给人留下的是一种合理创造的印象,不能仅仅看作是原始制度的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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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巴达人的旧称,斯巴达发祥于拉克戴蒙地区,故名。——译者

  在其他希腊社区,不存在相同的例子。与此相反,我们到处发现一种非贵族市民反对望族民主的运动,并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暂时或长久地消灭望族的统治。犹如在中世纪一样,推翻望族统治既不意味着一切市民在官员任职资格、市议员任职资格和投票表决权方面的平等地位,也并不意味着哪怕所有有人身自由和居住权利的家庭都得参加市民团体。同罗马相反,获得自由的奴隶不属于市民团体。但是,市民的平等地位被投票表决权和官员任职资格的划分等级所打破,开始时按照土地的租息和军事防御能力,后来按照财产划分资格。在雅典,这种划分等级的作法在法律上也从未彻底消除掉,正如在中世纪的城市里,无财产的阶层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持久地获得与中产阶级的同等权利一样。

  在人民大会的表决权既没有给所有属于人民、参加某一个半族军事防御团体的地主们——这是“民主”的第一阶段——,也没有给拥有其他财产的人。起初,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参加重步兵的步兵自我装备的能力,这种变革是与重步兵的崛起相联系的。我们很快将会看到,仅仅对投票表决权的分级,绝不是达到这种效果的最重要的手段。像在中世纪一样,市民大会形式上的构成可以随着作规定、它的形式上的权限,哪怕再怎么可观,都没有因此而终于消灭有产者的社会权力地位。

  希腊的人民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导致了相互间极其不同的形态。随后的、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是持久的成果是产生某种外表上相似的民主,正如它也出现在无数意大利的城市社区里一样。根据某次财产调查估计,非贵族市民的最富有的阶层,基本上是货币、奴隶、手工工场、船只、商业资本和信贷资本的持有者,他们分享着市议会和各种官职职位,与基本上依仗地产的望族并驾齐驱。小手工业经营者、小商人和小有产者群众,在法律,或者由于他们工作脱不开身,在实际上,根本被排除在担任官职之外;或者,民主化继续进行,并且最后恰恰把政权置于最后提到的这些阶层的手中。但是,为了能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找到一些办法,来克服这些阶层经济工作上的脱不开身,例如采取每日发补贴金的形式,任职财产审查制度必须废除。但是,这种情况以及实际上不重视人民的阶级划分,只是阿提卡的民主公元4世纪时才达到的最终状况。希腊重步兵的军事意义丧失之后,才出现这种状况。

  在整个古代,对于政治团体及其行政管理的结构来说,非贵族的彻底的或局部的胜利具有下述真正重要的后果:

  1.这种胜利意味着愈来愈多地实现政治团体的强制机构性质。首先,以贯彻地方社区原则的形式。正如在中世纪,早在望族的统治下,划分为地方的城区就已经适用于城市市民群众,而且意大利的人民运动也至少是部分按照城区来选举它的官员的,那么,古代的望族城市对于非贵族的平民来说,首先在徭役和负担的分派上,是划分为地方政区的:在罗马,除了3个老的、属个人的、由宗族和库里亚组成的部落以外,还有4个同样已经提到过的纯地区性的城市政区,在平民取得胜利之后,农村部落也站在城市区域一边;在斯巴达,除了3个属个人的部落外,还有4个地区部落,后来为5个。但是,在真正民主的领域里,民主的胜利与(从按家族划分)向着“德莫”即地方政区的过渡是一致的,地方政区作为整个区域的下属部分和在城邦里一切权利和义务的基础。我们很快将会看到这种变化的实际意义。但是,它的后果不再是把城邦看作是一种军事防御团体和望族团体的结义,而是作为一个强制机构的区域团体来看待。

  此外,由于对法的本质理解的变化,城邦也在变为强制机构性质的。法变为适用于城市区域的市民和居民本身强制机构的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样——,还留有从前的残余,而且同时,它也日益成为合理制订为章程的法。法律取代了非理性的魅力型的判例。与消灭望族统治相平行,也开始了立法。一开头,立法还采取希腊仲裁官制订魅力型章程的形式。但是后来开始由公民大会经常性的、最后终于细水长流地制订新的法,以及纯粹世俗的、受法律——在罗马受市政府指示——约束的司法维护。在雅典,终于每年向人民征询,各种现行法律是否保留下来,还是应作修订。尽管现在十分不言而喻的是,适用的法是人为的,而且必然是人为的,是建立在所适用的人的赞同之上的。但是在古典的民主中,例如在雅典,公元5世纪和4世纪之时,这种观点还不绝对占统治地位。并非人民的任何决议都是一种法律,即使它提出了普遍的规则,也还未必是法律。“德莫”也有违反法律的决议,在陪审官法院上,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对它们进行反驳。法律(至少在当时)并非由“德莫”的决议产生,而是根据一个公民的立法动议,在一个特别的陪审官的合议机会里(立法者),按照法律争辩的形式,讨论旧的法律或新提议的法律是否应该适用;这是对法的本质旧的理解的一种很奇特的残余,这种残余后来才消失。但是在雅典,埃菲亚尔特斯的法律*废除了宗教的和贵族的最高法庭即元老会,意味着把法理解为一种理性的创造的第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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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订于公元前462年。——译者

  2.向着民主的发展导致了对行政管理的改造。依仗氏族魅力和职位魅力进行统治的绅士,被短期选任的或者抽签决定的、负责的、而且有时还可以罢免的德莫的干部所替代,或者甚至包括德莫的下属部门也直接选举。但是那些干部不是官员,不是现代意义的官员。他们仅仅得到适当的耗费补偿,或者像抽签决定的陪审官那样,得到日补贴金。这种情况以及任职期短,而且往往禁止再次当选,不可能产生现代官员意义上的职业性质。不存在着官员的仕途升迁和等级荣誉。为解决事务而设置的临时性职位。对大多数官员,解决临时事务不需要他们的整个劳动力,(职务)收入对于无财产者也只不过是一种副业,当然,对他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副业。诚然,大的政治官员的职务,首先是军事职务,要求付出整个劳动力,不过正因如此,也只能由有财产者来承担,对于财政官员,在雅典规定很高的财产调查,而不是我们采用的职位担保金。但是,这些职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荣誉地位。

