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星期，在中美争吵的议题清单上都会添加一个新内容，如人民币汇率、对台军售、西藏人权、伊朗制裁、网络攻击、当然还有过去几个月来一直成为报刊大幅标题的北朝鲜问题。但是，更深刻的问题往往被这一发不可收的日常争吵所掩盖，这些问题可能是引起新冷战的凶兆。其中最根本的是北京新发现的信念，即在中美权力平衡中出现了重大的转移，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来说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此外，中国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更深入承诺会使得两国在争夺资源和财富的零和游戏中越来越可能陷入冲突中。
主要建立在错综复杂的商业纽带基础上的中美关系也存在着相当多的相互依赖性。但是对华盛顿来说，也存在着很多风险，这些风险甚至比从前美苏长期对峙的僵局所产生的问题更危险。柏林墙分开了东方和西方，但它也充当了一种减震器的作用，确保共产党阵营的经济崩溃对自由世界的影响很小。但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这样的缓冲器。过去20个月的金融危机已经在中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余震。在未来的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对美国的金融健康因而也对美国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双方相互指责的循环加剧的风险在增加，这种循环可能有自己的生命力，最后超出两国政府的控制力之外。为了管理这个风险，美国政策制订者在未来十年应该找到一切可能的手段以确保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仍然是中国崛起不可缺少的东西。除了好运气之外，这个战略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政治成熟。同时，他们也必须谋取朋友和盟国的支持，以确保在美国和中国利益发生分歧的时候迫使中国而不是让美国陷于孤立。
30年来，华盛顿和北京已经驳斥了两国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预言，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力量通过为中国出口商品提供客户，保障了东亚安全的可预测性以及国际航线的保护等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支持，也因为中国的成功为美国公司提供了长期有利可图的机会，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低成本的商品。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领袖开始资本主义实验，缓慢打开国门欢迎外国投资，开展对外贸易。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得中国与外国建立更加广泛的商业纽带的计划受挫。另外，因为欧洲共产主义开始在当年晚些时候内爆和苏联帝国在1991年解体，中国的强硬派担心类似的政治失控，因而放缓了市场自由化的推动。但到了1992年，越来越虚弱的邓小平通过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南巡”再次把市场改革引入轨道，他的政府管理下的资本主义飞地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对外国投资开放了。1990年代，江泽民运用邓创造的发展势头加速中国的发展，使其成为出口基地和西方投资的热土。
中国领导层内部的市场改革支持者使用欧洲共产党的垮台作为警告，指出只有通过提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景，北京才能在莫斯科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让中共维持对国内政治权力的垄断。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改革苏联的政治激活苏联的经济，中国领导人从其他方面对付这个问题，即通过改革经济确保长期的政治稳定。中国自己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简单地授权增长。创造工作机会意味着授权生产者通过赢得进入世界最大的市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机会把商品卖给能买得起的人。它意味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欢迎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意味着走上不可逆转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战略推行几年后，这种发展进一步加剧。
1990年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作为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天安门事件后谴责中国领导人是“屠夫”，但是上台后，他承认与中国贸易的独特力量刺激了美国的发展。美国制造商获得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世界最有前途的新兴市场，中国出口品的大量流入为美国人提供了新的价格低廉的消费品，帮助遏制了通货膨胀。在2000年3月，克林顿签署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法令。中美贸易关系太重要了因而不能破裂。
为了给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动力，中共在1990年代末期开始一个被称为“走出去”的政策，在国家合力推动下把中国公司推到海外去建立新的贸易纽带，确保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其他商品的长期供应。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正式确立了它的商业野心，这是给予北京更多理由去尊重美国力量和华盛顿使用这个力量的意愿的一个承诺。与非洲、中东、南亚和拉美等潜在动荡的新兴国家发展贸易和投资关系---更多依靠派遣船队通过麻烦的水域，这使得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外国政治风险。美国作为全球警察的角色帮助中国公司打开和维持贸易通道和海上航线。获得美国购买力的更大机会帮助中国经济创造了千百万就业岗位。总而言之，美国的力量---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对中国的扩张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比如通过保护中国来自不易的利益和使它能把资本主义未来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而中国的发展使得美国的好日子能继续维持下去。
中国对外国投资和贸易的承诺已经产生了令人惊讶的30年十位数的增长，这样的趋势如此引人注目，足以激发某些人相信它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大大小小的西方公司现在都指望稳定的长期的利润前景，因为中国发展出可以期待历史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这种投资热潮也提升了迅速增长的中国公司在商业战场上的地位，无论是在中国内部还是在海外。
但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领导层也被迫拥抱了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的过度增长带来的天生的不稳定性和常常有毒害的副作用。快速工业化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使得大量国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沿海城市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由此造成全国各地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的快速增长态势。为了创建更“和谐”的经济扩张，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管理方面发挥了更直接的作用，在如何和在哪里创造就业，银行贷款给谁或者给多少，哪些公司主导在战略上具有重要的经济领域等问题上允许政府官僚更大的控制权。换句话说，某些大型经济体注定要破产，但因为担心真正自由的市场可能失去控制，领导层投资了新东西：带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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