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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西方的城市


作者:马克斯·韦伯 更新日期:2009年02月18群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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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土地法和个人的法律地位。由于结义而形成城邦。在东方地区受到宗族大法的禁戒和其他魔法的障碍。摧毁宗族大法作为结义的前提。宗族对于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的意义。西方的海誓山盟的结义;法律和政治的后果,城市联合的社会学的意义:a)意大利的城市联盟;b)北方日耳曼人的结义;c)根据军事宪法市民的防御责任作为西方城市发展的积极基础。

  中世纪西方的城市尤其同亚洲的情况形成最引人注目的对照,特别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城市,那里城市的发展达到纯粹典型的理想程度。它是一种市场场地,犹如亚洲和东方地区的城市一样,它是商业和手工行业所在地,犹同亚洲的城市一样,是要塞,也犹如亚洲城市一样。不管在这里也好,在那里也好,都有商人的同业公会和手工业者行会,同业公会和行会为它们的会员们制订自治的章程,这种现象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同样,不管古代的西方城市也好,中世纪的西方城市也好——当然,在后者,后来的情况必须有若干保留——,本身也包括有徭役庄院和望族所在地,望族拥有城外领主的地产,同时也往往拥有大城市的地产,由于望族在城里参加城市获利机会的所得,它们的地产又进一步扩大。同样,中世纪西方的城市,大部分也都有某一个政治统治者的保护领主和官员,他们在城墙之内实施不同程度的权限。同样在这里如同几乎在全世界一样,适用于房屋地产的法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农业土地的法。然而,至少对于西方中世纪的城市来说,撇开过渡现象不讲,土地法的区别是不存在本质的差异的:在城市里,土地财产原则上可以自由出让,自由收取租息,或者只有固定的租息,可以继承,表现为形形色色的领主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与乡村社区或边区马克社区相比,或者受到双向的约束,是城外农民的土地。在亚洲和在古代,一般情况均如此。但是,与土地法的这种无论如何只有相对对立相适应,是与个人的法律地位绝对的对立。

  在中世纪早期,[在]古代,在前亚细亚地区和在远东地区,城市到处都是一种由外面移居和八方汇人人口的居民点,而且在下层公共卫生的状况下,是只能由农村地区不断重新流入才得以保持的居民点。因此,它处处都包含着十分不同的等级地位的因素。在东亚,与被蔑视为庸俗之辈的非文人和(少数)不干净的职业并存的有中举的候补官员和达官贵人;在印度,有各种各样的种姓;在前亚细亚和古代,除了无土地的手工业者外,有按宗族组织起来的望族的成员。在中世纪早期的城市里,除了贵族的领主及其宫廷官员、勤役人员、家臣或雇佣军、神职人员和僧侣之外,还有获得自由的人,依附农和奴隶。形形色色的领主法院都可能在城市里,城市区域作为整体[可能]只是属于一位领主,实行领主统治,在城市内部,维修和警卫城墙[可能]委托给一个城堡人员的阶层,或者委托给享有城堡采邑或其他权利的特权阶层。尤其是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城市居民,最严格地按照等级的区别划分阶层。但是,中世纪早期的城市居民,在较低程度上也还按等级的区别划分,同样,俄国的城市居民,直至要进入当代,在取消农奴制之后,也还按等级的差别划分:农村来的城市居民对村庄负有不得脱离故土的义务,并且可能由村社吊销通行证而不得不返回农村。诚然,城市内部的其他的、城市之外的、等级的分层化,几乎到处都显示出某些变化来。在印度是这样的,某些特定的城市特有事务的产生必然导致种姓的形成,即这些种姓从实际上看——哪怕不是从法律上看——是城市特有的。在前亚细亚,在古代,在中世纪早期,而首先是在农奴获得解放之前的俄国,是这样的,广大居住在城市里不自由的人和依附农阶层,在实际上——哪怕起初并非在法律上,仅仅向主人付一种租息,但是除此而外,事实上是经济上自主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同法律上自由的小资产阶级共同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城市是市场这种比较经常有机会通过商业或手工业赚钱的状况,同样促使很多领主不在自己的家里或企业里,把他们的奴隶和依附农作为劳动力来使用,而是作为租息的基础,即让他们学习当手工业者或小商小贩,然后可能的话(如同在古代一样),给予经营资金,换取人身租息,让其在城市里从事职业工作。因此,在雅典的公共建筑中,在相同的计件工资类中有奴隶和自由民。自由民和不自由民作为主人的伙计,或者有着“赢利资本”,实际上完全是自主小资产阶级,两者在罗马时代的手工行业和零售商业里相互并存,属于相同的神秘教区。能够通过赎买获得自由的机会,尤其提高了不自由的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劳动效益,因此,在古代和俄国,首批通过合理持久经营手工行业或商业获得的财富的大部分,恰恰集中在获得自由的人的手中,这并非偶然。于是,在古代也好,在俄国也好,西方的城市是通过货币经济赢利的手段从不自由上升到自由的地方。同样的情况都很显然地适用于中世纪的城市,特别是内陆城市,时间越长久,就越加如此。因为在这里,不同于几乎所有我们所了解的发展情况,城市的市民一般都十分自觉地推行一种旨在达到这种目的的等级政策。尽管有十分丰富的获利的回旋空间,在这些城市的早期,它们的居民对于通过方便外来移民,扩大每一个个人的销售和获利的机会,充分利用这种政策有着共同的兴趣,因而对此也有一种非常一致的关心,即不让任何正是在城市变得富裕起来的依附农,被他的领主——如18世纪西里西亚的贵族以及19世纪俄国贵族还常常做的那样——用作家庭仆役或者马厩仆役,哪怕仅是为了向领主勒索一笔赎金。因此,城市市民悄悄地冲破领主的权利——而同所有其他城市相比,这是中世纪西方城市的一种伟大的、本质上是革命的革新。在中欧和北欧的城市里,产生了著名的原则:“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也就是说,经过一段长短不同的、但是相对而言较短的时期之后,奴隶或依附农的主人就丧失权利,不能再要求把他作为权力的服从者。这条原则在极为不同的程度上得到贯彻。另一方面,城市还不得不终于允诺不再接受非自由民,而且随着粮食供应回旋空间变得日益狭窄,城市往往欢迎这种限制。不过,作为规则,那条原则还是得到贯彻的。因此,等级的差异在城市里是摇摆无定的,至少在它们意味着一般的自由和不自由的不同时,差异更是摇摆不定的。