  政治上真正的领导人即得到充分惯彻的民主所造就的领导人:蛊惑煽动家,在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形式上一般是居领导地位的军事官员。但是,他的真正的权力地位并非建立在法律和职位之上,而是完全建立在他个人的影响和人民的信任之上。因此,这种地位不仅是不合情理;而且甚至是不合法的,虽然民主的整个宪法都是以他的存在为目的的,大致如同英国的现代宪法以同样不是依仗法律的权限来执政的内阁存在为目的一样。控告蛊惑煽动家领导德莫的失败则以另外的方式,与英国议会的同样未用法律确定的对内阁不信任表决相一致。由抽签决定的雅典市议会现在也同样变为德莫的简单的执行委员会,丧失司法权力,但反而手中却拥有人民大会决议咨询权限和财政的监督权。

  在中世纪的城市里,(意大利)实行人民运动的统治具有类似的结果。一方面大量编辑整理城市法,编纂公民法和诉讼法,确实,各种章程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也是官员泛滥成灾,甚至德国的一个小城市里,官员也达40—50种之多。即除了一方面是行政机关人员和法院差役和另一方面市长外,还有一大群专业化的干部。他们的工作仅仅是临时性职务,职务收入主要是收取手续费,对于这些干部来说,职务收入是一项令人垂涎的副业。此外,古代的城市也好,中世纪的城市也好;至少是大城市,有一种共同的现象,即有很多今天一般在选举的代表大会处理的事务,通过选任的或者抽签决定的专门的合议机构来解决。在希腊的古代就是这样,立法,不过除此而外,也还有其他的政治事务,例如雅典在缔结盟约时的宣誓和分配同盟的代表席位。在中世纪,常常是既包括选举官员,而且恰恰是最重要的官员,也包括组成最重要的、能够作决定的合议机构。这是一种替代现代代议制的方式,当时尚不存在现代形式的代议制。“代表”那时是有的,与一切政治权利传统的、等级的和特权的性质相适应,他们仅仅作为团体单位的代表,在古代民主里,是按照迷信崇拜或者国家、可能还有联邦国家等形式缔结而成的共同体的代表,在中世纪,则是行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只是团体的特别权利被“代表”,但是不像在现代议会里,一个区域的不断变化着的“选民”被代表。

  最后,古代城市和中世纪城市的共同之处,是出现城市僭主政治,或者出现企图建立这种僭主政治。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城市僭主政治是一种局部地区的现象。在希腊本土,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它先后席卷了一系列大城市,其中包括雅典,但是仅仅存在几代人之久。在这里,一般而言,城市自由也只是由于占优势的军事强权的征服才被毁灭。与此相反,在殖民地区域,在小亚细亚,不过首先是在西西里岛,城市自由的传播更加持久地和局部地成为城市国家的确定形式,直至城邦的消亡。

  僭主政治处处都是等级斗争的产物。个别地,例如在叙拉古,似乎是一些受到人民所排挤的望族帮助一个僭主实现统治的。但是,总的来说,僭主赖以支撑的是中产阶级和被望族盘剥的一部分人,他的对手是望族,驱逐它们,没收它们的财产;而它们起而推翻他。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典型的古代阶级的对立:居住在城市的、有军事防御能力的城市贵族作为财主,农民作为债务人,这种对立既存在于以色列入当中和美索不达米亚,也存在于希腊世界和意大利世界。在巴比伦,平原地区几乎完全为城市贵族所占有,农民成了他们的世袭隶农。在以色列,债务奴隶是《联盟书》*里的调节课题,从亚比米勒王到尤大的马加比王,所有篡权者都依靠逃亡的债务奴隶,《申命记》作了许愿:以色列会“借钱给每一个人”**,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市民都将是债主和城市贵族,但是其他人都将是他们的债务奴隶和农民。在希腊和罗马,阶级对立的情况也相似。一旦掌权,僭主政权一般都把小农、贵族的同他们在政治上结盟的朋党和部分城市的中产阶级,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来。僭主政治一般都依仗贴身警卫和雇佣兵。在希腊,市民阶层支持人民的领导人(例如帕西斯特拉图斯***)往往是赞同建立僭主政治的第一步,正如中世纪对于人民领袖来说也是走上独裁专制的第一步一样。在实际上,僭主政治常常推行一种等级的调和政策,类似于希腊的“仲裁官”们(例如:卡隆达斯、梭伦)的政策一样。在由仲裁官重整国家与法以及推举一个僭主之间似乎往往存在着选择。不管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至少在希腊本土,试图阻止将农民的土地卖给居住在城市的贵族和农民流入城市,偶尔限制购买奴隶、奢侈、中间贸易、谷物出口,这一切措施基本上意味着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城市经济”政策,相当于中世纪城市的“城市经济政策”,关于中世纪城市的城市经济政策,我们还将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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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阅《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21—23章。——译者

  ** 参阅《旧约圣经》《申命记》第15章第6节。——译者

  *** 帕西斯特拉图斯,古希腊僭主,公元前560—528/527年执政,两度被驱逐。——译者

  僭主们处处都感到自己特别是非法的统治者,他们也是被这样对待的。这就使他们的整个地位,宗教的地位也好,政治的地位也好,区别于过去的城市国王。他们一般是新的、感情的迷信崇拜的推动者,尤其是狄俄尼索斯酒神崇拜,这同贵族的宗教礼仪的迷信崇拜相反。他们一般都试图保持城邦宪法的外在形式,即保持合法性的要求。在僭主被推翻时,僭主政治的治理往往留下被削弱的望族,因此,望族只有通过非贵族的帮助,不得不通过对人民的广泛妥协,换取可能对僭主的驱逐。克利斯提尼的中产阶级民主附和了对帕西斯特拉图斯家族的驱逐。诚然,有些地方,商人的财阀政治取代了僭主。结果,受惠于经济的阶级对立的这种僭主政治,至少在希腊本土,在金钱政治的或者民主政治的等级调和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僭主政治往往是等级,调和的先驱。与此相反,在希腊晚期,建立僭主政治成功的或不成功的尝试,则产生于德莫的征服扩张政策。它们与以后还要讨论的德莫的军事利益息息相关。像阿尔基比亚德斯*和李桑德罗斯**这样的常胜军事统帅都争取建立僭主政治。在希腊本土,直至希腊帝国时代,这种尝试仍然未获成效,而且导致德莫的军国主义国家组织的土崩瓦解——其原因以后还将讨论。与此相反,在西西里岛,不管是过去在第勒尼安海扩张的海上政策也好,还是后来的抵抗迦太基的民族保卫战也好,都是由僭主们领导的,他们除了市民军以外,依靠雇佣军队,采取了极为肆无忌惮的、具有东方地区特色的措施:大量强迫雇佣军入籍,被征服的市民迁居,建立地区间的军人君主制。最后,罗马在老共和国时代,建立僭主政治的尝试失败,由于军人君主政体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紧接着征服政策之后,罗马土崩瓦解了——同样,关于这些社会和政治原因,以后还将专门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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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尔基比亚德斯(公元前450—404年),古希腊政治家和军事统帅。——译者

