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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运动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09年10月26群学网
   
 
标签:性与性别
同性恋运动



一、70年代的同性恋运动

  


像妇女运动一样,同性恋运动也是首先在美国发展起来的,随后其思想播到世界各地,主要是欧洲。同性恋运动爆发于1969年纽约的石墙造反事件,当时警方试图突击搜查一个同性恋酒吧,促发了同性恋者的暴动,暴动持续了三天。随后不久,同性恋解放阵线在美国各个城市纷纷成立,它的名字跟越共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阵线如出一辙。早期同性恋解放活跃分子把自己看做是范围更大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从妇女解放运动中和黑人权力运动中汲取精神力量。他们在黑豹组织的问题上展开论争,争取他们对同性恋权利的.正式认可。在1970年,黑豹的领导牛顿(Huey Newton)公开宣布了他与同性恋运动的联盟,他声明,"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人给同性恋者自由和解放。他们也许是这个社会中最受压迫的人。"

  因此,早期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无论在观点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真正的激进派,认同于更大范围的社会运动。但是,尽管当时的整个气氛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但其中却只有极少的社会主义成分,实际上社会主义在其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这里,斯大林主义的政治要负很大责任。斯大林主义者不但不欢迎新的同性恋革命者阶层的出现,反而把同性恋的性谴责为"资产阶级的变种";一些毛主义群体更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颓废"。这两种人都认为,在革命成功之后,同性恋应当消亡。虽然一些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和托洛斯基分子实际上参与了同性恋解放运动,但是在对性压迫的理解和反对性压迫形式的斗争中,始终存在着对社会主义者的极大不信任以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在英国同性恋左派集体的一篇题为"同性恋:权力和政治"的文章中,瓦特尼(Simon Watney)在对同性恋解放阵线的回顾中指出:"如果说同性恋被排除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之外,甚至被排除于性的范畴之外,仅仅被视为上层建筑以及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既存方式的反映;那么由于60年代末政治兴奋点的特征是性政治的发展,所以阶级分析本身就很容易被放置在政治衣橱的角落,人们对于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就会逐渐地重新加以考虑。"

  同性恋解放运动,尤其是在美国,并不像激进女权主义者那样强调理论的发展。但是,这两个运动全都否定了阶级政治,于是导致了对于生活方式政治最初的强调。因此,瓦特尼在同一篇文章中做出如下结论:"早期同性恋解放阵线的主要分化,存在于有组织的列宁主义政党的支持者和社会的分散力量之间。这一分化或许可以被称为'运动活跃分子'和'生活方式分子',这一点在同性恋解放阵线的历史和理论中,在其1971年宣言中,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然而,分离主义政治的影响很快就进入了同性恋运动内部,并导致了运动的分裂。女同性恋者开始脱离同性恋运动,她们提出的理由同激进女权主义者脱离新左派的理由是一样的。正如菲兰(Shane Phelan)在《身份政治: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与社区的局限性》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女同性恋者在同性恋权利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发现自己处于妇女在民权、反战和新左派运动中所处的地位:现念上的附属物,组织上的管家、秘书和性伴侣。"女同性恋者指出,当她们试图在同性恋运动中提出任何特殊的属于女同性恋者的要求时,男性领导人总是否认她们作为女人会有任何特殊的问题。据说一位男性领导人曾经这样说:"女同性恋毕竟是同性恋,在所有的问题当中,首要的是男性同性恋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女同性恋的特殊问题。"

  毫无疑问,在同性恋运动中也存在着性别主义的态度。但是,正如同性恋解放阵线和黑豹的实践所表明的那样,说服运动中的其他人为了团结和斗争的需要改变落后思想是有可能的。然而,女同性恋群体还没有等到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运动内部成功地挑战性别主义的思想,就已经分裂出去了。一位加拿大女同性恋者所得出的结论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她说:"当我们仔细观察同性恋解放运动时,会发现它是一场为男同性恋争取权利的斗争,它所竭力争取的,仅仅是去做那件唯一把他们。与'男人'分隔开来的事情--他们的性倾向--的权利。"但是许多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对于激进女权主义群体中的氛围也同样失望,并创造了"异性恋性别主义"一词来描述这种氛围,在这一氛围中,许多女同性恋者感觉到受排斥,觉得它过多地强调了男女之间的问题,不重视女同性恋解放的问题,以为性倾向的问题根本没什么重要性。这种差异早就出现过。在1970年,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舍雷(Martha Shelley)发表过一个小册子,其中提出:"我个人对于自由派的一种说法极为反感,他们说他们不关心谁跟谁睡觉的问题,下床以后做的事才是重要的。这正是同性恋者长期以来试图让正常人能够理解的问题。自由派来得太迟了点。因为虽然我在床下所做的事也许跟我在床上所做的事完全无关,但是我的意识被打上了烙印,被同性恋浸透了。长期以来,我的身上一直打着你们为我打上的烙印。"