  另一方面,在欧洲北部,在无数起初建立在定居者之间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城市官员自由选举之上的城市居民点的内部,经常形成一种绅士阶层:依仗他们经济的独立和权力,市议会的望族垄断着职位,他们与其他市民相比,发生了等级的分化。此外,在无数的、特别是南方的城市里,不过也在北方富裕的城市里(包括在德国的城市里),从一开始——犹如在古代一样——,我们发现,有“骑马人家”与一般的市民并存的情况,即,有一个马厩之家(今天我们也许可以说是一个赛马场,同时也是设想用于比武目的的),一种殊殊的城市贵族,即:等级的区分。

  然而与此相比,有另外的一种发展情况,它提高了城市市民本身同城外贵族相比的等级的共同性,不管他们被视为贵族也好,非贵族也好,至少在北欧,在中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居住在城市的、参加职业获利的和——这尤其重要——在城市管理中与各种行会坐在一起的城市贵族,不再为农村的骑士贵族所承认,即城市贵族被宣布不具有参加比武和捐赠资格,不具有与之通婚和获得采邑的资格(在德国,获得采邑的资格,只有享有特权的帝国直辖市的市民有时才有例外)。从这两种倾向中:即在城市里倾向于一种相对的等级拉平化倾向,以及相反,一种更为强烈分化的倾向,一般是后者占优势。中世纪末和近代开始之际,几乎所有城市,意大利的、英国的和法国的以及德国的城市,只要它们不像在意大利那样,变为君主政体的城市国家,都受到一种市议会的城市贵族或者一个市民团体所统治,市民团体对外是排他性的,对内意味着绅士统治,即使在行会统治时代所产生的这些绅士在形式上必须参加一个行会的义务依然存在的地方,也无例外。

  对外同城市之外的贵族切断等级的联系,只有在北欧的城市团体里得到相当彻底的执行,而在南方则相反,尤其在意大利,随着城市权力的日益上升,几乎所有的贵族都居住在城市,正如我们发现在古代,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一样,那时城市原先就是作为贵族的所在地而产生的。因此,古代的城市,在较低程度上还有南欧中世纪的城市,在这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从亚洲城市向着北欧城市过渡的阶段。

  但是,除了这些区别外,古代和中世纪典型的城市作为一种按强制机构社会化的、拥有特殊的和典型机构的“市民”团体的品质,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他们在它的这种品质上隶属于一种只有他们能够企及的共同的法,即他们是“等级内”同一个“法的成员”。就现在所知,作为等级分离出来的“城邦”或“城市社区”的这种特点,除了在地中海和西方的法律区域外,在所有其他法律区域内都只处于开始阶段。最早的可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和以色列联邦同迦南的城市贵族斗争时代的巴勒斯坦,也许还有在其他地区和时代的某些沿海城市。比如,在被克鲁伊克山克以及在他之后被普斯特所描述的黄金海岸凡蒂黑人的城市里,存在着一个“市议会”,由一位城市国王作为同侪之首所主持,其成员是:1.“富豪”,以富有和等级的生活方式(好客和奢侈)著称的望族首脑;2.选任的城区区长,城区是作为军事团体出现,选举区长,长老参政,城区相互之间独立自主,常常陷入械斗中;3.城区世袭的警察局官员,法院和行政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在亚洲和非洲,据说很多地方也存在着城邦或城市社区结构似类的前期阶段。但是根本没听说有等级的“城市市民的法”。

  与此相反,充分发展的古代和中世纪城市,首先是作为结义构建起来的或者可作这样解释的团体,因此它一般也不乏相应的宗教象征:一种市民本身团体的迷信崇拜,即一位为市民本身存在的城市之神或城市圣人。在中国,虽然也不乏这样的一种神或圣人(往往是一位神化了的达官)。但是,他在那里的万神庙里具有职能神的性质。

  此外,西方城市社区的团体本身有财产,城市社区机关拥有财产。如果说相反的是,阿里派同教区关于“法达克园子”有名的争端——什叶派分裂的第一个经济上的机缘——是关于望族财产所有权或者教区财产所有权的争端,那么,这个“教区”是伊斯兰教的宗教共同体,而不是根本不存在的麦加的政治“社区”,哈里发的代表们以社区的名义要求那种地产。城市居民点的阿里明达可能在别的地方也同样像村庄社区那样曾经存在过。同样地,也存在着王公们的、特别是城市的税收源泉。然而,古代或中世纪城市那种方式的城市社区的财政制度,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充其量存在过一些萌芽。

  与亚洲城市的差别相比,对于地中海诸城的共同特点来说,从根本上说,首先和主要的是自由的城市居民不受他们种姓和宗族用禁戒来对他们进行魔法的一泛灵论的约束。在中国,是族外婚的和结义团体之内的宗族,在印度,自世袭制国王和婆罗门获胜以来,此外还有族内婚的和禁戒方面排他性的种姓,种姓阻碍了任何建立在普遍宗教的和市民的法律平等、通婚、共餐、对外团结一致之上的城市市民的社会化。在印度,由于禁戒方面的种姓封闭,这还远比在中国严重得多,——正如——也正因如此——从法律上看,印度有90%居住在农村的居民,中国的城市无论如何,其意义要重大得多。印度城市的居民本身根本不可能有共同的迷信崇拜祭餐,中国的城市由于有其宗族组织和祖先崇拜的凌架一切之上的意义,没有理由要这样做。诚然,私人共餐也完全排除,如此受禁戒束缚的民族,只有印度人和(在远为有限规模上的)犹太人。在印度人那里,外种姓的人的任何把目光投向厨房就会引起不净洁的后果。

  但是还在古代,一般来说,非本宗族的成员是不能参加宗族的宗教活动的,正如中国的祖先崇拜,外宗族成员也必须退避三舍一样。与此相比,根据传说,对于古代的城邦*来说,“聚落联盟”(现实的或虚构的)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就是通过原先对于每一个城邦都不可或缺的城市首脑制取代为加入社区团体的迷信崇拜祭餐服务的各个具体的首脑,即取代城市市民宗族共餐作为它们结义结果的象征。诚然,古代的城邦起初是正式以划分为宗族共同体为基础的和这些共同体凌驾于宗族之上、纯粹人员的和往往(至少是根据杜撰)建立在部落共同体之上的,对外又各自构成严格排他性的迷信崇拜团体。直接观察城市的成员绝非毫无意义,按照这种观察,古代城市起初是随意的社会化和人员团体的同盟。部分主要是宗族性质的,部分——很可能像半族那样——主要是军事性质的,它们在后来城市的划分中,按照行政管理技术的观点被格式化了。因此,古代的城市,在宗教上的排他性不仅对外,而且也对内,反对任何不属于参入同盟的宗族之一的人:平民;而且正因如此,它们本身仍然一直划分为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是排他性的迷信崇拜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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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里指古希腊的墟邦。——译者