  ** 李桑德罗斯(卒于公元前395年),斯巴达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译者

  在中世纪,城市僭主政治基本上——虽然不能说完全——局限在意大利。爱德华%26bull;麦耶尔指出意大利的城市贵族统治与古代僭主政治的相同之处,意大利的城市贵族统治与后者共同之处在于:它主要在富有的家庭手中产生,与自己的等级成员是对立的,此外,它作为西欧的第一个政权实行理性的行政管理,(愈来愈多地)采用任命的官员,但是同时,往往保留着传统的城邦宪法的某些形式。但是除此之外,这里表现了重要的区别。尤其在这一点上,即虽然发现城市贵族统治往往直接产生于等级斗争,但是,城市贵族统治常常在人民运动胜利之后,在事态发展的终了才产生,有时在这之后很久才产生。此外,还表现在它往往是从人民运动合法的职位发展起来的;而在希腊的古代,城市僭主政治恰恰是望族统治和金钱政治或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现象。尤其如E.扎尔策出色地描述的那样,城市贵族统治形式上的发展是不同的。一系列城市贵族统治作为人民运动暴动的产物,完全直接产生于新的人民运动分子的职位。人民领袖或者工商联合会的行政官员或者城市行政社区的行政长官,由人民运动选举,任职期越来越长,或者也有选任终身的。早在13世纪中叶,在皮亚琴察、帕尔马、洛迪、米兰,就有这类任职很长的最高级官员。在最后提到的这个城市里,威斯康蒂家族的统治,正如在维罗纳的斯卡利格家族的统治和在摩德纳的埃斯特家族的统治一样,早在13世纪末,实际上就已经是世袭继承的。除了发展为终身制和起初事实上的、后来法律上的世袭继承外的同时,还进一步扩大最高官员们的管辖权限。它从一种独断专行的、纯粹政治的刑法惩罚权力,发展为一种普遍的独裁大权,同市议会和社区争夺权力,随心所欲下达指令,最后达到独占统治地位,有权专擅独行执掌城市政府,占有职位,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这种措施有着两种不同的政治源泉,当然,从本质上看其实是相同的政治渊源。一方面是政党统治本身。主要是处于劣势的一派整个政治[生存]受到经常不断的威胁,因而间接地[尤其是]经济的生存、特别是土地财产状况受到经常不断的威胁。习惯于战争的望族和惧怕阴谋尤其不得不起用贪得无厌的党魁。[不过]其次是外部的战争,受到毗邻城市社区或者其他当权者征服的威胁。凡是这成为基本原因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的军事司令部往往是城市贵族统治的源泉,而非人民领袖的政党领袖地位,这种地方把战争领导权交给一位外来的王公或者一位雇佣兵队长。同时可能使城市屈从于一位王公的统治,以保护城市不受外来威胁,采取的方式是统治的权力十分有限。在城市内部,实际上被排除在积极参与行政管理之外的广大下层各职业阶层,当权派往往最能轻而易举地把它们争取到自己一边,部分是因为对它们来说,政权更迭并不意味着损失,一个统治者宫廷的产生许诺能带来经济上的实惠,部分是个人权力的施展在感情上更容易打动群众。因此,对城市贵族统治怀着抱负的人们,一般都利用议会作为权力转移的机构。然而根据情况的不同,有时望族或商人由于受到政治的或经济对手的威胁,也求之于城市贵族统治的手段,起初,没有任何地方把这种办法看作是持久地建立一种君主政体。像热那亚这样一些城市一再落入强大的君主统治之中,它们也一再把十分苛刻的条件强加给君主们,首先是有限的兵权,确定界限的货币支付,偶尔还撤销了他们的职位。面对外国的君主们,例如法国的国王,热那亚成功地撤销了他的职务。不过面对一旦定居在城市里的城市贵族,就很难成功了。首先,人们可以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市民当中,不管是抗拒的力量还是抗拒的意向都在减少。

  城市贵族们依仗雇佣军,而且也愈来愈多地依靠同合法的权威的结合。在借助西班牙的军队武力征服佛罗伦萨*之后,除了在威尼斯和热那亚外,世袭继承的城市贵族统治在意大利是被皇帝和教皇明确合法化的国家形式。但是,市民的那种反抗的日益减少起初可以从一系列的具体情况加以说明:城市贵族的宮廷国家在贵族和市民中,如同在各处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创造着愈来愈多的对于它的继续存在感兴趣的社会和经济的阶层。在资产阶级的上层对干扰和平交往的经济利益敏感之际,需求的日益升华和经济的扩张日益下降,此外,随着竞争的日益增多以及经济和社会的日益稳定,手工业经营者们一般的政治抱负的兴趣曰益下降,以及他们可以由此得到解释的转向纯粹的获利目的或者和平享受租息,还有王公们为了自己的实惠推动这两个方面发展的普遍政策,这些都导致对城市的政治命运的兴趣骤然下降。不管是大的君主政体,例如法国的王室,还是各个城市的城市贵族统治,到处都可以预计到下层人民对于城市的和平和对在小资产阶级粮食政策的意义上的调节所得感兴趣。法国的城市被国王们借助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制服了,在意大利,类似的倾向支持了城市贵族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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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元1530年。——译者

