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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城市的概念和范畴


作者:马克斯·韦伯 更新日期:2009年02月18群学网
   
 
〈1〉城市的概念和范畴
 

  内容提要:“城市”经济的本质:市场定居点;“王公城市”。“消费者城市”、“生产者城市”、“商人城市”的类型。同农业的关系;“农业市民城市”。“城市经济”不是“经济发展阶段”。政治—行政城市的概念。碉堡和卫戍驻地。城市作为碉堡和市场的统一体。西方城市“社区”的团体性质和“市民”的等级资格;东方地区缺乏这两个概念。

  人们可以以各种方式给“城市”下定义。所有[定义]的共同之处仅仅是:它无论如何是一个(至少相对而言)封闭的居民点,一个“地方”,不是一个或者若干个孤立的房舍。与此相反,在城市里(当然不仅在城市里)房屋一般特别密集,一墙紧挨一墙。此外,流行的观念与“城市”这个词相联系的是纯粹量上的特征:它是一个大的地方。这个特征本身并不精确。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地方,即一个不是房子相互邻接的居民点,它是广泛的相互关联的定居点,缺乏邻里团体特有的那种居民个人间的相互认识。照此看法,只有大的地方才是城市,地方要多大,才开始有这个特征,这取决于一般的文化条件。对于过去那些具有城市权利性质的地方来说,这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总是确切的。在今天的俄国,有些“村庄”有数千居民,它们比有些古老的城市要大得多(例如,德国东部的波兰人居民点),后者大约只有数百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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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首次刊载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献》第47卷,1921年,第621页等,标题为:“城市”。——德文版出版人

  当然,大小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倘若人们试图纯粹从经济上给城市下定义,那么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定居点,其居民主要不是依靠农业的收成生活,而是靠手工行业和商业的收入为生。然而,要把所有这种地方都称为“城市”,恐怕也是不恰当的。那种由经营实际上是世袭手艺行业的宗族成员组成的定居点——亚洲和俄国的“手工艺村”——,人们将不会想把它们放到“城市”的概念里。作为另一个特征大概可以说是所经营的行业的某种程度上的“多样性”。但是,这个特征本身似乎也不适合单独作为决定性的特征。[城市]原则上可用两种方式来阐明,即a)一个封建领主的住处、首先是一个王公的住处作为中心点,为满足这个住处经济的或者政治的需要,行业进行生产专门化,并购进货物。但是,一个领主的或者王公的家族加上一个有徭役和捐赋义务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大的定居点,人们一般不称之为“城市”,虽然历史上有一大部分最重要的城市是从这种居民点产生出来的,而且为王公的宫廷进行生产对于其中的许多城市(“王公城市”)来说,仍然是居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往往是优先的收益源泉。为了我们能够说它是“城市”,必然还必须增加的另一个特征是:b)在居民点地方存在一种不仅是偶尔的而且是经常的货物交换作为居住者的收益和需求满足的基本组成部分:存在着市场。然而并非任何“市场”就已经使市场所在地变为“城市”。定期的交易会和长途商业市场(年市),在固定的时间内,旅行商贾会聚在一起,相互间批发或零售他们的商品,或者向消费者销售他们的商品,它们往往设在一些我们称之为“村庄”的地方。

  只有居住在当地的居民在经济上日常生活需要的基本部分,能在当地的市场上得到满足,即基本部分由当地的居民和周围附近的居民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或者获得的产品来加以满足,我们才想说是经济意义上的“城市”。任何在这里所说的意义上的城市都是一个“市场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一个地方市场作为定居点的经济中心,在这个市场上,由于现存的经济生产的专门化,非城市居民对手工行业的产品或者对商品或者对二者的需要,也在这个市场上得到满足,而且城市居民本身自然也在这个市场上相互换出和换入他们的专门产品和他们经济的消费需求。起初凡是城市作为一个同农村区分的实体出现的地方,不管是领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还是市场所在地也好,城市都具有两种性质——家族和市场——的经济中心,这是正常的,而且除了经常性的地方市场外,还在当地有旅行商人定期举办长途商品的集市,这也是常见的。但是,城市(在这里所应用的词意上)是市场定居点。

  市场的存在往往建立在领主或王公的许可和保护许诺的基础之上的,领主或王公对外来商品和长途市场的手工艺产品经常性的供应、对他收入的关税、护送和其他保护费用、市场收费、诉讼费用等,都感兴趣,但是除此而外,对有纳税能力的手工艺行业经营者和商人在当地定居,也感兴趣,而且一旦在市场的边缘形成一个市场定居点,他也可以希望因此而提高土地租息,从中获益——当这里所涉及的是货币经济的、增加他的贵金属宝库的收入时,这些机会对他就具有更大的意义。

  一个城市完全不依赖一个领主或王公的所在地,包括地域上不依靠这种所在地,它或者是依仗并定居当地的领主或王公的允许,由自己的一个转运场所形成的,或者依仗有关利益者的篡夺,作为一个纯粹的定居点产生的,这种情况是有的。或者这样,准许一个企业家兴建一个市场并招揽定居者。这在中世纪时期建立城市的地区,尤其在东欧、北欧和中欧建立城市的地区,特别常见,而且在全世界和历史上都出现过,尽管并非正常情况。与此相反,城市的产生也可能根本不依靠王公的宫廷或者王公的准许,由外来的入侵者、海战的船员、或者商人的移民、或者最后由本地中转贸易的有关利益者的结合而成的,这在古代的早期和有时在中世纪早期,在地中海沿岸是很常见的。这样一种城市可能是单纯的市场所在地。然而无论如何,更为常见的是,一方面是大的王公或领主的家庭和另一方面是一个市场的相结合。这时,领主的或者王公的宫廷作为城市的一个依靠点,其需求的满足或者首先是自然经济的,通过依附他的定居在当地的手工业者或者商人的徭役或者实物效劳或实物捐赋来实现的,或者它作为城市的市场上最有购买力的顾客,可能或多或少主要通过在城市的市场上的换入,来满足供应。愈是发生最后这种情况,城市的市场基础就愈是突出,城市就不再是家族之旁的一个纯粹的附属物,一个纯粹的市场定居点,也就是说,它尽管依靠大的家族,却是一种市场城市。一般而言,原始的王公城市在数量上的扩展和它经济上的意义,是与王公的大家庭和城市里其他大家庭的市场需求满足的上升携手并进的,这些大家庭归并到王公作为领主封臣或大官的庄院里。