  在这作为贵族宗族同盟的性质上,中世纪早期欧洲南部的城市,首先是海岸城市(但不仅仅是这类城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像古代的城市。在城墙之内,每一个贵族的宗族都有自己防护自身的碉堡,或者与他族共有碉堡,在何种情况下,利用碉堡(如在锡耶纳)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望族的械斗在城内至少同城外一样剧烈,而某些最古老的城市划分(例如分为“宿营地”),估计是划分为封建的权力区。反之,在这里却缺乏——这是极端重要的——任何在古代还存在的宗族间在宗教上的相互排他性的残余,而对外:在历史上很可想像的、被保罗在《加拉太书》*里正确地放在首要地位的在安提阿发生的事件的后果,保罗在那里主持同未行割礼的兄弟进行(礼仪的)共餐。早在古代的城市里,这种宗教礼仪上的排他性就已削弱到差不多丧失殆尽的地步。未入宗族的平民,原则上实现了宗教礼仪上的平等。在中世纪的城市里,特别是在中欧和北欧的城市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这种削弱,宗族很快就丧失其作为城市奠基者的全部意义。城市成为单个市民(家长)的同盟,因此,在这里,把城市的市民纳入城市之外的各种共同体,实际上也丧失同城市社区相比的任何重要性。早在古代城邦中市民的观念里,就已经是一种强制机构的“社区”。诚然,在古代,由于把城市划入希腊帝国或罗马大的国家里,才终于产生了与“国家”相对立的“社区”的概念,另一方面,这种划入又使城市失去政治的自主性。与此相反,中世纪的城市从它存在的开始,就是一个“城市社区”,人们在这当中在多大程度上清楚地意识到“法人”本身这个法的概念,那是无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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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阅《新约圣经》中《加拉太书》一节。——译者

  在西方,正是缺乏印度—赤道地区的那些禁戒限制和宗族团体图腾的和祖先崇拜的魔法的钳制,它们在亚洲妨碍结义为一个统一的团体。恰恰是在从未形成大的政治的—军事的和首先是城市团体的地方,产生了坚定的图腾崇拜和决疑论证式地实行宗族族外婚制度,而且肯定也是相当晚的产物,古代的宗教顶多见到某些痕迹,不管是作为残余也好,也不管是作为未成长先枯萎的“萌芽”也好。个中缘由只要不是宗教内部的,那只能作不确定的推测。早期海外雇佣兵和海盗的生活,军事冒险和大规模建立内陆的和海外的殖民地,都不可避免地要在不同部落或宗族的成员之间建立亲密的持久的团体,显然,也不可避免地摧毁了那些宗族排他性的和魔法纽带的牢固性。倘若人们根据传统,也要在古代处处人为地通过把新建立的社区分为氏族的团体和半族,重建这种纽带的话,——现在却不是氏族团体,而是城邦的军事团体,是基本的单位。在民族大迁徙之前和之中,日耳曼人南征北战的军人团体长达几世纪的迁移,他们的雇佣军和他们在自己选举的领袖领导之下的冒险征程,同样对禁戒的和图腾崇拜约束的出现构成很多障碍。如果人们在他们当中,像传说的那样,尽可能按照现实的或者虚构的宗族来布设居民点,——日耳曼部落的审判大会团体和百人军事团体,胡符*基本大法作为负担摊派的基础,后来同王公的关系即扈从和领主封臣制度,那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仍然不是什么宗族的魔法的纽带,也许正是由于那种状况,这种纽带永远得不到发展。而基督教这时成为这些在所有传统深深受到震撼的民族的宗教,而且可能恰恰是在它们当中魔法的和禁戒限制的脆弱和缺乏,才会成为它们的宗教,基督教最终使所有这类纽带在其宗教的重要性上丧失价值,并把它们砸得粉碎。教会的教区在中世纪城市行政管理技术的建设中所起的往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不过是基督教宗教的这些瓦解宗族纽带和因此也是对中世纪城市的形成十分重要的特征强烈参与的很多象征之一。正如较早的哈里发制度内部冲突的整个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伊斯兰教并没有确实克服阿拉伯各部落的同乡之情和宗族纽带,因为它首先仍然是一种军队的宗教,而这支军队是进行征战的,按照部落和宗族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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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见前译者注。——译者

  让我们再次把实际上的区别搞清楚,虽然世界各地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前外地人的集中居民点。中国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和埃及的、有时甚至还有希腊帝国的好战王公建立城市,又迁移城市,不仅让自愿服从他的人定居在那里,而且根据需要和可能,掠夺人力资源集中在那里。最严重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强制移民首先必须开凿运河,有了运河,在沙漠里才能产生城市。因为好战王公凭借他的官职机构和行政管理机关,同时仍然是城市的绝对统治者,或者根本没有产生社区团体,或者仅仅可怜巴巴地初露端倪。定居在一起的人们仍然常常是互不通婚的部落。或者,倘若情况并非如此,迁入者则依旧是他们此前的地方团体和宗族团体的成员。不仅中国的城市居民一般属于他农村家乡的社区,而且希腊帝国东方地区的非希腊居民也如此,正如《新约圣经》的传说说明拿撒勒人*在伯利恒出生,意在说明他的宗族在那里——在《救世主》的德文版里说。它在那里曾经拥有“贵族祖传遗产”——也是受到尊敬的。流入俄国城市的农民的地位,直到不久前也无二样:他们在原籍既有权要求得到土地,应村庄社区的要求;也有义务参与那里的负担。因此,并没有产生城市的城市法,而是仅仅产生一种城市居民的负担团体和特权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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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拿撒勒人是耶稣的别名。——译者

  希伯来的聚落联盟也是建立在宗族团体之上的:传说中以斯拉和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邦是按宗族的方式实现的,即通过每一个政治上有充分权利的、居住在农村的宗族派代表团聚居一起实现的。只有没有宗族的和政治上毫无权利的平民,才按地方所属划分。在古代的城邦里,虽然个人也是市民,但是起初总是只作为他的宗族的成员。在古代早期,任何希腊的和罗马的聚落联盟和每一次殖民者的征服,至少按照构想,都类似于耶路撒冷城邦的重建,甚至民主制度起初都不能动摇由宗族组成市民的模式,即由宗族组成半族,由半族组成部落,即组成纯粹的人员宗教迷信的联合体,而是只能试图通过间接的手段,使这些实际上由结成宗族的贵族控制的团体在政治上不造成危害。