  激进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女同性恋分支开始形成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如果女人要想成为完整的人,就必须拒绝异性恋。这一思想最早是由一个女同性恋群体在1970年的妇女联合议会上提出来的,这个群体自称为"激进女同性恋者",她们在一篇表明立场的文章中称自己为"认同女人的女人"。这一思想在随后的几年中走到了它的逻辑结论的尽头,即女同性恋是父权制唯一的真正抵制者。女同性恋作家布朗(Rita Mae Brown)在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你发现自己不能爱另一个女人,其中包括肉体的爱,那么你怎么能说你真正关心妇女解放呢?"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她做出这样的结论:"正常女人受到男人的迷惑,不能把女人放在前面,她们背叛了她们的自我。如果你的姐妹还在那里同压迫者性交,你就不能发动一场强大的运动。"

  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表明,激进女权主义政治走到了极端,它导致了美国1972至1974年间妇女解放运动中一系列的女同性恋分裂行动。因此,与男同性恋组织相比,分离主义在女同性恋组织中的表达要清楚得多。然而,这种表达在运动政治中引发了共鸣。在那些政治性较强的男同性恋活跃分子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接受分离运动的要求和一般的"自治"要求。因此,举例言之,英国的同性恋左翼集体是建立于1974年的一个纯男性集体,由于它接受了在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之间存在着"利益与活动的区分"的观点,这一区分导致了女同性恋与同性恋解放阵线的分裂。对于"自治"的呼唤,使男同性恋者得到与激进女权主义者相同的结论,就像一位同性恋左翼集体的成员对自治所做的解释那样:"自治理论主张,我们有权控制我们的运动,组织我们自己的活动,建立独立存在的组织,这种组织长期以来受到压制,压制来自他们对同性恋的态度,以及对性关系一般的忽视……无论在小群体还是大规模聚会中,都存在着对权威、等级制和正式结构的拒绝……参加提高觉悟群体的活动和参加运动中的各种活动,是建立自信心和相互支援的重要步骤。"⑨

  自治不仅是对不可避免的分裂的承认,而且是对差异的正面肯定。按照同一方式,一些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得出结论认为,她们那种喜欢女人的性倾向,使她们成为更加货真价实的女权主义者。发表于1971年的英国同性恋解放阵线声明指出,由于同性恋的存在"已经在家庭之外",因此他们"已经比正常人更加先进"。在同一年,这个组织又印制了一张传单,传单上说:"我们对整个文化宣战……把战场转变到个人层面,对于我们的存在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对于正常人的世界,我们必须做'恶劣的酷儿',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尽可能采用男性女性化、男扮女装等最具'侵犯性'的方式。我们必须在同性恋聚居世界中做'怪异的人'。我们的存在本身必须激发对社会的质疑。"

  二、70年代的妇女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的退潮

  随着男女同性恋运动的退潮,对于个人和自治观念的强调导致了男女同性恋者中不同群体的进一步分化。男同性恋者分化为男扮女装者和"雄性十足者";女同性恋者则分化为政治性的女同性恋和非政治性的女同性恋,后者因继续出没于酒吧被责备为"认同男性"。此类分化从一开始就使运动受到了毒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常见。

  对于自治的强调,还导致了对于私人解放或曰个人解放的日益增长的关注。现身行动一直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至今仍是在一个患有同性恋恐惧症的社会中发展同性恋自豪意识的先决条件。然而,由于运动的退潮,现身就是现身,不再是一种发动战斗的大规模运动的方式。此外,重要的是要理解,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现身对于许多男女同性恋者来说就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同性恋者被迫留在壁橱中以保存他们的工作,或者他们是已婚者,或者他们不能割舍家庭和社区。为了现身而现身的行为,将会是仅仅属于男女同性恋者中少数人的行为,其中大多是中产阶级中人。

  即使是"权力"这一概念,一旦同阶级社会脱离开来,被放置在个人关系的类别中;也就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了。一个人可以在完全不和他人发生任何关系的情况下拥有"有权"的感觉。因此个人"赋权"的说法成为80年代运动的祈祷词。正如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革命的主体是我们自己"。将压迫的根源同阶级社会分开,将自治观念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来,这仅仅是从运动政治转向身份政治的一个小小步骤。