  王公城市的类型,即其居民的获利机会主要直接或间接依赖王公的大家庭和其他大家庭的购买力的城市,接近于那种其他大消费者即吃租息者的购买力,举足轻重地决定着定居当地手工艺行业经营者和商人获利机会的城市。但是这些大消费者根据其收入的方式和来源的不同;具有十分不同的类型。他们可能是:1.官员,在那里花销他们合法的和非法的收入;或者2.封建领主和其他政治当权派,在那里花销他们城市之外的土地租息或者其他的、特别是受政治制约的收入。城市在这两方面非常接近王公城市:它是建立在世袭的和政治的收入作为大消费者购买力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官员城市:北京;吃土地租息者的城市:废除农奴制之前的莫斯科)。

  下述表面上相似的情况原则上必须同上述情况区别开来:受城市土地垄断的“交通位置”制约的、即其源泉间接地恰恰存在于城市手工艺行业和商业之中的土地租息,都集中到城市贵族的手中(一切时代都有,特别是也在古代,从早期到拜占庭时代,以及同样在中世纪,非常普遍)。这时,在经济上,城市不是吃租息者的城市,而是根据情况的不同,或者是商人的城市,或者是手工艺行业城市,那些租息[是]从业者献给房产拥有者的财产的贡物。在概念上把这种情况同那些不受城市收益的纳贡义务制约而是受在城市之外制约的租息区别开来,并不能阻止在过去两者在现实中很强烈地相互浸透着。或者大消费者可能是一些吃租息者,他们把商业的收入,今天主要是有价证券的利息和股息或者版税,在那里花费掉:这时,购买力主要建立在受货币经济、首先是受资本主义制约的租息源泉之上的(例如:荷兰的阿纳姆)。或者它是建立在国家的退休金或者其他的国家年金上(诸如像威斯巴登这样“退休者之城”)。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情况,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费者城市。因为对于它的手工艺行业的经营者和商人的收益机会来说,那些相互间的经济方式有所不同的大消费者在当地定居是举足轻重的。

  或者恰恰相反:城市是生产者城市,因此,它的居民及其购买力的膨胀是建立在——如在埃森或波鸿——工厂、手工工场或者家庭工业在城市之中扎根,它们供应外部区域:现代的类型,或者建立在手工艺行业以手工业的形式存在于当地,它们的商品输送到外面去:亚洲的、古代的和中世纪的类型。地方市场的消费者部分是作为大消费者的企业者——倘若他们在当地定居的话,不过情况并非总[是]如此——,部分是而且主要是作为群众消费者即工人和手工业者,而且部分是作为大消费者即由大消费者间接滋养着的商人和土地租息所有者。

  正如这种手工艺行业城市一样,最后,商人城市同消费者城市也形成对照,即这样一种城市,它的大的消费者的购买力是建立在他们或者在当地的市场上零售舶来产品,赚取利润(如中世纪的裁缝),或者对外销售本地的商品,或者(汉萨的鲱鱼)由本地生产者得到的商品,赚取利润,或者获得外来产品,在当地有货栈或者无货栈,自己对外销售(转口贸易商业城市)。或者——而且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它把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康门达”和“航海信贷”很大部分意味着,一位“旅商”用全部或部分定居在当地的资本家提供航海信贷的资本,运输本地的产品或在本地购买的产品,到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市场上去——往往他也可以随船到那里去——,在那里出售货物,用所得款项购买东方地区的商品,带回到本地市场来出售,但是,所得利润按达成协议的比例,在旅商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商业城市的购买力和纳税能力,无论如何同生产者城市一样——但同消费者城市相反——,是建立在定点在当地的手工业和商业贏利企业的基础之上的。运输搬运行业和无数第二手的大的和小的获利机会都依靠商人的获利机会。然而,在这种城市中,建立这些企业的获利商业全部仅仅在当地市场上当地零售,相反,长途贸易则大部分或者更大的部分是在外地销售。倘若现代的城市(伦敦,巴黎,柏林)是国家的或者国际的财东和大银行的所在地,或者(杜塞尔多夫)是大的股份公司或者康采恩中心的所在地,其重要性,原则上相似。从企业获得的利润的绝大部分,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流入到其他的地方去,而不是流入投入利润的企业的所在地。另一方面,获得利润的愈来愈大的部分,并非被有权得到它们的人在他们的商业所在地的大城市当地消费,而是在这之外消费,部分是在建别墅的郊区,部分是而且更多地是在农村地区的避暑胜地、国际大饭店等地方耗费。与此相平行的是,产生仅仅或者几乎仅仅由商店组成的“市中心城市”,或者(而且大多数)“城区”。

  在这里无意作进一步的专门化和举例论证,严格经济上的城市理论本来是应该这样做的。几乎无庸讳言,经验上,城市几乎完全是混合的类型,因此只能根据其主要的经济因素加以分类。