  在雅典,谁要想具有担任合法职务的任职资格,就必须能够证明他的宗族迷信崇拜的重点。城市是通过本地人和外部落的人聚居而产生的,这种情况在罗马的传说也了如指掌;这时它们是通过宗教礼仪行动成为宗教教区的,与一个在城堡上自己的教区策源地和一位作为教区圣人的神结义为盟,但是同时,划分为氏族、库里亚(=半族)和部落。这种对于任何古代城市起初都是不言而喻的构成,很早——正如团体的整数(由3个、30个或者12个团体组成)所显示的那样——纯粹是人为的,目的是摊派负担。无论如何,成员资格是有权参加迷信崇拜和所有那些需要有资格同众神打交道的——在罗马需要“神职人员授与的标志”——享有充分权利的市民的标志。成员资格在宗教礼仪方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一个合法的团体——宗族、军事团体(半族)、政治的部落团体(部落)——必须建立在传统的、针对宗教礼仪团体形式的宗教礼仪的基础之上的,或者必须虚构这种基础。

  在中世纪建立城市之时,尤其是在北方,情况则完全两样。至少在新建城市时,市民是作为个人进入市民阶层的。他作为个人宣誓市民的效忠。个人隶属于城市的地方团体,并非是宗族或部落来保障他作为市民个人的法律地位。在这里,城市的建立也往往不仅包括原先不是当地的商人,而且也可能包括外部落的商人。总而言之,在建立新城市时,根据赋予迁入者的特权,包括了这种商人。——当然,在把旧的定居点变为城市社区时,包括的规模小一些。因为,例如在科隆提到的、来自从罗马到波兰的整个西方地区的商人都加入那里的城市誓约共同体*,它的建立勿宁说恰恰是出于本地的有产者阶层。但是也出现过完全是外来人加入的情况。

  在这里,只有犹太人极为典型地具有在中世纪的城市内部一种原则的、与亚洲外来移民的状况相当的特殊地位。因为虽然例如在上莱茵河的证书里,主教强调,他“为了城市的更大的荣耀”,让犹太人到这里来,而且虽然在科隆的圣物证书里,犹太人作为地产的所有者混杂在基督教徒之中,对西方很陌生的犹太人那种在礼仪上排除同非犹太人通婚时的共餐和实际阻止共餐,首先是缺乏共同的晚餐,就已经妨碍了结义。中世纪的城市也是一种迷信崇拜联合体。城市的教会,城市的圣人,市民参加晚餐。城市正式教会的庆祝,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基督教使得宗族在宗教礼仪上的任何重要性都丧失殆尽。基督教徒的教区按其最内在的本质,是一种信徒个人的宗教信仰的团体,而不是一种宗族的宗教礼仪的团体。因此,犹太人从开始就依旧停留在市民的团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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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立于公元1112年。——译者

  尽管中世纪的城市也需要迷信崇拜的纽带,而且教会的教区也往往(也许是:总是)属于城市的构架之一,但是,犹如古代的城市一样,它是由世俗建立的。教区不是作为教会的团体,也不是通过它们教会的代表,一起发挥作用,而是除了纯世俗的城市法院陪审员的席位之外,参与发挥作用的是教会教区社区的俗众的领导机构,也可能还有商人的同业公会,同业公会是站在市民方面,在形式法律上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不是像在古代那样具有充分价值的宗族,而是教会社区的充分价值,是获得市民资格的前提。在发展的开始阶段,同亚洲的情况相比,差别不是原则性的。与中世纪地方圣人相当的地方神和享有充分权利的市民宗教礼仪的共同体作为任何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对古代前亚细亚的城市来说,是屡见不鲜的。但是,东征西战的大国王们的移民政策,显然打破了这种情况,并把城市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行政管理区,在这个行政区内,所有的居民不分部落和宗教礼仪上的共同属性,都有相同的生存机会。从被裹胁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的命运中,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似乎只有那些需要有文书教育、而且显然也需要宗教礼仪资格的国家的职位,对他们是封锁的。在城市里,显然不存在“社区官员”。个别一些外来部落的人,犹如流亡的犹太人一样,有他们自己的长老和神职人员,也就是说,是一些“客居部落”。在流亡前的以色列,在宗教礼仪共同体之外,有无公民权的居民(他们原先是未接受割礼的),几乎所有的手工业者都属于他们一伙。亦即他们是客居部落,如同在印度一样。在印度,由于种姓的禁戒,城市居民在宗教礼仪上的结义是不可能的。在中国,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位城市神(往往是从前城市里一位受崇拜的大官)。但是,在所有亚洲的城市里,包括前亚细亚地区的城市,都没有教区,或者仅仅初露端倪,而且总是作为超出城市的宗族团体出现。不过,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的教区在流亡之后也仅仅在理论上存在着。

  西方的城市,我们首先想单独研究的、特殊意义上的中世纪的城市,不仅在经济上是商业和手工行业的所在地,政治上(一般情况下)是要塞和可能是卫戍地,行政上是法院区域,而且是一种誓约共同体的结义。在古代,共同选举城市首脑制度被视为城市的象征。在中世纪,城市是一个盟誓的“城市社区”,并且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法人团体”。虽然并非从一开始就立即这样。在1313年——哈切克指出这一点——,英国的城市还未能争得到“特许权”,用现代话讲,是因为它们没有“法人资格”,到了爱德华一世的统治下,城市才被视为法人团体。

  正在形成中的城市市民阶层起初不仅在英国,而且到处都被政治权力即城市的统治者,在法律上看作是被动的承担社区捐赋目的的团体,它的由于参与城市地产业而具有资格的成员,肩负着特殊的负担和义务,并享有特殊的特权:市场的垄断和堆栈货物的权利,手工行业的特权和手工业专利权,参加城市法院,军事上和税收上的特殊地位。此外,所有这些特权的经济上最重要的部分,在形式法律上起初往往根本不是作为市民阶层的一个团体的所获而出现的,却是作为政治的或者领主制度的城市统治者的所获出现。城市统治者而不是市民,在形式上获得那些重要的权利,它们实际上在经济方面直接使市民受益——但是通过市民的捐赋,使他即城市的统治者在财政上间接受益。因为像在德国,在最古老的一些个案中,它们是国王给主教的一些特权,在这些特权的基础上,主教可以把他的居住在城市的下属臣民视为享有特权的人,而且实际上也是这样对待的。有时——例如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英国——允许在市场边缘定居,被视为邻近的领主们为他们的依附农、而且仅仅为他们的依附农争得的一种排他性的特权。他们对依附农们的收益,征收捐税。城市法院要么是国王的法院,要么是领主的法院,陪审员和其他干部不[是]市民的代表,而是统治者的官员,哪怕在市民选举他们的地方,对于统治者的这些干部来说,城市法[就是]统治者的准则性的章程。因此很快就处处都要谈到的“市民共同体”起初是他治的和不自主的,尽管纳入其他即(往往)是领主的团体。不过,这种情况并未保持下去。