  在70年代和整个80年代,妇女和同性恋运动及其他左派运动规模缩小,在政治上向右转。随着运动的衰退,左翼思想的讨论也渐渐同所有的实际斗争中的角色相脱离。在这一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兴盛起来,特别是在美国,前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他们可以用揭示阶级斗争的错误这一新方式,来建立他们的学术事业。一部又一部的理论著作在更加抽象的层次上被大量制作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强调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找到了大量的听众--第一批这样的听众来自60年代社会运动的退役者。例如,在1972年,同性恋社会主义者、《现身》一书的作者威克斯(Joffrey Weeks)指出,"正是在资本主义家庭的特殊背景中,产生出同性恋这样一个现代概念……"到了1980年,在福柯的影响下,威克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改变了他的观点:"我们必须开始对性的社会定义的不同形式及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做更多的思考,而不是试图用'资本主义'对'性'的压迫来解释问题,就像这二者之间有什么简单的对应关系似的……对于性的'本质主义'观点的否定,会反转过来向下列正统模式挑战,即以核心家庭作为一般的性压迫以及对同性恋的特殊压迫的唯一场所。"

  三、差异政治

  在一篇发表于lg85年的文章中,"酷儿"理论家艾斯科弗(Jef-frey Escoffier)对身份政治做了如下概括:"身份政治必定是一种差异政治……差异政治的原则包括肯定有限的局部的存在。"对于艾斯科弗来说,这一结论包含着对工人阶级作用的有意识的拒绝,伴之以对社会主义"破损形象"的失败意识:"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衰退和沮丧的时期。我们没有得到客观与公正的保证,工人阶级承认资本主义是美国生活中不公正与不平等的原因。美国工人阶级近期的历史清楚表明,它缺乏组织和政治的能力,去有效地进行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斗争。"

  "酷儿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主张,同性恋应当生活在一种与其余的社会相隔离的文化之中。这一观点必然会造成一种极端道德主义的气氛,造成对生活方式的强调。作家、导演海恩斯(ToddHaynes)最近在一本自由派杂志《民族》中;对这种政治做了如下概括:"我宁愿酷儿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好莱坞仪式性的肯定。我们最多不过被描绘为'一般人',就像所有的异性恋者一样。"

  美国酷儿国的组织经历,也许可以被视为身份政治内在问题的最佳展示。酷儿国的活跃分子所能做到的最佳行动,就是释放出当今美国社会中数百万男女同性恋者所感觉到的非常真实的愤怒。例如,在1991年9月,加州州长威尔森屈服于商业界的压力,否决了一个平等法案,这一法案的宗旨是将对同性恋者的就业歧视规定为非法。州长否决了这一法案之后,酷儿国活跃分子在旧金山商业区愤怒的男女同性恋者的暴动中扮演了发动者的角色。在1991年,酷儿国活跃分子还参加了组织对饼干捅餐业连锁店的静坐设置纠察线的活动,行动的起因是,这家以南方为主的连锁店以违背"美国家庭价值"为由解雇其男女同性恋雇员。此类活动在当时吸引了数以百计的同性恋活跃分子参加,它表明存在着在美国男女同性恋者当中发动一场广"泛的斗争性很强的运动的潜力。

  此外,酷儿国活跃分子在过去数年中一直不断参与堕胎权利运动,并在全美各大城市组织了反对殴打同性恋者的游行示威活动。酷儿国通常既不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也不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强化了自己激进主义的形象。这些因素使许多左翼人士相信,酷儿国代表了同性恋解放的未来。《民族》杂志上刊登的柯普坎德的评论文章代表了左翼的一般看法:"改变美国社会氛围的正是同性恋的长期斗争,其必要的手段首先是现身,其次是制造事件。它有时是个人行动,有时是政治行动,总的说来,它是以性身份为基础的文化社群的创造。"

  但是,身份政治占统治地位,已经成为建立持久运动的障碍。围绕着身份政治组成团体,这一态势在很短时间迅速发展起来,随后又迅速缩小为很小的"核心"成员组织。例如,妇女行动联盟纽约分部在1992年初刚成立几个月时,号称有1500名会员,一年之后就减少到原来规模的一小部分了。酷儿目的短暂历史也沿袭了同一模式。最终导致70年代妇女和同性恋解放运动解体的所有问题,都在酪儿国中被放大了:强调自治,而不是强调与其他运动的联合;唯我正确的道德主义氛围;对个人和生活方式问题的过份强调。酷儿国不但没有大规模的发展,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直至消声匿迹。