  然而,比什么都更为重要的因素,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因素:通过他们的经济要求,使市民得到满足,不习惯于兵役服务和王公方面有计划的解除(城市的)武装。虽然并非总是从一开始有计划解除市民武装就是王公们政策的组成部分,相反,他们当中有些人恰恰是开始创建合理的征兵制度。但是,与世袭制建立军队的一般类型相适应,这些征兵制度是或者很快就变成一种征募无财产者入伍,即与共和国的市民军队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然而,向雇佣军和向通过企业家(雇佣兵队长)采取资本主义方式满足军队的需求过渡,这是受市民日益不能脱离自己的工作和兵役服务日益必须进行职业培训制约的,这一过渡在很大程度上为王公们做了准备工作。早在自由城市社区存在的时代,这就大大地为绥靖市民和解除市民武装作了准备工作。此外,王公们个人和政治上还与大的王朝相结合,面对大的王朝的实力,市民的起义是毫无前途的。因此,归根结蒂,是一些我们已经熟知其普遍意义的情况:从业人员经济上曰益脱不开身,市民的受教育阶层军事上日益不合格,以及朝着职业军队方向发展的军事技术的日益合理化,对既定的优越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感兴趣的贵族、吃租息者和吃俸禄者等级的发展,这些情况使城市贵族统治发展为一种可继承的、世袭的王公制度。情况要果真如此,那末,城市贵族统治就进入了合法权力的圈子。

  城市贵族统治的政策首先在这里唯一感兴趣的一点上表现出他们与古代僭主共同的倾向在于:打破城市对平原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权力的持有者常常借助——如同在古代一样——农业地区居民,强迫进行移交统治权(例如1328年在帕多瓦)。自由的城市居民在战胜望族之后,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政治的利益,打破领主统治,解放农民,促进土地的自由流通,转让给最有购买力的需求者。市民从封建领主手中获得大量土地和在托斯卡纳用“对成制”*取代徭役制,都是在富人的统治后实现的——“对成制”是一种旨在让主要居住在城市、与农村仅仅是由乡间房屋相联系的领主与其在农村居住的佃户并存的制度。但是,农村居民绝对被排除参加任何政治的权力,哪怕他们是由自由农民的财产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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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佃户与地主收成平分,各得一半。——译者

  组成的。犹如对成制是私人经济的一样,城市对农村的政策在组织方面是为了城市消费者的利益的,在行会获胜之后,是为了城市生产者的利益的。这种情况,王公的政策绝不是立即改变和处处都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的。18世纪莱奥波尔德大公爵*在托斯卡纳推行重农主义政策,受到某些特定的自然法观点的影响,并非首先是农业的利益政策。不过无论如何,王公们的整体而言旨在利益协调和避免尖锐冲突的政策,不管怎么说,再也不是城市市民把利用农村仅仅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政策。

  城市王公的统治常常是对若干城市的统治,最后大部分是对若干城市的统治。然而同时,一般规律绝对不是从这些此前独立自主的城市的领土上,建立一个在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国家联合体。相反,联合在一起受一位统治者统治的不同的各个城市,不仅有权利,而且也有理由,仍然通过使节进行相互交往。它们的宪法一般也绝不是统一的。它们不是变为一些社区,依据国家的代表,完成国家的一部分任务。勿宁说,这种发展只能逐步地实现,与大的现代世袭制国家同样方式的改造相干行。由若干城市领土产生的统治实体,大部分根本没有等级的代表机构;而尤其是西西里王国早在中世纪就有等级的代表机构,不过其他过去的世袭君主制也有。勿宁说,基本的组织革新是:1.除了短期选任的城市社区官员外,出现了领主的、不定期聘任的官员;2.发展了合议制的中央行政机构,首先用于财政和军事的目的。当然,这是行政管理合理化道路上重要的一步。城市王公的行政在技术上所以能够特别合理地形成,因为很多城市社区为了自己的财政和军事的利益,在不同寻常的程度上为此奠定了统计的基础,因为城市银行的簿记和文书档案技艺,在技术上得到了发展。此外,在行政管理无可怀疑的合理化中,可能一方面是威尼斯的典范,另一方面是西西里王国的榜样,更多地发挥了作用,而且与其说通过接受;还不如说是受到启发,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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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莱奥波尔德(1747—1792年),1765年起任托斯卡纳大公爵,1790—1792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莱奥波尔德二世)。——译者

  意大利城市从世袭制的或者封建制团体的组成部分,经过一个革命而获得独立自主和自主的绅士统治的时代,然后通过行会统治时代到达城市贵族统治,最后又成为比较理性的世袭制团体的组成部分,这种循环在西方的其他地区,找不到完全相同的现象。西方其他地区,首先并不存在城市贵族统治的现象,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城市贵族统治只有在其初期阶段,在人民领袖和若干最有权力的市长身上,有某些相似之处。诚然,与此相反,循环发展在这一点上是普遍性的:在卡洛林时代,城市无非是或者几乎无非是具有某些等级结构特点的行政管理区,而在现代世袭制国家里,它们又很近似于这种地位,只不过是由于有某些法入团体的特别权利而不同。但是在过渡时期,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到处是拥有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自治的经济政策的“城市社区”。在古代,发展情况也相类似。然而,在古代城市的基础上,既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也没有产生现代国家,而中世纪城市的发展对于二者来说,虽然绝不是唯一举足轻重的预备性阶段和根本不是它们的载体,然而作为它们产生的一个极为决定性的因素,却是无法否定的。因此,尽管发展在外表上有着种种的相似之处,也必须指出有些深刻的差异。现在我们必须论述这些差异。

  倘若我们用它们最典型的形式对这两方面的城市类型进行相互比较,我们就最有机会认识这些差别。但是,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即使在中世纪的城市内部,也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我们首先仅仅在若干点上作了观察的结构差异。不过,我们还要再次说明,在它们拥有最高度自主的那个时代,中世纪城市的整个情况,它使我们有希望发现它们最为发展的具体特征。

  在城市自治的高峰时代,城市的成果相互间形态各异,丰富多彩,表现在如下的方向上:

