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族共和”想起的浏览文章群学网

　　洪业先生晚年侨居美国，每于故土作远人之思。当他八十六岁的时候（即他去世的前一年），有一天大陆来了客人，先生性起，亲自下厨烧菜。菜成，略分五色：红的是龙虾，绿的是芥菜，黑的是豆豉，黄白是鸡蛋。先生戏称为"五族共和"。

　　洪业先生的菜是模仿中国废君权、行共和之后的第一面国旗，著名的五色旗（图一）。五色旗是怎样发明，我不太清楚。从外观看，当是模仿"万国旗"的流行式样（如法、意、德、俄等国的国旗），属于当时的"国际接轨"。这面旗子，孙中山没打几天，后来北洋政府打，汉奸政府打，名声不佳。但它以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在民国初建的历史上还是有伟大意义。因为辛亥革命，要按革命初衷，本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如果大家真像章太炎出狱在日本演说那样，仇满恨满，慨当以慷，一定要替明朝报仇雪耻，把这场"种族革命"进行到底（和现在满世界的清宫戏真是大异其趣）。那结果只能是，驱满则蒙离，蒙离则回、藏去，四土不守，列强瓜分之势成，中国的形势将危若累卵。

　　民国初建，中国政治家考虑的满、蒙、回、藏问题，表面上是民族问题（论人口，它们都不如壮族多），实际上是边疆问题（古语叫"藩"，是与地缘政治有关的领土概念，清朝有理藩院管这类事）。"满"是东北，"蒙"是蒙古（包括现在的外蒙古），"回"是新疆，"藏"是青海、西藏和西康。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在这些地方实地跑过，对中国历代特别是清代的边疆政策（"广修庙"）深有了解。他所论述的"中国边疆"就是指这四个地理单元。

　　中国大地，西北高而东南低（《淮南子》借神话有生动描述），从爱辉到腾冲画条线，正好是两大块。东南多江河湖海、丘陵平原，为农业区，华夏居焉，这只是中国历史之半。另一半是满、蒙、回、藏及其前身。它们的居住区是所谓"骑马民族"（其实多是游牧/狩猎兼农业）的游栖之所，从东北到西南，或为森林、平原混合区，或为草原、沙漠混合区，或为沙漠、绿洲混合区，或为崇山峻岭与草原平原交错的复杂地形。四个单元是四种环境。中国历史主要就是通过这四个单元而溶入世界（首先是东北亚，其次是中亚，又其次是西亚和南亚），真不知有多少秘密埋藏其中。

　　"野蛮"与"文明"相互依存。"蛮族入侵"在西方，在东方，在东西方之间，一直都是世界性的大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如此（如元代的蒙古帝国）。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西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中国自汉以降而有南北朝（在我看来，商周时代的格局也无异于南北朝），自隋唐以降而有突厥、吐番和鲜卑的后裔，自宋以降而有辽、金、西夏和蒙元、满清。东南一次次被西北征服，西北一次次被东南腐化。中国的国土是这种历史冲突的结果。

　　地坛是郊祀之礼中的祭地之所，当然也是领土的象征。

　　明清时期的地坛，我是说北京的地坛，它的主体建筑是方泽坛和皇室。坛室所祀，除地之外，还供五岳、五镇山、五陵山、四渎、四海的牌位，实为"天下"之缩影。清朝灭亡，郊祀之礼不行，北京六坛大多荒废，墙屋倾圮，野草丛生。这里驻过军，养过马，种过庄稼，后来"废物利用"，辟为京兆公园（当时北京叫京兆），简直面目全非。不但原来的方泽坛成了讲演台，皇室成了图书馆，还搞了世界园、体育场和其他许多名堂（图二）。园中多格言标语，宣传"爱国思想"、"国家主义"，和满园的"西化"适成对比（"公园"本身就是西化的产物）。它的世界园是按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做成的微缩景观，比现在那个世界公园早得多，园中有联，曰"大好河山，频年蚕食鲸吞，举目不胜今昔感；强权世界，到处鹰瞵虎视，惊心莫当画图看"。"天下"概念为之一变。更有趣的是，它还在东西大道临近方泽坛的门口盖了一座"共和亭"，亭分五面，瓦分五色，左右挂着两块匾，一作"共和国之主权在人民"，一作"共和国之元气在道德"，亭中悬"五族伟人像"（图三），正是"五族共和"的象征。汉族伟人是黄帝，满族伟人是努尔哈赤，蒙族伟人是成吉思汗，回族伟人是穆罕默德，藏族伟人是宗喀巴。这些都是1925年任京兆尹的薛笃弼创造发明，现在是什么也看不到了。

　　读薛笃弼《京兆公园纪实》（1925年），心中有个想法：近代以来，中国的"天下"概念变了，但"五族共和"的想法却相当古老。

　　1997年1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过一个中国古代艺术、宗教的讨论会，与会者多大谈Shamanism（这是他们的流行话题），让人觉得空洞。我的发言题目是《秦汉礼仪中的宗教》。这篇讲话本来是用考古发现重读《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但为了向会议主题靠拢，我在前面加了个帽子，特意谈到中国和西方在宗教传统上的不同。当时我说，大家与其空谈Shamanism，还不如多考虑一下中国的"礼仪"，即利玛窦困惑的"礼仪"。中国的礼仪，早期是拜天、地、祖，后来是拜天、地、君、亲、师。它的特点是国家管宗教，而不是宗教管国家。虽然中国和西方都是以宗教或国家作超越手段（超越种族、文化的局限性），但他们是大宗教小国家（统一宗教下的小国林立，除宗教统一，什么都不一样，书同文、车同轨和统一货币、度量衡的事就连现在都没办到），我们是大国家小宗教（统一帝国下的众教并存，不但一个国家可以有好几个宗教，而且一个人也可以信好几个宗教，前提是"不许造反"），彼此看对方，都是冠履倒置。为了讲得形象一点，我说，中国古代讲究"存亡继绝"（孔老夫子所称道）、"柔远能迩"（西周金文中就有这个词），古代的"五帝"就是当时的"五族共和"。例如秦人经略西土，无论打到哪儿都要立个白帝祠，祭嬴姓始祖少昊，这是他们自己的老祖宗；其次是祭青帝，则是其兄弟氏族风姓的老祖宗；又其次是祭黄帝和炎帝，则是为了团结当地土著，即周人弃土东逃后留下的姬、姜遗民，由此形成秦系的"五色帝"（《世本》"五帝"是周人的帝系，也有类似功能）。汉族怀柔四裔是这个办法，非汉族入主中国也是这个办法--尽管其主从的顺序并不一样。会后，从前是北大西语系学生，现在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老师的董※给我提个醒，说是北图有本《京兆公园纪实》，书中有个共和亭，亭中有个五族伟人像。我一找，果然如此。

　　几张老照片，背后的想法很年轻也很古老，留此存真，兼志感想。

　　1998年6月17日写于美国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