  城市同农业的关系绝不是一清二楚的。过去的、现在也有“农业市民城市”,也就是说,一些作为市场流通场所和典型的城市手工业的所在地,远离一般农村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广大在那里定居的市民对食品的需求靠自营经济来满足,甚至也生产一些用于销售。无疑,正常的情况是,城市越大,城市居民一般就越少拥有能在某种比例上满足他们的粮食需求和供他们进行粮食生产的农田,而且大多数情况也是:他们一般也不能像“农村”那样拥有供他们利用的草地和森林。例如,中世纪最大的德国城市科隆,也几乎完全而且显然从一开始就缺乏“阿里明达”,而当时没有任何正常的农村不存在“阿里明达”。不过,中世纪德国的其他城市和外国的城市,至少拥有相当可观的饲养牲畜的草地和森林,供市民之用。大片的农田作为市区的附属品,这种情况是有过的,而且在过去,我们愈是往南走,愈是追溯到古代,就愈多地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今天总体而言有理由把典型的“市民”看作不靠自己的农田来满足自己的粮食需求的人,那么,对于古代大量的城市来说,起初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将会看到,古代拥有充分权利的城市市民,同中世纪的市民相反,起初的特点恰恰是这样的:他提出有一块田产,一块供养他的、完全属于他的农田:古代有充分权利的市民是“农业市民”。

  逐渐地农业财富才落入到城市批发商人阶层的手中,在中世纪的城市——在这里当然也是在南方更甚于在北方——也好,在北方的城市也好,均如此。有时过分大量的地产仍然分散在中世纪的或者古代的城市国家之中,或者由强大的城市当局从政治上进行控制,或者也由封建领主进行控制,或者在个别高贵的城市公民的领主财产中:米尔提亚德*对(希腊)半岛的统治,或者中世纪城市贵族的政治领地和领主的庄园,例如在普罗旺斯和海外的热那亚的格里马尔第家族的领地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当时,个别的城市市民的这种地区间的领地和统治权利,一般不是城市经济政策本身的课题,虽然从实质上讲,那些属于最有权势的绅士个人对那种领地和统治权利的占有得到城市的保证,是得到城市政权间接的帮助获得和保持住的,城市统治参与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对这种占有的利用,凡是这种地方,到处都产生一种奇特的混合状况,——在历史上这是常见的现象。

  城市作为手工艺行业和商业的载体同平原作为粮食供应者的关系的方式,仅仅是整个现象的一部分,人们把这些现象称之为“城市经济”,和一方面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阶段”与“自给经济”相对立,另一方面同“国民经济”相对立(或者同大多数类似方式构成的阶段相对立)。但是在采用这种概念时,经济政策的措施与纯经济的范畴是设想为一体的。理由在于,仅仅商人和手工艺行业经营者们拥挤地居住在一起这一事实和仅仅靠市场上经常的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并未穷尽“城市”这个概念。凡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即凡是在一个封闭的定居点内部,只有仅仅是农业的自我满足需求的程度,或者——与此并不一致——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的收入相比较的程度,以及缺乏市场和存在着市场,构成差异的地方,我们将说它们是一些手工艺行业和商业的集中地,说它们是“集镇”,而不是“城市”。城市不仅是一大堆居住场所,而且除此而外,是一个经济联合体,有自己的地产,有自己的收入经济和支出经济,这同样也还不能使它同农村区分开,农村也同样有这些情况,哪怕其质的区别十分巨大。最后,至少在过去,城市不仅是一个经济团体,而且也是经济调节的团体,这个事实本身也不是城市所固有的。因为农村也有强制性划分田亩、草地调节、禁止出口木材和草仔,以及类似的经济调节:即团体本身的一种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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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米尔提亚德,出生年代不详,阿提卡贵族,雅典军事统帅,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战胜波斯人,公元前489年在进军帕罗斯时战败.不久死于战伤。——译者

  仅仅在过去的城市里出现的方式是固有的,首先是由团体进行的这种经济调节的对象及其所包括的典型措施的规模。诚然,这种“城市经济政策”在其大部分措施上,都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在过去的交通条件下,所有内陆城市的大多数——因为这对沿海城市不适用,正如雅典和罗马的粮食政策所证明的那样——都依靠与城市接壤地区的农业来供应城市;同样,这个地区也大多数——并非全部——是城市手工业行业天然的销售范围;这样,在城市的市场上天然形成的交换过程并非是唯一的场所,但是,这是正常的场所之一,特别是采购食品的正常场所。此外,它还预计到,手工艺行业生产的绝大部分,技术上作为手工业,组织上作为专门化的无资本的或资本薄弱的小企业,拥有数量极有限的、经过较长学徒期间培训的伙计,它们在经济上最终或者作为计时工资工作,或者作为计件工资工作,为顾客生产,定居在当地的零售商的销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顾客销售。在特殊意义上的所谓“城市经济政策”的基本特征是:为了保障群众粮食供应的经常性和价格低廉和为了保障手工艺行业经营者和商人的赢利机会,它试图通过经济调节来使扎根于城市的经济的这些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然的条件固定化。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经济调节既非城市经济政策唯一的对象和意向,就我们在历史上所发现它的地方,它也非一切的时代都存在过,而是至少在具有充分特征的情况下,仅仅在某些时代存在过:在政治行会统治的时代,最后也不能证明它是所有城市都普遍经由的过渡阶段。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经济政策并不表现经济的一个普遍的阶段,而且只能说:城市地区的市场及其在顾客关系和无资本的专门化的小企业的基础之上、在农业的和非农业的生产者和定居城市的商人之间的交换,是一种交换经济的对立面,它与有计划分摊劳务和税赋专门化的依附经济形成对照,后者还与建立在主人院里的劳动积累和合作之上的、内部毫无交换的家族相结合;城市里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调节是对在家族里联合在一起的各种经济的劳动效益进行组织的对立面。

  在这些观察中,我们不得不谈到“城市的经济政策”、“城市区域”、“城市政府”,这已经表明,“城市”的概念还可以而且必须纳入到其他一系列的概念中去,而不仅仅放到迄今为止仅仅谈到的经济范畴里:纳入政治的范畴。城市经济政策的体现者虽然可能是一位王公,城市及其居民作为客体属于他的政治统治区。此时,城市的经济政策——如果有的话——,是仅仅为了城市及其居民而推行的,而不是由城市推行的。然而情况也非必然如此。倘若情况也如此,那么城市同时必然是作为某种程度上自治的团体来考虑的:一种“社区”,它拥有特别的政治和行政管理的机构。