  城市变成为一种自治的和自主的强制机构性的社会化,一种主动的“区域团体”,尽管程度上有所不同,城市的官员完全或者部分[变成]为这个强制机构机关的人员。诚然,对于中世纪城市的这种发展来说,市民的特权地位从一开始也被视为他们之间同第三者交往时个人的权利,这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渊源于中世纪和古代固有的、把个人权利理解为服从一种共同的、“客观”法的“主观”权利的结果,即有关人员的等级品质的结果,而且尤其在中世纪——正如拜耶勒尤其正确地强调的那样——也是在日耳曼的法院总原则中把任何一个法所属的成员都理解为“日耳曼审判大会成员”的观点尚未彻底消亡的结果,这正是说:理解为日耳曼审判大会社区的一个主动的参加者,在这个社区里,[他]自己作为法院里的判决者,参与赋予市民权利的客观法的制订——一种法的原则,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它以及它对法的形成的后果。在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城市里,法院所辖的本地居民都缺乏这种权利。(只有在以色列,存在着一些痕迹。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特殊地位是受什么制约的。)

  然而,对于中世纪的城市发展为团体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市民在他们的经济利益迫切需要进行强制机构的社会化时,一方面不受魔法的或者宗教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他们之上也没有政治团体理性的行政管理。因为哪怕仅仅存在这些条件之一的地方,例如在亚洲,甚至很强大的共同经济利益都只能使城市居民进行短暂的联合。但是,在中世纪,自治的和自主的中世纪城市团体的产生,以及它以行政管理的市议会和“执政官”或者“大都市市长”或者“市长”为首脑,是一个基本上有别于其他地方城市发展的进程,不仅有别于亚洲城市的发展,而且也有别于古代城市的发展。在古代城邦里,正如以后还将讨论的那样,首先特别是城市的宪法,而且在城邦发展最典型特征的地方,一方面是城市国王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宗族长老的权力,都改变为拥有充足防卫能力的“望族”的绅士统治。与此相反,恰恰是在那些体现时代特殊的类型中世纪城市里,情况根本不同。

  固然,在分析这一进程时,必须把形式法律上决定性的进程同社会学上和政治上决定性的进程相互区分开来,而在有关“城市理论”的斗争中,并非总是这样做的。在形式法律上,市民的法人团体本身及其行政机构,是通过政治的和可能是领主权力的(实际的和虚构的)种种特权“合法”建立的。当然,实际的过程部分地符合这种形式法律的公式。然而,事情往往是另外的样子,而且恰恰在最重要的情况下:从形式法律上看,是一种革命的篡夺。诚然,并非到处如此。人们对中世纪城市团体的产生区分为原始的和引伸的。在原始的产生中,市民团体是市民的一种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尽管有“合法的”权力存在,而且是反对“合法的”权力而进行政治的社会化的,更正确地说,是一系列这类进程的结果。尔后——而且不是一劳永逸地——才出现合法的权力在形式法律决定性地确认这种状况。引伸产生的市民团体是通过城市的创建者或其接班人,提出一种或多或少广泛的或有限的自治和自主法的契约式的或强加的章程,使新定居者及其法律上的接班人受益,这种情况特别经常发生在新建城市的时候。

  通过市民的一种激烈社会化行动的原始篡夺,即一种盟誓的结义,尤其在诸如热那亚和科隆,是主要的形式。总体而言,一般规律是这种形式和那种形式的进程的结合。当然,城市历史的证书文献似乎更加强烈地表明合法的持续性,而不是篡夺,文献一般根本不提这些篡夺性的结义;无论如何,如果在证书中流传下来它们的产生,则属于偶然,因此同实际情况相比,至少在现存的城市里,引伸的产生似乎是太经常了。唯一一条简短的记载上谈到了1112年科隆的结盟。纯粹形式上,大约在科隆,在证书文献里,只有旧城的陪审员席位和教区的代表机构,尤其是“工商业者”的新居民点马丁郊区的代表机构,采取了行动,因为它们正好被承认为“合法的”权力。当然,对手们即城市的封建领主们,在纷争中,同样一般地把形式的合法性问题推到首位,诸如(在科隆):有些陪审员未曾进行过宣誓,以及类似的问题。因为在同样的纷争中,形式上也表现了篡夺方式上的革新。然而,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们针对城市自治的诏书,说的是另一种语言:它们不仅禁止城市自治和那些形式法律上的个别现象,而且恰恰是:禁止城市的结盟。这充分说明,赞成在变革中实际上起推动作用的权力的方式:在科隆要往后得多,富人协会——从合法性的观点看,富人协会是特别富有的市民一种纯粹私人的俱乐部——不言而喻,它可以把这个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这里不是指会员资格,而是完全独立于此的市民的判决权利,它许可卓有成效地把这种权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大多数法国较大的城市,也都以一种类似的方式,通过各种盟誓的结义,达到制订它们的城市宪法。

  但是,城市结盟真正的发祥地显然是意大利。在这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城市宪法是采取原始方式,通过城市结盟产生的。因此,在这里尽管文献十分不明朗,人们最能够探索城市联合的社会学的意义。城市联合的一般前提条件是西方很典型的部分是封建制的、部分是俸禄制的对统治权力的占有。人们虽然可以设想在城市结盟之前城市里的状况,在具体情况下,相互之间十分不同,但是,总的看来,相当近似于麦加城奇特的无政府状态,正因如此,前面才对麦加城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大量的统治要求相互交错,相互并存。具有封建领主制和政治内容的主教的权力,副伯爵和其他被占有的政治权力,部分建立在特权、部分建立在篡夺的基础之上,大的居住在城市里的采邑领主,或者国王的或者主教们的获得自由的家臣,主教们的居住在城市或者居住在农村的下属领主封臣,形形色色来源的望族的免纳土地税的地产,大量以自邑和他人名义的城堡拥有者,作为拥有大量依附和自由的被保护者享有特权的等级,居住在城市的职业阶级的职业协会,庄园法的、采邑法的、国家法的、教会法的法院权力,相互并立。暂时的条约——与麦加的望族“联合”完全一致——中断了城墙内外有御卫能力的有关利益者的械斗。正式的合法的城市统治者,或者是一位皇帝的采邑主,或者是——而且大多数是——:主教,后者依仗世俗的和宗教的权力手段,最有机会实现有效的统治权力。

  那种城市联盟的缔结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目的,而且大多数是有时限的,或者直至进一步采取措施之前,即可以废除的,它作为“自治的公会”(或者用一个类似的名称),为后来城市的政治团体做准备。起初在同样的城墙之内,偶尔还存在着若干个同盟;当然,只有“整个”社区宣过誓的团体,才具有持久的意义,也就是说,所有那些在有关的时刻在城墙之内拥有、或者被要求和能够保住军事力量的权力团体,才能具有持久的意义。在热那亚,这种团体每4年更新一次。它究竟是针对谁的,情况十分不同。在米兰,公元980年有防御能力的城市居民缔结同盟,反对主教,在热那亚.开始时主教和副伯爵家庭似乎都曾经属于这种团体,副伯爵家庭占有世俗的统治权利(后来作为纯粹租息的权益要求继续存在着),当然,后来这里的自治公会像在别的地方一样,也针对着主教和副伯爵们的权力要求。