  1.政治的独立自主,有一部分还采取扩张性的对外政策,所以城市政府持久地维持着自己的军队,缔结同盟,进行大的战争,完全征服大片农村地区,有时还征服其他城市,争得到海外殖民地。关于海外殖民地,长久地只有意大利的两个海岸城市获得成功,关于得到大片领土和赢得国际政治的意义,若干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以及瑞士的城邦,有时获得成功,弗兰德斯的城市和北德意志的一部分汉萨城市以及少数其他城市,获得成功的规模要小得多。相反,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城市,经过短期城市同盟插曲的西班牙城市,经过较长期城市同盟插曲的法国城市,从一开始的英国城市,除了特别是上面提到的北部和弗里斯兰城市以外的德国城市,若干瑞士和南德意志城市,和只有短期城市同盟插曲的大部分西德意志城市,一般都没有超过直接接壤的周围农村地区和若干小城镇的政治统治区域。它们之中很多虽然长久地维持着城市的士兵(例如法国很晚时还这样),或者它们拥有——而这是规律——一支建立在城市居民兵役义务基础之上的市民民兵,它捍卫着城墙,有时还有力量同其他城市结盟实现国家的和平,摧毁强盗的城堡,干预国家的内部械斗。然而,它们从未像意大利的城市和汉萨城市那样企图长久地推行某种国际政策。

  它们根据不同情况,大部分都派代表到国家的代表机构里,或者区域的代表机构里,并且由于它们财政上的强劲,尽管处于从属地位,却往往在其中握有决定性的一票:这方面最大的例子是英国的下议院,当然,它既不是城市社区的代表机构,也不是等级团体的代表机构。但是,很多城市市议会也从未行使过这样一种权利(法学史的细节,恕不在此论述)。欧洲大陆的现代世袭官僚体制的国家,到处都使它们失去任何固有的政治活动和军事防御能力,除了用于警察的目的之外。只有像在德国这样的地方,即现代世袭官僚体制的国家以分离的实体发展的地方,国家才让一部分城市议会作为政治的特殊形态与自己并存。

  在英国,发展的道路也特殊,因为这里没有产生世袭官僚体制。在这里,在中央行政管理的严密组织之内,各个城市从来未曾有过自己的政治抱负,因为它们在议会里以整体出现。它们缔结过商业卡特尔,却没有像在大陆那样,缔结城市同盟。它们是享有特权的绅士阶层的团体,而且在财政上,它们的善意是不可或缺的。在都铎王朝时代,王室曾试图取消它们的特权,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崩溃结束了这种尝试。从那时开始,它们仍然是一些有议会选举权的团体。不管“有影响的国王”也好,贵族的派别也好,都在政治上利用有一部分小得可笑的和很容易拉拢的选举团。——它们很多就是这样的选举团——,为自己争得顺从的议会多数。

  2.城市本身以及同业公会和行会自治的法律章程。政治上自主的意大利城市充分地行使了这种权利,西班牙和英国的城市有时行使了这种权利,相当一部分法国和德国的城市也行使了这种权利,却并非总是明确用书面形式把这种权利确定下来。对于城市的地产、市场交往和贸易,由城市市民作为陪审员的城市法院,应用一种稳定的、所有城市市民共同的、特殊的法,它是通过习惯或者自治的章程、模仿、接受或者借鉴外来模式在建立城市时产生的。城市法院在诉讼程度上,日益排除非理性的和魔法的取证手段:决斗、神裁法和氏族发誓,提倡理性的取证,此外,不能把这一过程设想得太过于直线发展:面对着国王法院合理的革新,有时坚持城市法院诉讼程序的特殊地位,也意味着保留一些较老的审判程序——例如在英国(缺乏陪审团)——,以及面对罗马法的浸透,意味着保留中世纪的审判程序:在欧洲大陆常常如此,在这里,资本主义可以应用的法律制度恰恰渊源于作为有关利益者自治发祥地的城市的法,而不是罗马的(或者德国)国家的法。

  城市政府方面试图坚持,同业公会和手工业协会未经城市政府许可不得颁布任何章程,或者只能颁布一些局限在一劳永逸赋予它们领域的章程。在所有那些不得不预计到有一位政治的或者领主的城市统治者的城市里,即在意大利之外的一切城市里,不管城市自治的规模和权力问题也好,还是在市议会和行会之间关于制订章程权力的分配也好,都是不稳定的。

  正在形成中的世袭官僚体制的国家就处处在逐渐削弱它们的这种自治。在英国,都铎王朝起初主张这样的原则:城市也好,行会也好,都是一些按法人组织起来的用于某些特定目的的国家强制机构,它们拥有一些在业务上不得逾越在特权里所提到的限制的权利,以及拥有一种只能拘束作为市民的参加者制订章程的权利。任何违背这些限制都会被利用作为理由,在“责问令状”的诉讼中取销特权(在雅科布二世*时,伦敦还有如此遭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样,按照这种观点,城市原则上不是被视为“区域团体”,而且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等级团体,英国枢密院继续监督和干预它的行政管理。在16世纪的法国,除了警察事务外,城市完全被剥夺了司法权,对于所有财政上重要的行动,要求经过国家行政机关批准。在中欧,一些建立在领土原则基础上的城市,一般都彻底被剥夺城市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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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詹姆斯二世。——译者

  3.自主,即:不受外来干预的自己的法院机关和行政机关。只有一部分城市,首先是意大利的城市,完全实现这一点,在意大利之外的城市,这常常只适用于较低的司法,而从长远看,往往保留向国王法院和国家最高法院的上诉权。在司法权上,在由选之于市民的陪审员判决的地方,法院的院长本人,最初仅仅主要在财政上令人感兴趣,因此城市有时根本不会认为,必须拥有自己的或者通过赎买得到司法主权。但是对它来说,最重要的是:城市是一个自己的法院辖区,拥有从本城推选的陪审员。这一点至少对于较低级的司法,部分地对于较高级的司法来说,很早就实现了。市民大部分还做到自己选举陪审员或补选,不受领主的干预。此外,市民只在本城的法院内接受审判,获得这种特权也是重要的。