  无论如何,必须坚持:人们必须把迄今探讨过的城市经济概念,彻底同政治的—行政的概念分开。只有在最后的意义上,才有一个特别的城市区域属于它的。同时,在政治的—行政的意义上,一个经济上不能要求使用这个名称的地方,也可以被视为城市。在中世纪,有些法律意义上的城市,它们的居民的9/10或者更多,但是不管怎么说,比很多在法律意义上的“农村”有更大比例的居民,仅仅依靠自己的农业为生。从这样一种“农业市民城市”向消费者、生产者或者商业城市过渡,界限当然是十分模糊的。诚然,在任何行政上区別于农村的和被视为“城市”的定居点,只有一点即调节土地关系的方式,有别于农村的土地状况。在经济意义上的城市里,这是受到城市地产所提供的、特别方式的、有利可图的基础制约的:即房产,一般其他的土地仅仅是附属于房产。但是在行政上,城市地产的特殊地位首先与不同的征税原则息息相关,但是大多数同时与一种对于城市政治的—行政的概念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征息息相关,这种特征根本不能用纯经济来分析:在过去的、古代的和中世纪的意义上的城市,欧洲之内也好,欧洲之外也好,都是一种特别方式的碉堡和卫戍地。当前这种特征已经完全丧失殆尽。然而在过去,它也不是到处都存在的。例如在日本,一般就没有这种特征。因此,从行政上看,也可以赞同拉特根的怀疑,那里究竟有没有“城市”。相反,在中国,每一座城市都有巨大的城墙环绕着。但是在那儿,似乎也有很多经济上纯属农村的地方,它们在行政上也不是城市,也就是说(正如以后还要提到过的那样),在中国也不是历来国家的行政机关所在地就有城墙包围着。在某些地中海地区,例如在西西里岛,几乎没有居住在城墙之外的人就是几乎没有居住在农村的农业工人:这是数世纪之久不安全的结果。相反,在古希腊,斯巴达城邦由于没有城墙而显得光辉灿烂,不过另一方面,在有“卫戍地”这样的特征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中肯的:正是因为它是经常开放的斯巴达的兵营,它鄙视设城墙。如果说人们还一直在争论,雅典无城墙的时间到底有多久,那末,在上城*,正如斯巴达以外的所有希腊城市一样,它有一个岩石的城堡,犹如埃克巴坦那和波斯波利斯**这两个地方是国王的城堡,但紧挨着居民点。无论如何,城堡或者城墙在正常情况下,既属于中东的城市,也属于古代地中海的城市,同样也属于一般的中世纪的城市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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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城是古希腊对城市的称呼。——译者

  ** 埃克巴坦那,今伊朗的哈马丹;波斯波利斯,今伊朗的塔赫特贾姆希德。——译者

  城市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古老的碉堡。在有争论的边境地区,或者在长期战争状态下,每个村庄都筑碉堡。例如斯拉夫居民点的民族形式似乎很早就是沿大道的村庄,在易北河和奥德河地区经常处于战争危险的压力下,斯拉夫居民点显然采取用矮树篱环绕的星形村落形式,只有一个可以关闭的入口,夜里从入口处把牲口赶到中间。或者人们垒筑那种在世界上很流行的高围墙,在以色列的东约旦地区也好,在德国也好,都很普遍,手无寸铁的人和牲口可以逃遁到围墙之内。德国东部地区,亨利一世的所谓“城市”只不过是这类系统的碉堡。在英国,在盎格鲁萨克逊时代,每一个伯爵领地都有一个“城堡”,伯爵领地采用城堡的名称,并使一定的人员和地段承担警卫和卫戍的义务作为最古老的、尤其是“市民的”负担。如果说在正常的时间,城堡并不完全空虚,而是有警卫或者城堡卫士作为常设卫戍,换取工资和土地,那么,从这种状况直接过渡到盎格鲁萨克逊的城堡,即一种在麦特兰特理论意义上的“卫戍城”,并有“城堡卫士”作为居民,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城堡的政治地位,同样地,它的——即尤其是市民的——地产和房产的与此相关的法律的性质,是由保卫和警卫碉堡的义务确定的,城堡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的。但是在历史上,一般并非设寨栅的村庄或临时碉堡是城市要塞的前身,而是其他的东西,即:封建领主的城堡,一种要塞,领主与或者隶属于他的官员们或者人身依附于他的作为扈从的军人、他和他们的家庭以及仆役,居住在要塞里。

  军事上建城堡的历史非常古老,毫无疑问比战车的历史更为悠久,而且也比在军事上利用马匹更为久远。正如战车到处——在经典诗歌描述的古老的中国,在《吠陀经》里记载的印度,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迦南,在《底波拉之歌》里所描写的以色列,在荷马史诗时代,在伊特拉斯坎人和凯尔特人以及爱尔兰人那里——曾经决定了骑士们和国王们所领导的战争的发展一样,城堡的建筑和城堡王公也曾经普遍广为流传。古埃及文献就记载有城堡和城堡指挥官,可以断言,起初城堡里居住着与城堡数目一样多的小王公。根据最古老的文献可以得出结论,在美索不达米亚,居住在城堡里的王公,先于后来的国家国王制度的发展,正如在《吠陀经》时代西印度就存在着居住在城堡里的王公一样,在最古老的《伽傣》时代的伊朗也很可能存在着这样的城堡一样,在北印度政治分裂正在进行期间,显然普遍由城堡王公进行统治:文献把古老的刹帝利描写为处于国王和贵族之间的一种奇特的中间人物,他显然是一位城堡王公。在俄国基督教化时代,在叙利亚,吐特摩斯王朝*时代和在以色列的联邦时代(亚比米勒国王),都存在着城堡王公,古代中国的文献无疑也令人猜测,起初肯定也有城堡王公。只要海盗所及之处,希腊和小亚细亚的海上城堡无疑是普遍存在的:中间肯定有一个特别沉静的和平时期,这个时期在克里特岛兴建了无碉堡的宫殿,取代了城堡。城堡如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十分重要的碉堡一样,是过去贵族望族的要塞。中世纪政治上自主的领主等级的发展,在意大利开始有“城堡”也并不较之逊色,北欧领主封臣获得自主,也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城堡,贝洛夫的论证阐明了这些城堡建筑的十分重要:在近代,在德国的个别地区等级代表资格还取决于家庭是否拥有一个城堡,哪怕是一个荒凉的城堡废墟也可以。拥有城堡同样意味着军事上也控制着该地区,问题仅仅是谁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是个别的城堡领主本身,或者是一个骑士联盟,还是一个统治者,他可以信赖他的住在城堡里的领主封臣、或者家臣或者军官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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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埃及第18王朝。——译者