  但是,盟誓结义的积极目标起初是居住在当地的封建领主的联合,旨在防范外侮,和平排解相互之间的争端,保障符合城市居民利益的司法,但是除此而外,垄断城市为其居民所提供的经济机会:只有宣誓结盟的成员允许参加城市市民的贸易,例如在热那亚,准许参加在海外贸易中康门达形式的资本投资;其次是确定对城市统治者的义务:固定的总税额,或者高额贡税取代随心所欲的横征暴敛;最后是军事的组织,旨在对外扩大城市社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区域。城市结盟刚刚产生,城市社区相互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这种战争在11世纪初期是一种严重的现象。

  对内,盟誓结义强迫广大市民阶层加入;然后是倡导结义的居住在城市的、贵族的和城市贵族的家庭,接受所有由于地产而获得加入资格的居民进行宣誓;谁没有宣誓,就必须离开。起初,无论如何也并未出现此前职务组织的任何形式上的改变。主教或者世俗的城市封建领主,往往得到一个城区的最高职位,依旧像从前一样,由他们的家臣管理该城区;市民大会的存在,使得巨大的变革变得明显可感。

  然而,这种情况并未保持下去。11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到处都出现“执政官”,每年选举,正式由全体市民选举,或者由一个由他们选出的、而实际上总是篡夺着选举权的绅士的合议机构作为选举人机构进行选举,机构人员的组成仅需鼓掌通过,而且总是有若干个这种机构,往往多至10几个。在实现革命的篡夺之后,执政官们,有薪金收入和有权收取手续费用的官员,把整个司法或者司法的主要部分,战争的最高指挥权,都占为已有,并管理着城市社区的一切事务。起初,他们似乎大多数或者往往从主教的或者世俗统治的库里亚高贵的法官中脱颖而出;只不过现在是由盟誓结义的市民阶层或其代表进行选举,取代从前由城市封建领主进行的任命。

  有一个“贤人”机构——常常称为“市议会议员”——严格监督执政官,它部分由过去的陪审员、部分由绅士组成,他们是由执政官们自己或者一个选举机构决定担任这个职务的;实际上则干脆是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最有势力的家庭的头目,在这些家庭之间分配这些职位。

  第一次建立宣誓结义时,还对不同范畴进行等级的区分:主要领主封臣,下属领主封臣,贵族家臣,城堡主和殷实富裕的乎民,也就是说,经济上有能力担任军事防御的人;各种职位和市议会在他们之中按比例瓜分。但是,运动很快就呈现在效果上反对采邑团体的性质。执政官不得从领主得到采邑,不许作为领主封臣参与康门达。首批采取暴力实现的或者通过强制或者换取皇帝们和主教们的特权获得的政治成果之一,是城市之内的皇帝的、主教的和城市领主们的城堡悄悄退出城市,把它们移出城墙之外(特别是在撒利安皇族的皇帝们的特权里),以及贯彻了这条原则:围绕城墙在某个特定的区域之内,不得建造城堡,皇帝和其他城市领主们不应拥有在城市居住的权利。

  但是,法律上的成果是建立一种特殊的城市诉讼程序,废除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特别是废除决斗(在11世纪无数的特权里如此)——即与英国的和法国的王室迎合市民的利益如出一辙——,此外,禁止让城市市民到城外的法院接受审判,以及为城市市民编纂一种特殊的理性的法,它可以应用执政官的法院。

  这样,就从起初是为具体事务或者短期缔结的、纯粹个人的盟誓团体,变成为一种持久的政治团体,它的成员是城市市民的一种特殊的、等级的法所管辖的成员。但是,这种法在形式上意味着消除了法的旧的属人主义原则,而在实质上意味着对采邑团体和等级的世袭制度的突破,虽然尚未利于真正的地区团体的“强制机构原则”。市民法是资产阶级誓盟社区成员的一种等级的法。人们根据属于城市市民等级或者依附于他们的佃户而服从它。在16世纪,在城市里保持着贵族望族统治的地方,例如在尼德兰的大部分社区,在地方等级和七省等级的代表机构里,尚非城市本身的代表,而是居住在城市里的贵族代表。这就表明,除了这些望族的代表外,还有来自同一城市的行会代表或者其他非贵族的、等级阶层的代表,他们单独投票,与他们所在城市的望族代表绝对没有联合为一个共同的城市代议机构。在意大利,不存在这种特殊现象。但是在原则上,形势往往十分类似。居住在城市里的贵族虽然至少在一般的情况下应该脱离采邑团体(但是绝非总是确实如此),但是,他除了在城市的房屋外,在城外还有城堡和领主的财产,也就是说,他除了参加城市社区团体外,还作为领主或团体的成员纳入其他的政治团体内。在意大利城市社区的最初时期,城市的统治权,事实上彻底地掌握在过着骑士生活的望族手中,社会化是否在形式上规定另外的一种统治制度,或者非贵族的市民是否在实际上偶尔也实现某种暂时的参与城市的管理,这都是无关宏旨的。骑士贵族的军事意义占压倒优势。

  在北方,特别是在德国,过去的陪审员望族比在南方在更大的程度上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起初往往在形式上也把城市的行政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者不可分割地身兼数职。根据权力地位,城市封建领主的、尤其是主教的行政管理的迄今为止的代表,即家臣,仍然强行获得部分的统治权。特别是在没有绝对迫切需要对城市的封建领主进行篡夺权力的地方——大多数情况如此——,城市领主们,即往往是主教,实现让家臣们参加城市的市议会。在科隆和马格德堡这样的大城市里,主教完全或部分通过自由的资产阶级陪审员进行行政管理,他们倾向于由主教的宣誓官员,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宣誓代表,但是,城市同盟的代表与他们结伙,或者与他们分享行政管理权。除了弗兰德斯、布拉班特和尼德兰城的由伯爵任命的陪审员,13世纪开始出现出身市民阶层的市议会议员,或者陪审法官(这个名称就暗示从城市同盟,篡夺产生的),或者“市长”,目的是进行行政管理,在分立的合议机构里,有时也同他们开联席会议。他们是结成协会的市民代表,在荷兰后来作为“贤人”的法人机构继续存在着。