  关于城市自己的行政机构即市议会发展的方式,在这里不可能详述。曾经存在过拥有广泛行政管理权限的市议会,在中世纪顶峰时期是西欧和北欧每一个城市社区的标志。它的组成方式变化无穷,而且尤其取决于“望族”的城市贵族和确实纯粹手工行业的行会之间的实力地位;城市贵族即包括地产租息和货币的持有者,货币的发放者和临时性商人,此外,还有资产阶级的、往往参加行会的商人,根据情况不同,可能更多地是长途贩运商人,或者(大量地)是大的零售商人和手工业产品的中转经销商。另一方面,政治的或者领主的统治者参与市议会任命的程度,即城市仍然局部自主的规模,是根据市民和城市统治者之间的经济实力状况决定的。首先是根据城市统治者对货币的需求,货币需要就可能把他的权利统统买光。因此,反过来也是由城市的财政力量决定的。然而,倘若城市统治者握有政治权力的手段,就不仅仅是城市统治者的货币需求和城市的货币市场起决定作用了。在法国,早在13世纪,在菲力普[二世]%26bull;奥古斯特*统治下,[起初]与城市结盟的国王(包括其他的城市封建领主也曾部分地)由于大大增长的[城市]货币需求,曾经“协约瓜分”占有行政管理职位,拥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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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力普[二世]%26bull;奥古斯特(1165—1223年),法国国王(1180—1223年在位)。——译者

  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监督权,尤其是国王关心的财政管理监督权,对选出的执政官的批准权,直到15世纪,还主持市民大会的国王的宫廷司法官。尤其在鲁道夫时代*,城市的官职位置完全由国王的“高级官员”所控制,而国家的财政困境导致城市职位和国家的职位,都通过出售而被占有。

  世袭官僚体制国家把城市的行政机构变为特权化的团体代表机构,享有等级的特权,拥有仅仅在它们团体的利益圈子里的职务权限,然而对于国家的行政管理目的毫无意义。英国的国家不得不让城市团体得到自主,因为它们是议会选举团体,当它想让地方团体解决我们今天的社区团体必须解决的那些任务时,它肆无忌惮地撇开城市,并且或者让个别的教区——不仅是享有特权的团体成员,而且所有有资格的居民都属于教区——,或者让其他新建立的团体成为解决任务的承担者。然而,世袭官僚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干脆把城市政府变为一种国家统治者的行政机构,并立于别的行政机构。

  4.对市民的征税权力,市民对外的免息和免税。前者极为不同的广泛地得到贯彻,在不同程度上有效保持或者完全放弃城市领主监督权的情况下,得到贯彻。在英国,城市从未拥有确实的税收自治,而是一切新的税收总是需要国王的同意。对外免息和免税同样也只有在有些地方得到完全实现。即在政治上未获自治的城市,只有当它们承包税收义务,通过一次性的总额支付,或者更经常地是通过有规则的总额支付(英国的城市固定税),补偿给城市领主,并且能够由自己来掌握国王的税收,只有这种地方,才达到对外免交租息和税赋。对于市民个人的、渊源于法院或者农奴制关系的义务,对外免于负担这类义务,处处都得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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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处英译本为黎塞留和路易十四时代。——译者

  彻底的贯彻。——一般的世袭官僚体制国家在其胜利之后,虽然在纯粹税务技术上把城市和农村分开:它企图通过它的特殊的城市税即国内货物税和交通税,来均衡地确定生产和消费。但是,它实际上几乎完全剥夺了城市自己的征税权力。在英国,城市的共同征税无足轻重,因为新的行政管理任务落到其他共同体的身上。在法国,一切城市的财政行为和自行征税在此前就已经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以后,自从马扎兰*以来,国王就占有城市关卡税的一半。在中欧,城市的行政机关在这方面也往往几乎是纯粹的国家的征税机关。

  5.市场权利,自治的商业和手工业警察以及垄断性的驱逐权力。市场属于任何一个中世纪的城市,市议会到处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剥夺了城市封建领主的市场监督权。

  后来,警察对商业和手工业的监督,根据权力情况的不同,或者更多地掌握在城市行政当局的手里,或者更多地落在职业同业公会的手中,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城市封建领主的参与。由于有手工业警察,所以实行商品质量监督:部分是为了良好的声誉,即为了手工行业的出口利益,部分是为了城市消费者的利益,实行价格监督主要是为了后者的利益;此外,加强对小资产阶级粮食供应的维护,即:限制徒弟和伙计的数目,有些情况下也限制师傅的数目,而且在粮食供应回旋空间变狭时,为本地人、尤其是为师傅的儿子们增强对师傅位置的垄断化;另一方面,一旦行会本身把警察事务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禁止中转经销和监察资本借款,调节和组织原料的购买以及有时还调节和组织销售方式,以对付对局外人和大企业的资本主义的依赖。然而,城市首先力争排除臣服它的统治的平原地区手工业行业的竞争,即试图压制农村的手工业企业,并且为了城市生产者的利益,强迫农民在城里购买他们的必需品,强迫[他们]在城市的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产品,而且只能在那里出售,同样,为了消费者的利益,有时也为了手工行业原料消费者的利益。还企图阻止在市场之外“预售”商品,最后,为了自己商人的利益,企图实现对货物中转和中间贸易的垄断,另一方面,在外部自由贸易中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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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失理%26bull;马扎兰(1602—1661年),法国政治家。——译者

  所谓“城市经济政策”的这些核心点,由于相互冲突的利益使之有无数妥协的可能性,且变化多端,但是处处几乎还是可以发现它们的基本特点。同时,这种政策的方向除了受到有关利益者在城里的实力地位的制约外,还受到城市获利的回旋空间所制约。定居第一阶段获利空间的扩大,带来一种旨在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趋向;中世纪结束之后,这种空间的变窄,则带来一种旨在实行垄断化的趋向。此外,每一个城市都有其自己的利益,与竞争者发生冲突,特别是在南方的远距离贸易城市之间,进行着生死存亡的斗争。