  要塞城市在其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的特殊形态的第一阶段中,是一个城堡,或者内部包括一个城堡,或者依傍一个城堡,即一个国王或者一位贵族的领主或者一个贵族领主团体的要塞,他或者他们要么自己驻扎在那里,要么维持一支雇佣军在那里卫戍,或者让领主封臣或者勤役人员驻守在那里。在盎格鲁萨克逊的英国,在一个城堡里兴建一座有碉堡的“房屋”的权利,是周围地区某些地主的特权所赋予的权利,犹如在古代和在中世纪的意大利,贵族除了农村有城堡外,还有城市的房子。居住在城堡里和城堡边的居民,作为市民对军事上的城市领主负有某些特定的军事义务,首先是兴建和维修城墙,瞭望放哨和保卫城堡,有时还有其他一些军事上重要的事务(例如信使勤务),或者供应物品。因为市民参加城市的防御团体,而且只要他这样做,在最后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他的等级的成员。麦特兰特尤其清楚地指出英国的这种情况:“城堡”的房屋——这同农村形成对照——是一些负有保护要塞的人所有的。除了由国王或者封建领主统治保障的、给予城市的市场以和平外,还有军事上的城堡和平。和平的城堡和城市的军事的—政治的市场:一方面是军队的练兵场和集合场所,因此也是市民的集会地点,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平的、经济的市场,往往在一种灵活的二元论中相互并存。并非处处都在地点上是分开的。阿提卡的“普尼克斯”比“阿戈拉”*历史要短得多,后者原先既服务于经济的交往,也服务于政治的和宗教的行动。但是在罗马,自古以来,除了经济市场外,还有委员会广场和马尔斯战神广场,在中世纪,在锡耶纳市政府宫前后,有坎普广场市场(体操训练场,今天仍然是城区的赛跑场所),在政府宫后面,还有市场,类似于伊斯兰城市里的城堡,即军人的有碉堡的营地,地点上分开,在市场的旁边,在印度的南部,除了经济城市外,还有(政治的)绅士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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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尼克斯(pnyx)是雅典的一个小山,古代雅典人民经常集会的地方,阿戈拉(agor%26aacute;)是雅典的一个市场,也是雅典人经常集会的地方。——译者

  一方面是卫戍军队和政治的要塞市民之间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它与经济的、市民从业的居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往往是城市的宪法史的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但是,它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的基本问题。在有城堡的地方,也有手工业者去定居或者让他们去定居,以满足统治者家庭和军人的要求,好战的宫廷消费能力和他提供的保护,吸引着手工业者,另一方面,统治者本人也对吸引这些阶级感兴趣,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货币收入,或者他对商业和手工艺行业征税,或者他通过预支资本参与经营,或者自负盈亏经营商业,或者甚至垄断商业,此外;他还依仗海岸城堡,作为船主或者作为港口的统治者,参与武力的以及和平的航海赢利,这些都是再显然不过的。同样,他的定居在当地的扈从和领主封臣也能这样做,如果他自愿允许他们这样做,或者他要依赖他们的善意不得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在古希腊的城市里,例如在凯里尼亚,我们在花瓶上发现,国王在帮助挑选商品(指南菊);在埃及,下埃及国王的贸易船队放在历史信息的开头。除了首领或者城堡王公的垄断外,定居在当地的军人望族对自己参与贸易贏利的兴趣以及他们保障这种参与的实力在增长,并摧毁王公的垄断(如果曾经存在过垄断的话),这种情况在全球很广泛地传播着,尤其是哪怕不仅仅——在海岸的地方(不仅在城市),在转口贸易特别容易得到控制的地方,非常普遍。倘若发生这种情况,那么王公处处都只不过是被视为同侪之首,或者最后完全被纳入以某种形式成为城市宗族的平等的圈子里,不管这些宗族只是以资本、在中世纪特别常常以航海信贷资本参与和平的贸易,还是以人员参加海盗抢劫和海上战争,还是以地产定居在城市的,王公诸侯的当选,往往任期很短,不管怎样他的权力受到严厉的限制。这种情况自从荷马时代以来,在众所周知的逐步向市议会任期1年过渡的时候,就发生在古代的沿海城市里,同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世纪早期:尤其是发生在威尼斯,对抗共和国总督的统治,而且——只是根据不同情况,究竟是一位国王的伯爵,还是一位副伯爵,或者是一位主教,还是不管其他的什么人成为城市的统治者,只不过在阵线的对垒上十分迥异——也发生在其他典型的商业城市里。同时,城市的资本主义商业的有关利益者、商业的财东、城市的特殊绅士,在古代早期也好,在中世纪早期也好,原则上同本地的或者后来定居在当地的商业“经营”的体现者即真正的商人区分开来,尽管这两者自然往往很自然地相互交织在一起。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抢先论述以后才要探讨的课题。