  人们到处都把初期的状况想象为十分摇摆不定的,而且恰恰把权力分配的关键之点,想象[为]很少在形式上作为规范的。个人的关系和影响以及形形色色职能的身兼数职,起着决定性作用;缺乏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城市管理”的形式上的分立、自己的办公室和市议会。像在意大利市民全都在大教堂集会,但是,进行领导工作的委员会,或者市民,估计起初是在私人的房屋和俱乐部里[集会]一样,在科隆的情况也如此。尤其后者似乎肯定是这样。在革命的篡夺时代*,在科隆,“富人之家”同“市民之家”即同行政管理所在地,同样[曾经]是在“地区同盟”里,正如根据拜耶勒肯定是正确的描述,富人联谊公会俱乐部的领袖与陪审员席位的持有者和其他关键职务的持有者,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是身兼数职,而且必然依照如此一样。在这里,不存在像意大利城市骑士那样重要的居住在城市的骑士。在英国和法国,商人同业公会起着领导作用。在巴黎,水业公会的理事会在形式上也被承认为市民阶层的代表。但是,在法国大多数大的和旧的城市里,城市社区的产生,一般也可能完全是通过市民、商人和居住在城市的吃租息者的团体方面的篡夺,而且或者与居住在城市的骑士的联合,在这个国家的南方如此,或者与手工业者的同业公会和行会联合,在国家的北部如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公元12世纪初。——译者

  这种[结义和团体]与意大利的“城市同盟”并不一致,在它们产生的时候,尤其在北部,它们与其他协会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与骑士较不发达相适应,日耳曼北部的盟誓结义特别表现了无政府状态的特色,南方国家总的来说不存在这种特色。为了政治的社会化目的和向城市的领主们篡夺政权,可能重新建立盟誓结义。但是,运动也可能同在北部和英国大量产生的保护公会相联系。这类公会首先绝不是旨在对政治状况施加影响才创立的。勿宁说,对于其成员来说,它们补偿了在中世纪早期城市里他们往往特别缺乏的东西:宗族的支持和保障。正如宗族给本宗族人提供帮助一样,它们也在人身受到伤害和威胁之时,而且也往往在经济上困顿之际,给他们提供帮助,排除结义者之间的争执和械斗,把和平解决争端作为己任,为成员们承担防御费用的义务(在英国的情况下),并且通过操办还是产生于异教时代的定期大摆宴席(原先是迷信崇拜活动),关心成员的社交需要,此外,在参加结义的情况下,关心成员的葬礼,通过慈善行为使他的灵魂得到救赎,花费公款为他赦罪,为他争取有势力的圣人的恩宠,而且必要的话,当然也试图代表共同的利益,包括经济的利益。法国北部的城市协会一般是盟誓的和平协会,没有同业公会的一般特征,而英国和北欧的城市协会一般则具有同业公会的性质。在英国,城里垄断零售的商业同业公会是城市协会的典型形式。德国的商人同业公会大多数是按行业专门化(例如往往很有势力的裁缝同业公会,小商贩同业公会等等)。由这里出发,同业公会作为组织形式也移植到长途贩运商业中去——我们在这里对这一种功能并不感兴趣。

  城市并非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是“从同业公会产生的”,而是——一般而言——相反,在城市里产生同业公会。此外,城市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尤其在北方,特别是在英国,作为“狂饮豪宴之所”)获得在城市里的统治;勿宁说,一般是与同业公会绝非一致的在城里的“望族”把统治抓在自己的手中。因为同业公会与城市结盟即城市协会也非一致。

  最后,同业公会从来不是城市里协会的唯一的形式。除了同业公会外,一方面还有在职业构成上并不统一的宗教协会,另一方面有纯经济的、按职业划分的协会:行会。宗教的联合运动,“结义”的建立,在整个中世纪,是与政治的、同业公会的和职业等级的协会并行发展的,并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相互交织。尤其在手工业者中,它们曾经起过重要的、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作用。偶然在证书上可以证明的最古老的手工业者真正的结义,在德国是科隆的床单织工协会(1149年),比相应的手工行业的协会年轻一些,这本身虽然不能证明,从时间上看,职业的协会,更正确地说,协会的特殊职业的目的,到处都是更早的和原始的目的。当然,在手工业行会里,这似乎是规律,而这估计可以从中得到说明,即至少在意大利之外,自由的手工业者的协会,其第一个榜样是把负有捐赋义务的手工业者分为以师傅为首的各个部门。但是在其他情况下,结义也可能是后来的职业协会的出发点。正如在最后的这一代人①里,俄国犹太工人工会的产生,一般是以征购对宗教上很有价值的犹太人最迫切的必需品开始的:开始征购摩西五书卷宗,那么无数的从本质上讲是职业的团体一般也把社交的和宗教的利益放在首位,或者倘若它们是地道的职业协会,一般都寻求宗教方面的承认,正如在中世纪大多数同业公会和所有协会一般都这样做的一样。这绝不仅仅是对确实的物质利益的一种掩盖。例如后来的帮工团体的不仅关于劳动条件而且关于宗教礼仪(宗教仪式排列的顺序和类似的问题)最古老的冲突的产生,勿宁说,表明没有宗族的市民社会的评价在当时也多么强烈地受到宗教的制约。不过在这里也恰恰立即显示出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同任何禁戒的种姓封闭自守的巨大对立,这种封闭根本排除了结义成为一个社区的可能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论文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文版出版人