  酷儿国建立于1990年3月,其创建者是纽约的一个男女同性恋抵抗艾滋病活跃分子群体,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在同性恋权利运动中采用"直接行动"的策赂。他们发誓,酷儿国将按照一种"非等级制、非父权制"的结构组织起来,确保民主,防止任何个人或小群体统治或胁迫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在1990年末的一次访谈中,两位酷儿国的创始人被问到,为什么他们选择把自己叫作"酷儿",这是一个反同性恋的咒骂语。他们当中的一位回答说:"我们的想法是对压迫者的词语来个旧词新用,重新定义'酷儿'的用法,用它的正面用法来为自己赋权……现在我们能够在这个词语下集结起来,使我们的压迫者感到迷惑。它使我们感到更有力量。"另一位补充道:"通过使用这个词,我们打击了他们的权力。"

   这种说法反映出一个信念,即运用某种"政治上正确"的语言能够影响广大男女同性恋者在社会中所面对的实际情况。其实它不能。不管酷儿国活跃分子在使用"酷儿"一词时感觉到个人是如何"被赋权",大多数人仍旧会把这个词当作骂人话看待。确实有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地--其中有某些正确的成分--把他们对"酷儿"一词的使用,当作对压迫的接受,而不是对它有意识的挑战。无论酷儿国活跃分子怎样说,在没有进行重大斗争的情况下,不可能对词语做出有意义的"重新解释"。在60年代,黑人权力活跃分子要求--而且赢得了--对"黑人"一词的广泛运用,取代了。"有色人种"一词。妇女权力活跃分子则要求用"女人"这个词取代"姑娘"一词来描绘成年女性。同性恋解放阵线的口号是"同性恋自豪",它表达了运动的乐观精神,希望同性恋在整个社会中获得尊严和尊重。在上述每一种社会运动中,活跃分子们都为社会平等而斗争--这一目标就反映在他们的要求中。

  如果说现今对酷儿这一不敬词的使用说明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在现今的同性恋活跃分子同那些在石墙暴动后建立同性恋解放阵线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政治距离。"酷儿"一词的涵义,相当于在女权活跃分子中使用"母狗"一词,或者在黑人中使用"黑鬼"一词。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一称呼表明事态向前迈进了一步,即使那些已经接受了"酷儿"一词的人们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对这个词的使用,就像酷儿国的创建者对它的使用方式,代表了失败情绪和意气消沉,希望把同性恋运动局限在一个"启蒙少数派"的小团体中,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但是,"酷儿身份"很快就证明了,它绝不仅仅是对压迫性语言的重新定义。酷儿国创立宣言的标题是:"我恨正常人。"宣言说:"去告诉正常人,让他们走开,直到他们用一个月的时间跟某个同性别的人公开手拉手走路。他们这样做了之后,你就能听到他们关于酷儿的愤怒不得不说的话。不然的话,就让他们闭嘴,听别人怎么说。"因此,从一开始,酷儿国就排除了建立一种能够同那些支持同性恋权利的异性恋者团结行动的运动的可能性。黑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史密斯(BarbaraSmith),一位70年代运动的退役老兵,阐述了为什么这种观点是灾难性的:"尽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大多数'酷儿'都是有色人种、女性或者工人阶级,酷儿活跃分子却只关注'酷儿'问题,种族主义、性压迫和经济剥削问题全都排不上队……建立一个长期联合的联盟,向制度挑战,并最终准备迎接革命性变革,根本就不在酷儿活跃分子的心上……在1990年我在《奥特威克》杂志上读到酷儿国的宣言'我恨正常人',就写了一封信给编辑,我说,如果有色人种酷儿也遵循这一政治原则,那我们不久就会发表这样的声明:'我很白人',其中包括欧洲裔白人酷儿。"

  此外,召唤"直接行动",通常并不意味着举行大规模的愤怒的示威游行。大多数酷儿国的活动仅仅局限于相当小规模的活跃分子的表演活动,往往只是让路过者吃上一惊,或者制造一点公开性而已。例如,有一种早期的活动,叫作"酷儿购物网"'一群活跃分子来到某地区的购物中心。男人身着芭蕾舞短裙,女人则穿上雄性十足的皮夹克,表演接吻。在1971年,同性恋解放阵线曾提出一个要求,要求同性恋活跃分子尽可能以最"富攻击性"的方式来表演"腐败的酷儿",这一要求在90年代由酷儿国实现了。