  在内陆,河流或者商队通行之道的起点、或者终点或者交叉点(如巴比伦),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同时,寺庙的神职人员和神职人员的城市统治者,有时也同世俗的城堡王公和城市王公进行竞争。因为遐迩闻名的神的寺庙区域为处于各种伦理之间的、即政治上不受保护的商业,提供了神圣的保护,因此可以设一种城市式的居民点靠着这种地区,这种居民点在经济上靠寺庙的收入滋养,类似于王公城市靠对王公的贡物滋养一个样。

  王公对通过授与手工艺行业经营者和商人以特权,来获得货币收入,让他们从事于一种独立于统治者宫廷的、由统治者征税的职业,王公对此的兴趣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占主导地位,或者相反,他对尽可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力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自己垄断贸易的兴趣更为强烈,以及在第一种情况下那些特权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在具体的情况下,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在通过这类特权吸引外来人时,统治者也必须考虑已经居住在当地的、在十分不同意义上和程度上在政治上或者领主统治上依附他的人的利益和对他本人十分重要的经济上的纳税能力。但是,除了可能发展的所有这些不同外,倘若城市的建立和城市的发展是在统治团体内部实现的,还有统治团体具有非常不同的政治的—军事的结构。我们必须观察由此而产生的城市发展的主要对立。

  并非任何经济意义上的“城市”和并非任何政治—行政意义上的、隶属于居民的某种特殊法的要塞,都是一种“社区”。勿宁说,只有西方有过在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作为大规模的现象。同时,前亚细亚东方地区的一部分(叙利亚和腓尼基,也许还有美索不达米亚)有这种城市社区,但是,也只是短暂的,而且一般仅处于萌芽状态。因为这包括至少要是一些具有比较明显的手工业行业—商业性质的居民点,它们要符合下述特征:1.要塞;2.市场;3.有自己的法院和至少部分有自己的法;4.团体的性质,以及与此相关的5.至少部分的自治和自主,也就是说,也通过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市民本身以某种方式参与行政机关的任命。在过去,这类权利往往采取等级的特权形式。因此,一个专门的市民等级作为这类权利的载体是政治意义上的城市的特点。

  诚然,完全按照这个尺度来衡量,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也仅仅部分地是名符其实的“城市社区”,18世纪的城市甚至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城市社区”。但是,就今天所知,亚洲的城市,除了个别可能的例外,根本不是真正的城市社区,或者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它们虽然都有市场,同样地也都有要塞。中国的手工艺行业和商业大的所在地,都有碉堡,小的所在地也大多数有碉堡,这同日本形成对照。埃及的、前亚细亚的、印度的商业和手工艺行业的所在地也同样如此。同样,分离的法院区是大的商业和手工艺行业所在地,这种情况在那些国家里是罕见的。在中国、埃及和印度,法院区总是大的、政治团体的行政机关所在地,而这恰恰尤其不是北欧中世纪早期西方城市典型的类型。但是,亚洲城市没有一种特别的、城市市民本身所独有的、实质的法或诉讼法。亚洲城市只有在这一点上有自己特殊的法,即同业公会和(在印度)种姓实际上主要或仅仅把机构所在地设在城市里,它们是这类特殊的法的形态和特殊法院的体现者。但是,那些团体的这种机关所在地设在城市,在法律上是偶然的。它们没有自治的行政管理,或者仅仅处于萌芽状况,但是首先——这是最重要的——缺乏一种城市团体的性质和与乡下人相对立的城市市民的概念。在这方面也仅仅存在着一些萌芽。中国的城市居民在法律上属于他的宗族,并且经由宗族属于他的原籍村庄,在祖籍村庄里有祖先的祠庙,他有义务细心维护祠庙,正如俄国在城市里谋生的村庄成员法律上仍然是“农民”一样。印度的城市居民除此以外,[还是]他的种姓的成员。

  当然,城市居民也可能、而且一般也是地方的职业团体、同业公会和行会的成员,特别是设在城里的这类团体的成员。最后,他们作为行政地域的成员属于:城市区域,街区,主管警察把城市分为城区和街区,因此在其中负有某些特定的义务,有时也有某些权限。城区或者街区由于为了和平保障人员的安全或者其他警察治安的目的,特别可能集体负有社区捐赋的义务。有鉴于此,它们可能联合为社区,有选任的官员,或者世袭的长老:日本就是如此,在那里,在自治的街道社区之上有一个或若干个作为最高审级机构的民事行政机构(町)。然而却不曾存在在古代和中世纪意义上的城市市民法,因此也没有城市本身的法人性质。当然,它作为整体也可能是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域,例如,在麦罗文克王国和卡洛林王国里,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这]远不是说,诸如在中世纪和古代的西方,居民自治和对在城市里即一个手工业—商业性质的较大地方的地方行政管理事务的参与,要比在农村有更大的发展,或者更应该说,情况往往恰好相反。例如在中国的农村,长老会在很多事务上几乎是握有全权的,因此就此而言,道台在实际上仗赖他们的合作,虽然法律对此毫无规定。印度的村庄共同体和俄国的村社有极大的干预权限,事实上,直到现代,在俄国直至亚历山大三世治理下的官僚体制化之前,它们都能完全自治地解决问题。在整个前亚细亚地区,“长老们”(在以色列是“sekenim”[“长老”]),也就是说,原先是:宗族长老,后来是:绅士宗族的头目,是地方和地方法院的代表和行政管理人员。这一点在亚洲的城市里根本谈不上,因为亚洲的城市一般是高官或者国家王公的府邸所在地,它直接处于他们警卫眼睛的监视下。但是它是王公的要塞,因此由王公的官员(在以色列称Sarim)和军官管理,官员和军官也拥有司法权力。在以色列,人们可能清晰地看到在国王时代官员和长老的二元制。在官僚体制的王国里,国王的官员处处取得了胜利。诚然,官员并非握有全权。勿宁说,他不得不在一种令人惊讶的程度上考虑到居民的情绪。尤其是中国的官员,面对地方团体:宗族和职业团体,倘若它们在具体情况下团结一致,他一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而且遇到任何严肃的共同的抵御,他就要丢掉官职。在具体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手工业者拖延、抵制、罢市和罢工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使官员的权力受到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根本没有固定的方式。另一方面,在中国和在印度,同业公会或者其他的职业团体有某些特别的权限,或者对于官员来说有其实际的必要性,同它们达成谅解。也曾发生过这类团体的主席团对第三者施加广泛的强制权力。然而尽管如此,这里所谈的——在正常的情况下——仅仅是在一些涉及它们的群体利益的个别特定的问题上,个别一些特定团体的权限或者实际的权力。而并非——在正常的情况下——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团体,代表城市市民本身的社区。这个概念根本不存在,首先尤其缺乏城市市民等级的品格。这种品格在中国、日本、印度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在前亚细亚,也仅仅[存在着]一些萌芽。