  总的来说,这些宗教的和社交的结义,不管它们在具体情况下是更古老一些,还是更年轻一些,往往只是一些与正式的职业团体——商人同业公会和手工业者行会——在实际上相互接近的一人身兼数职。关于商人同业公会和手工业者行会以后必然还将谈到。这种一人身兼多职既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总是渊源于一个原本统一的市民同业公会——这种情况实际上发生过,但是另一方面,例如手工业者协会部分远比最古老的城市同盟历史更为悠久。也不是相反,它们是市民同业公会的前身,——因为它们在全世界都有,包括在从未产生过市民社区的地方都有。而是所有这些协会一般都基本上是发挥间接影响:因为便于市民的联合,通过自由的结社,必然会由于习惯代表共同的利益而形成那种方便:通过有经验的和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士的榜样和在领导岗位上身兼数职,盟誓的团体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总的来说,这本身是很自然的,包括在北方,到处都是富有的、对流通政策的自主感兴趣的市民,除了贵族的望族外,积极参与城市同盟的创建,给钱,开展运动,与望族一起共同接受其他群众的宣誓和义务;显然,由富人公会授与市民权的法,是这种状况的残余。当然,凡是除了望族外,也有从事职业的市民的团体也参加运动的地方,所有的协会中。往往只有商人的同业公会对于城市的联合才是可以考虑的。在爱德华二世的统治下,在英国,当时反对商人的小资产阶级抱怨说:“有权势者”要求较贫穷的市民,特别是行会,要宣誓服从,并且依仗这种篡夺的权力,强行征税。无疑,在大多数原始的一篡夺型的城市结义中,情况也相类似。在若干大城市里,逐渐卓有成效地篡夺权力之后,那些建立新城市和授予现存城市以新特权的政治的封建领主,“出于竞争的考虑”,自愿地,不等正式协会的产生,就保障给市民以那些成果的一部分,当然大小有所不同,协会的成果有普遍传播的倾向。这种情况因此而大大得到推动,因为居民点的企业家,或者居民点的候补者,不管他们出现在哪里,或者由于拥有财富,或者享有社会的名望,对于城市的创建者必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笼统保障自己能有某种特定的城市法,例如弗赖堡人保障科隆的城市法,无数南德意志的市民保障弗赖堡的城市法,东部的城市保障马格德堡的城市法,在发生争端时,让赋予了城市法的城市有权解释它的法。城市的创建者愈是谋求更富裕的移民,他就愈是必须作出更重大的让步。例如,[在布赖斯高]冯%26bull;切林根[公爵]称颂弗赖堡的24名法院的陪审员使新的城市获得自由,他们在这里起着诸如“富人公会”在科隆起的那种作用,他们个人享有广泛的特权,而且作为社区的“执政官”首先把城市的统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然而,在由王公和领主建立城市和授予城市特权的广泛的成果中,首先是:建立市民机构作为“社区”,拥有自己的行政机关,在德国是以“市议会”为首。在德国,“市议会”首先作为城市的一种必要的自由权利,市民要求自治地占有市议会席位。当然,这绝不是毫无斗争就得到实现的。1232年,弗里德利希二世还禁止所有那些未经主教同意、由市民建立的市议会和市长,窝姆斯的主教还为他自己和他的副手争得市议会议长的席位和任命市议会议员的权利。在斯特拉斯堡,12世纪末,主教的家臣行政机构由一个由市民议员和5位家臣组成的市议会所取代,在巴塞尔,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主教实现了让皇帝亲自许可的市民的市议会,重新受到皇帝的禁止。但是在无数南德意志的城市里,由封建领主任命或者由封建领主批准的议会议长长期是城市里真正的首脑,市民只有买到官职,才能进行监督。不过我们在那里几乎到处都发现,除了议长外,在城市的证书里,“市长”日益突出,并且大多数贏得优势。但是,与议长相反,他在那里一般是市民协会的一位代表,即一位原先是通过篡夺产生的官员,而不是一位原先封建领主的官员。诚然,与很多德国城市的不同形式的社会构成,这种在14世纪节节上升的“市长”往往不再是一位“望族”的代表,即相当于意大利的“执政官”——与意大利执政官相当的勿宁说是大城市里早期的没有宣誓的陪审官、执政官和类似的代表——,而是不如说,是职业协会的代言人,也就是说,在这里他属于后来的发展阶段。

  市民团体的有选举权的成员资格起初处处都与城市的地产联系在一起,拥有这种地产是可以继承和转让的,免付徭役的,免交租息的,或者仅仅负担固定的租息,与此相反,却必须为了城市的目的而负担捐税——这种义务在德国恰恰成为市民地产的特征。后来还有别的需要缴纳捐税的财富,首先是货币,或者货币材料财产。原先那些不拥有那种地产的城市居民到处都仅仅是城市的保护成员,而且想得到等级的地位,不管这种等级地位是什么性质的。分享城市的官职和参加市议会的权利经历了一些变化,而且是在不同意义上的变化。我们现在要研究这个问题。

  在此之前,还只十分一般地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同亚洲相反,地中海盆地、尔后在欧洲开始出现城市的发展,最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在这里,]城市结义的产生即城市社区的产生,[不]受宗族和——在印度——种姓的魔法羁绊的阻碍,就此而言,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在中国,宗族是至关重要的宗教事务的体现者:祖先崇拜的体现者,因此是坚不可摧的;但是在印度,种姓是特殊生活方式的体现者,再生时的救赎取决于对这种生活方式的遵守,因此它们相互之间在宗教礼仪上是排他性的。但是,如果说这种障碍在印度实际上是绝对的,那么宗族的束缚在中国、尤其在前亚细亚地区,则仅仅是相对的。而且事实上,正是对于这些地区来说,还要加上其他完全不同的情况:军事宪法的不同,首先是它们的经济的—社会学的基础的差异。

  河流调节和灌溉政策的必要性,使得在前亚细亚(包括在埃及)和(在不完全这么高的程度上、但是在决定性的规模上)包括在中国,产生一种国王的官僚体制——起初是一种纯粹的建筑业方面的官僚体制,由此出发,后来实现了整个行政管理的官僚体制化——,它使国王能够借助它,为他广招人员和搞到收入,把军队的行政管理置于自己的官僚体制的经营之下:“军官”和“士兵”,征招的、由自己的仓库装备和给养的军队,在这里成为军事力量的基础。后果是士兵同作战物资分开和臣民在军事上毫无防御能力。在这种土地上,不可能产生政治的、独立于国王权力的市民社区。因为市民是非军人。在西方则迥然而异。在这里,直至罗马的皇帝时代,一直保持着军队自我装备的原则,哪怕它们是招募的农民军队,骑士军队或者市民的民兵。但是,这意味着各个有义务维持军队的人军事上的独立自主。在一支自我装备的军队里,适用着——这早已表现在克洛德维希*对待他的军队的态度上——这样的原则: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军队参加者的善良的意志,他的政治权力完全建立在他们的顺从之上的。他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个人相比,或者哪怕是一些小的集团相比,是强者。但是,面对他们所有的人,或者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组成的团体——如果产生这种团体的话——,他则无能为力。此时,他缺乏官僚体制的、盲目服从他的、因为完全依附于他的强制机构,他必须从军事上和经济上独立自主的绅士们的行列中招募他自己的行政机构人员:他的高级官员和地方官员,一旦这些被他有所求的阶层团结一致,没有他们的同意,他就不能贯彻自己的意志。但是,一旦统治者向有独立自主防御能力的维持军队的义务者提出新的经济要求,特别是货币支付的要求,总是形成这类团体。在西方——而且只在这里——“等级”的产生可以从中得到解释。同样,具有法人资格的和自治的城市社区的产生,也可从中得到解释。城市居民的财政力量迫使统治者在必要时求助于他们,并同他们结盟。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同业公会以及巴比伦的“财主们”,也拥有财政权力。这也迫使那里的国王在某种程度上要谨慎从事,以免把他们吓跑。然而,这却未能使得城市居民团结一致,而且哪怕他们十分富有,也未能在军事上同城市的统治者抗衡。但是,从古代早期开始,西方的所有城市的同盟和协会,都是城市的有防御能力的阶层的联合。这就是积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克洛德维希(公元466—511年),麦罗文克王朝的国王,法兰克王国的奠基人。——译者

  原载《经济与社会%26bull;城市的类型》之二(《经济与社会》下册第九章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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