  世袭官僚体制的国家在制服了城市之后,根本不想在原则上同这种“城市经济政策”决裂。而正好是相反:为了它自己的财政利益,城市及其手工业行业经济上的繁荣,以及通过维持粮食供应来保持人口的数目,它是耿耿于怀的,恰如它很关心在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的意义上刺激外贸一样,它对贸易政策的措施,至少有一部分即城市的远距离贸易政策,是不能无视的。他试图协调统一在它的联合体里的城市和集团相互冲突的利益,特别是把粮食供应的立场与对资本和善的政策统一起来。几乎直至法国革命的前夕,只有在地方垄断和市民的特权阻碍着由它亲自开创的、日益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特权政策和垄断政策时,它才会触及传统的经济政策:诚然,这在具体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十分严重地破坏经济上的市民特权,然而这却意味着仅仅在地方的个别例外的情况下,一种原则上背离传统的轨道。但是,由城市进行的经济调节的自治却丧失了,当然,这可能会间接地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对于城市来说,本身不可能按照世袭官僚体制的王公的准则和方式,利用军事的—政治的权力手段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且它们也只能例外地尝试着,采用像王公们所采用的方式,作为团体参与由于世袭制的政策而重新出现的获利机会。从本质上讲,只有个人才可能参与这种机会,首先是社会方面享有特权的个人,尤其是世袭制度典型的、享有垄断特权的国内和海外的企业经营,在英国和法国,除了国王们本身外,(比较起来)是很多领主分子或者属于大官的分子,(比较来看)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参与的。某些城市,例如法兰克福,虽然有时偶尔以大规模的方式,算在城市的帐上,参加外部投机性的经营活动,但是大多数都给它们造成损害,因为哪怕只是一次失败,对它们的打击必然比对一个大的政治实体的还要持久些。

  很多城市在经济上走下坡路,尤其是在16世纪以后的时代里——因为当时在英国也发生经济萧条——,只能部分地直接通过贸易大道的变化来解释,而且也只能部分地直接通过大的家庭工业的产生来解释,大的家庭工业是建立在城外劳动力的基础之上的。勿宁说,最大的部分要通过其他一些普遍的条件来解释:首先是,纳入城市经济的传统,企业形式现在不再是获得极大利润的形式;像过去的封建战争技术那样,现在不管是以政治为取向的企业也好,还是商人的和手工行业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也好,哪怕它们形式上是在城市的,已经再也得不到一种城市经济政策的支持,再也不能由受到地方约束即受到唯一的市民团体约束的企业家来承担。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开设在对它们合适的新的位置上。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益,现在呼唤别的助手——只要他需要助手——,而不是求助于地方的市民共同体。正如英国的不信奉国教者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却由于“考验条例”*而不属于进行统治的城市团体一样,英国大的现代商业和手工业城市,全都产生于地方辖区之外,因而也在地方垄断的权力即旧的享有特权的团体之外,因此在它们的司法结构中,往往显示出一种十分复古的印迹:旧的领主法院——男爵法院和民事法院在利物浦存在[至17世纪晚期],[在]曼彻斯特存在至现代的改革,只不过是领主当法院院长的职位被鬻卖一空罢了。

  6.从中世纪城市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特点中,也产生了它们对非城市市民各阶层的态度。当然对于各种城市来说,这种表现极为不同。首先,它们都有的共同点是经济组织方面同尤其是非城市政治的、等级的和领主的结构形式的对立:市场同家族经济的对立。不过,人们也不能简单地想像为政治统治者或领主与城市之间的一种经济斗争。当然,凡是城市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让依附政治上的统治者或者领主的、而领主又想留住他们的人,进入城墙之内,或者尤其不让他们进城,却把他们作为外部市民接纳到市民团体里,这种地方就存在着这种斗争。后面这种情况,至少在北方的城市里,经过短期的过渡之后,由于王公的团体和国王的禁令就成为不可能了。然而不管什么地方,原则上都不曾只反对过城市经济的发展,而是反对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同样,在领主特殊的经济利益陷入同城市流通政策的利益和垄断倾向冲突——这种情况常常发生——的地方,也有这种经济斗争。当然,以国王们为首的封建军事团体的有关利益者,怀着最大的不信任,注视着他们的政治势力范围内自治的要塞的发展。德国的国王们从未哪怕是短暂地中断这种怀疑态度。相反,法国和英国的国王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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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73年英国颁布的法律,该法规定,担任公职必须声明反对天主教的晚餐制度,因此,非国教信徒不得担任公职。1829年被撤销。——译者

  时对城市十分友好,那是出于政治的、受国王们同他们的男爵们的对立所制约的原因,此外还由于城市在财政上的重要性。城市本身的市场经济对领主的团体和间接地也对封建团体可能发挥瓦解作用,而且实际上也发挥了瓦解作用,其结果是极为不同的,但是同样,这种瓦解倾向绝非必然是以城市反对其他有关利益者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相反,在漫长的道路上,存在着很明显的共同利益。政治的统治者也好,封建领主也好,都极端渴望有货币收入,他们能够从他们的佃农那儿得到货币收入。但是,只有城市给佃农们提供地方市场销售他们的产品,因而也提供可能性,以货币支付取代徭役或者缴纳实物;同样,城市也提供给领主们以可能性,不是以消耗实物的方式去消耗实物收入,而是根据不同情况,把它们在地方市场上变卖为钱,或者通过资本日益强劲的贸易,到外地去换成货币。不管是政治统治者还是封建领主,都充分利用这些可能性,他们或者向农民要求要交纳货币租息,或者利用农民们由于市场所唤起来的通过建立扩大了的经济单位来提高生产的固有兴趣,扩大的经济单位就能交纳更大部分的实物收成作为租息,再把实物租息增收的部分变为银子。同时,地区的或地区间的流通越发达,政治统治者和领主就正是能从这种流通得来的形形色色的贡物中,寻找更多的货币收入,正如这在德意志的西部,中世纪时就已经发生过的那样。

  因此,除了上述这些结论外,从奠基者的立场看,建立城市是一种获得货币收入机会的商业经营行为。基于这种经济的固有利益,还在东方、尤其是在波兰迫害犹太人的时代,贵族方面也建立各种各样的“城市”,建城经常失败,有些城市往往只有数百居民,在19世纪,还有90%是犹太人。因此,这种特别在中世纪北欧建城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获利的“商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恰好同建立军事的要塞城市形成最尖锐的对照,古代的城邦就是要塞城市。领主和法院院长的几乎所有人力的和物的要求都变为租息的要求,以及由此而形成农民的部分是法律上的、部分无论如何是广泛实际的经济自由——凡是城市的发展软弱无力的地方,处处都缺少这种转变和自由——,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政治统治者和领主的收入,在大力发展城市的区域,能够愈来愈多地从农民产品的市场销售和农民的捐赋获得,而且无论如何能够从其他流通经济的源泉获得,实际上也是这样得到的,不再是利用依附者的徭役义务,或者采取旧的家族经济的方式,把家庭的需要摊派给依附者;领主,同样地,还有依附者们——哪怕规模要小一些——愈来愈大部分的需求采用货币经济的方式来满足。此外,这种转变还受到城市市民充分利用居住在农村的贵族的制约,这时城市市民转入合理地经营农业的财产。然而,在彩邑团体要求要占有贵族的财产需要有采邑资格,而城市贵族——诸如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几乎到处都如此——又不具有彩邑资格的地方,这种进程有其局限性。