  在日本,等级的划分是纯粹封建的:(配备马匹的)武士和家臣(无马匹的家士)与农民相对立,部分也同结成职业团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相对立。但是缺少“市民”这个概念,正如缺乏“城市社区”的概念一样。在中国,封建时代的状况完全相同,但是自从实行官僚体制的统治以来,不同等级的中举的文人与非文人相对立。此外也存在着享有经济特权的商人同业公会和手工业者的职业团体。但是在那里也不存在城市社区和城市市民的概念。在中国和日本,职业团体可能有“自治”,但是城市却没有自治,恰好同农村形成鲜明对照。在中国,城市是要塞和皇帝的行政机构的官邸所在地;在日本,根本没有在这个意义上的城市。在印度,城市是国王及其行政机构官邸所在地、要塞和市场所在地。同样,商人的同业公会,此外,在很大程度上与职业团体相一致的种姓也设在城市,两者有很大程度的自治,首先有自己的立法和司法。然而,印度社会世袭的种姓划分与其在礼仪上划分职业相对立,既不可能使“市民”得以产生,也排除了“城市社区”的形成。曾经有过、现在也仍然有若干商人种姓和很多手工业者种姓以及大量的下层种姓。但是,它们的大多数加在一起都既不能与西方的市民等级相提并论,也不能结合为与中世纪的行会城市相当的形态,因为种姓的排异性妨碍着任何的结义。虽然我们发现在伟大的救赎宗教的时代,同业公会以其世袭的长老为首,在很多城市联合为一个团体,而且从当时至今,还有若干城市以一位共同的长老为首,他相当于西方的市长。同样,在实行伟大的官僚体制国王制度之前的时代,也有若干城市,政治上自治,由一位贵族掌权,贵族从各宗族征集大象组成军队。但是这种情况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礼仪上的种姓的排异性获胜,摧毁了同业公会的团体,国王的官僚体制与婆罗门结盟,扫荡了这些萌芽,除了印度西北部还有那些残余之外。

  在前亚细亚和埃及的古代,城市是要塞和国王或官府所在地,享有国王的市场特权。但是在大的王国统治的时代,它们缺乏自治、社区大法和享有等级特权的市民阶层。在埃及,在中王国时代存在着官职的封建性,在新王国时代存在着官僚体制的书写人员的行政管理。“城市特权”授予有关地方职位权力封建的或者俸禄的持有者(犹如在德国过去的主教特权),而不是利于一种自治的市民。至少直至此时,根本无法证明存在着某种“城市贵族”的萌芽。

  与此相反,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特别是在腓尼基,在早期,海上贸易和商旅贸易场所典型的城市国王,有一部分是宗教性质的,但是也有一部分(而且大多数)是世俗性质的,于是在战车作战的时代,在“市政府大厅”(亦即特勒阿马尔纳信件中的“bitu”)里,城市贵族望族的权力同样典型地在崛起。迦南的城市同盟是一些使用战车的、居住在城市里的骑士的联合体,骑士们拥有身陷于债务奴役和隶属民地位之中的农民,犹如在希腊城邦的早期。凡是“城市贵族”,也就是说,拥有土地的、经济上有进行军事防御能力的有充分权利的市民同农民区分开的地方,显然类似于在美索不达米亚,国王赋予首都享有豁免权和自由。然而,随着军人国王权力的日益上升,这种现象在这些地方也在消失。在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既不存在像在西方那样政治上自治的城市,即有一个市民等级,也不存在除了国王的法外,还有城市的特别法。只有腓尼基人保留了城市国家,由城市贵族进行统治,贵族以自己的资本参与贸易,而且拥有土地。在蒂罗斯和迦太基的铸有安索尔和安卡塔达斯特时代的铸币,很难表明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城市人民”。而倘若出现过这种情况,那是在以后的时代里了。在以色列,犹太国是一个城市国家:但是,早期在城市里作为城市贵族宗族首领领导行政机关的长老们,在国王的统治下退居次要地位;骑士们变为国王的扈从和士兵,国王的官员就是在大城市掌政,同农村形成对照。到了流亡之后,才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出现“社区”或者“兄弟会”作为制度,但是是在神职人员的望族统治之下。

  不过无论如何,在这里,在地中海沿岸和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第一次有着确实与古代城邦相类似的情况;这大约处于罗马接受克劳迪亚家族的时代。总有一个居住在城市的贵族为首进行统治,他的权力建立在主要在贸易中获得的、其次在土地财产和个人的债务奴隶以及在奴隶等方面投资的货币财产上,军事上建立在骑士战斗中对军人的培训上,往往相互间处于敌对之中,相反,在地区间分布很广,并且进行结盟,或者与一位作为同侪侪首的国王结盟,或者与法官或官员结盟——正如罗马的贵族同执政官结盟一样——,而且受到魅力型战争英雄的暴政的威胁,战争英雄们依仗已经征募的近卫(亚比米勒王,吉弗他王和大卫王)。在希腊帝国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地方超过这个阶段,或者从未持久地超过这个阶段。