  "揭秘"这一有争议的策略行动,也许是强调道德感的最佳例证,对道德感的强调是同身份政治一起发展起来的。这一行动是从1989年开始的,当时纽约出版的《奥特咸克》杂志开始揭露同性恋名人的同性恋身份,这样做的理由是,他们眼看成千上万的男同性恋者死于艾滋病,却仍在保持沉默。在1990年2月,"全国男女同性恋行动力量"的新闻发言人罗伯特·布雷威胁说,要揭发所有议员中同性恋者的身份:"我们有一个美国议会中超过50人的同性恋名单。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同性恋倾向很强烈,投同性恋的赞成票。其中两人人已经现身。其他的人……伤害了我们,然而却又从同性恋争得的进步当中获益,比如去泡我们的酒吧,购买同性恋文学作品,他们从保护我们隐私的措施中获益。我们知道他们都是谁……"

  这种做法有一个严重问题。男女同性恋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被强迫现身,无论他们是什么人,做什么工作。关于那些不现身的人从现身的人的行动"获益"的想法是危险的,特别是把这种想法用在一般的工人阶级同性恋者身上时。此外,这种观点不但没有去理解使大量同性恋者不可能公开自己的性倾向的体制的性质,反而做出相反的假定:现身是改变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的唯一方式。

  身份政治背后的假设是,只有那些亲身体验了压迫的人们才能为它下定义,才能发表如何向它做斗争的观点。这一假设不但不能导致团结,反而常常会导致男女同性恋者痛苦的分裂,这种分裂常常发生于同一组织之中。例如,一些男女同性恋者认为,双性恋者并没有真正受到压迫,因为他们享受到了"异性恋的特权"。与此同时,一些双性恋者却认为,他们受到"来自同性恋和正常人社区"的双重压迫。这种气氛从一开始就败坏了酷儿国组织的内部生活。信奉"非等级制"的结构,意味着群体是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运作的。这就意味着,仅仅一个不同意见就会使整个群体卷入长达数小时的争论。会议演变成大吵大闹的情况并不少见,并最终导致了组织的分裂。

  在旧金山,自始至终纷争不断的酷儿国分部的短暂历史就很典型。当酷儿国在1990年一开始创立时,每周例会的参加人数最多时达到350人。这个团体按照自愿原则没立了许多自治小组,有女同性恋小组,有双性恋小组,还有受到种族压迫的小组。每次会议各小组都派两位组员担任"情绪观察员",保证没有入会感觉到他人的威胁。在开始时,气氛是非常正面和合作的。会员们男扮女装,在购物中心集合。他们在"渔民码头"(旧金山最大的旅游景点)前表演接吻入会。在《本能》--它把一个双性恋角色描绘为谋杀犯--开拍时,他们冲击了拍摄现场。但是到了1991年12月,酷儿国旧金山分部就解散了--原因是发生了一场激烈辩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是否应当把在组织内部禁止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反犹主义和同性恋恐惧症类的言论这一规定写进组织的纲领之中。在这次会议之后,一位会员把它描绘为"对所有人都是难以置信的自由"。酷儿国旧金山分会剩下来的一小批会员决定解散这个组织。在解散之后,一位会员做了如下结论:"12个人比500人更容易做出决定。如果这12个人需要帮助,他们可以和另一个12人的组织合作。我不知道究竞是不是有过一个全国统一的同性恋组织。"

  1993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同性恋权利游行吸引了100万的参与者。这再次表明,在男女同性恋者当中存在着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运动的巨大潜力。然而,在这次示威游行之后,一个自称"QUASH"(反对同性恋假装正常人的酷儿联盟)的匿名团体散发了一份题为"我为什么憎恨华盛顿游行"的公开信。公开信提出反对同性恋与社会"同化"的观点。它指出:"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阶级主义和我们自己群体内化的同性恋恐惧症,比来自右翼分子如布莱思、海姆斯、布什和那思的恶毒攻击更具摧毁力。"它得出如下结论:"真的有100万人参加游行吗?也许是这样。可是我们不稀罕!"说出这种话的人绝不属于左翼。正如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使用'激进派'一词时,它意味着对抗,意味着'面对面的斗争',而不是针对压迫根源的策略行动。"此类政治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如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样,它一点也不激进。

  (《酷儿理论》,时事出版社2000年2月版)

来源:实践与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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