  不过,无论如何,仅仅由于“货币经济”本身,在政治统治者或者领主与城市之间,并不存在利害冲突、甚至还有着共同利益。只有在领主们为了提高收入,企图转入对赢利经济的手工业自己进行生产的地方,才产生了纯经济的冲突;当然,在自己有劳动力可资利用的地方,领主们也可能转入手工业的自行生产。凡是出现这种冲突的地方,也就爆发了城市反对领主们的这种手工业生产的斗争,而且恰恰在近代,还包括在世袭官僚体制的国家团体之内,这种斗争往往如火如荼。反过来,在中世纪还几乎不能这么说,旧的领主联合体实际的瓦解和农民受束缚的实际的解除,随着货币经济的侵入,作为货币经济的结果往往毫无斗争地实现了,在英国就是这样。当然,在其他地方,城市总是直接地和有意识地促进这种事态的发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样,在佛罗伦萨的势力范围内就是这样。

  世袭官僚体制的国家企图协调贵族和城市的利益对立,但是同时规定,非贵族即包括市民不准得到贵族的财产,因为它需要贵族作为军官和官员为它效劳。

  在中世纪,在这点上,教会的领主,尤其是寺院的领主,比起世俗的领主更会陷入同城市的冲突。除了犹太人外,尤其在授职之争中国家和教会分开以来,神职人员从根本上说,与城市形同陌路,格格不入。他们的财产作为教会财产要求广泛免交赋税和享有豁免权,即排除官方包括城市行政机关的任何行动。他们本身作为等级不必履行市民军事的和个人的义务。但是同时,那种免交赋税的财产以及因此不是摆脱整个城市权力的人员的数目,由于虔诚的市民不断捐赠而日益膨胀。此外,寺院还有俗众兄弟是一些不必供养家庭的劳动力,即他们能够击败寺院之外的竞争,如果他们被用于自己的手工行业企业的话——而这是常常发生的。此外,寺院和捐赠者们完全像中世纪伊斯兰教的洛各夫,就拥有中世纪货币经济经常性的租息源泉:市场大厅,各种各样的销售地点,屠宰场和磨坊等等,等等。它们不仅免征捐赋,而且不受城市经济政策的约束,此外还往往要求进行垄断。甚至在军事上,被围墙包围起来的寺院的幽室享有豁免权,可能也是令人忧虑的。宗教的法院及其受到高利贷禁令的约束,处处都威胁着资产阶级的商业。市民试图通过禁令来对付“永久管业”地产的不断积累以保障自己的利益,犹如王公和贵族们企图通过转让法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样。

  但是另一方面,教会的节庆,首先是拥有允许一部城市手工业在那里经营的朝圣地,意味着巨大的挣钱良机,而捐赠一旦对市民开放,也就是一些供应机构了。因此,教会和寺院与市民之间的关系,在中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尽管有种种冲突,绝非十分不友好,因此仅仅这个因素就足以对宗教改革作出“经济的阐释”。教会和寺院的机构在实际上对于城市社区来说,并不像教会法所规定的那么不可触犯。已经正确的指出,尤其在德国,宗教的捐赠和寺院自从授职权之争以来,国王权力日益下降之后,就丧失了对它们最为关心的、保护它们不受俗众权力侵犯的主子,倘若它们强有力地参与经济,被它们所拼弃的监护,就能轻而易举地以间接的形式再次复活。在很多情况下,城市的市议会善于把它们置于一种保护之下,十分类似旧的监护,它以种种借口和名义,把保护人和律师强加给它们,去领导它们的事务,随后他们依照市民的利益领导行政管理。

  神职人员在市民团体内部的等级地位是非常不同的。在法律上,神职人员有一部分简直完全处于城市的团体之外,但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的地方,他们也由于拥有不可消除的等级特权,成为一种令人厌烦的又不能同化的外来势力。宗教改革在它的范围之内结束了这种状况,但是这对城市已不再有益,城市很快也臣服于世袭官僚体制的国家。

  在最后这一点上,古代的发展情况则迥然而异。时间越是往过去推移,古代寺庙的经济地位就越像中世纪早期教会、尤其是寺院的地位,它特别表现在威尼斯的殖民地里。然而,这里的发展并不像在中世纪时沿着国家和教会日益分离和教会的统治区域日益独立自主的方向前进,而是正好相反。城市贵族望族掌握着神职人员的职位作为收费和权力的源泉,而民主制度彻底把它们国家化,使它们成为往往被拍卖的俸禄,消除了神职人员的政治影响,并把经济的行政管理交到社区的手中。在德尔斐的阿波罗大神庙和在雅典的雅典娜大神庙,是希腊国家的大国库,奴隶的储蓄银行,而有一部分神庙依旧是大地主。但是在古代城市内部,不存在经济上同市民的手工业行业的竞争。未曾有过、也不可能有过宗教财产的世俗化。但是从实际上看——哪怕不是从形式上看——,在古代的城市里,曾经集中在神庙里的手工业行业的“世俗化”,却比在中世纪进行得激进得多。此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寺院和教会的自主组织作为一种地区间的团体。

  城市市民同地主权力的冲突,在古代也如同在中世纪和近代初期一样,是众所周知的。古代的城市曾经有过它们的农民政策和它们的打破封建制度的政策。同中世纪相比,这种政策的范围要大得多,它在城市发展内部的意义也要大得多,同时也很不同,因此在这里,差异是一目了然的。必须在普遍的相互关系中来讨论这种差异。

  原载《经济与社会%26bull;城市的类型》之四(《经济与社会》下册第九章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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