  在穆罕默德时代,在阿拉伯沿海的城市里,显然也是处于这个阶段,而且凡是不像在真正的大城市里,城市的自治和城市贵族被彻底摧毁的地方,在伊斯兰的城市里,这个阶段也仍然存在。当然,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古代东方地区的状况,在很多方面似乎还继续存在过。这时,存在着城市的望族对于王公的官员有着一种不稳定的自治关系。同时,居住在城市里的望族的建立在参加城市获利机会的之上的、往往在地产和奴隶上投资的财富,是他们权力地位的载体,在这里,王公们及其官员们尽管没有任何法律形式上的承认,为了能贯彻他们的指令,同样也往往不得不考虑到他们的这种权力地位,例如中国的道台不得不考虑到农村宗族长老和城市的商人社团和其他职业团体的阻碍。但是同时,“城市”一般也绝非必然要结合为一种在某种意义上独立自主的团体。有时正相反。

  我们略举一例:阿拉伯的城市,例如麦加,还在中世纪,直至要跨进现代,都显示出一种望族居民点的典型形象。麦加城,正如斯诺克%26bull;胡格隆耶斯生动描绘的那样,被“领地”所包围,即一些“德韦”*的领主制即被农民、隶属民和处于保护关系中的贝督因人所占有的地产所包围,出身于阿里的哈桑尼德宗族和其他贵族宗族的“德韦”的地产所包围。“德韦”就是所有那些有一位祖先曾经是“谢里夫”的人。自从1200年以来,谢里夫就属于卡塔达的阿里家族,根据官方的法是由哈里发的总督任命的(他往往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在哈隆阿萨西德的统治下,甚至有一次是柏柏尔人的奴隶),但是在实际上是由定居在麦加的“德韦”们的首领从有资格的家族中推选决定的。因此,而且还因为在麦加的住所提供着参与剥削香客的机会,宗族的首领(埃米尔)都住在城里。他们之间各自存在着某些“约束”,也就是说,存在着关于维护和平和对香客剥削贏利分配比例的谅解。但是,这种约束随时都可以解除,而义务的解除意味着城外城里械斗的开始,他们利用自己的奴隶军队进行械斗。失败者必须放弃城市,但是尽管如此,敌对的望族面对外来者仍然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仍然坚持礼仪习惯的适用,包括自己追随者一般的愤怒,违者受罚:必须饶恕被放逐者的物品和家庭的生命和隶属人员。

  在麦加城,在近代存在过如下的正式权威:1.仅仅是纸上谈兵的由土耳其建立的合议行政委员会;2.作为一种有效的权威:土耳其的总督,他现在代表着“保护主人”的地位(从前往往是埃及的统治者);3.4位正统礼仪的卡迪法官,总是高贵的麦加入,几个世纪都出自一个家族的、最高贵的(沙菲派的)卡迪法官,或者由谢里夫任命,或者由保护主人推荐;4.谢里夫,他同时也是城市贵族团体的首脑;5.行会,首先是导游行会,此外还有屠夫、谷物商人和其他行会;6.城区及其长老们。这些权威在很多方面相互竞争,没有固定的权限。控告的诉讼一方,寻找他认为最有利的权威,能对被告最强有力地施行其权力。总督不能阻止与之竞争的卡迪在有宗教法参与的一切案件上的上诉。谢里夫被本地人视为真正的权威;特别在有关贝督因人和香客旅队的一切事务上,总督一般都要依仗他的善意,在这里如同在其他阿拉伯地区一样,特别在城市里,贵族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德韦这里系“Dewis”音译,从下文的定义看,是望族的后代之意。——译者

  一种令人回想起西方情况的事态发展,表现在9世纪时,在麦加的图伦尼德派和查华利德派的斗争中,最纯粹的行会即屠夫行业和谷商行会的表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是在穆罕默德时代,绝对只是高贵的库拉伊什派的望族的表态,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才有考虑的余地。但是,行会的章程从未产生;由居住在城市的望族所获利润的一部分供养的奴隶军队,可能一再保障了这些望族的决定性的地位,类似于在西方的中世纪,在意大利的城市里,也一再出现实际的权利落入到作为军事力量体现者的骑士望族手中的倾向。在麦加,不存在任何把城市联合为一个协作单位的团体,这就典型地既区别于古代的聚落结盟的城邦,也区别于中世纪早期意大利的“城市社区”。但是除此而外,我们满有理由把这些阿拉伯的情况——如果人们把前面那些尤其是伊斯兰的特征撇开不谈,或者移用到基督教方面——,视为绝对的,而且对于社区团体产生之前的时代,对于其他的、尤其是西方海上贸易的城市,也是非常典型的。

  只要有把握地认识亚洲的和东方地区的居民点,它们具有经济城市的性质,那么无论如何,正常的状况是:只有望族宗族,除了它们而外,可能还有职业团体,是一种团体行为的体现者,而不是由城市市民本身来体现。自然,在这里的过渡阶段也是模糊的。但是,恰恰是最大的包括数十万、有时数百万居民的居民点中心,表现出这种现象。在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城市区域也同时为马戏团的赛马提供资金(例如在锡耶纳的赛马还如此),城市区域的代表是拉帮结党的体现者:在查士丁尼统治下,尼卡起义就是产生于城市的这种分裂。在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即直至进入19世纪——,除了土耳其的新军和非正规骑兵的纯军事团体以及乌勒马和伊斯兰教托缽僧教团的宗教组织外,只有商人的同业公会和行会作为市民利益的代表,但是不存在城市的代表机构。早在拜占庭晚期的亚历山大城,除了依仗非常牢靠的僧侣城市贵族和依仗小小的卫戍部队的总督相互竞争的权力外,显然只存在着一些城区的民兵,在城区之内,相互争夺的“绿党”和“蓝党”的竞技派是主要的组织。

  原载:《经济与社会%26bull;城市的类型》(《经济与社会》下册第九章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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