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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格·卡纳:超越城市的局限性


作者:帕拉格·卡纳 著 吴万伟译 更新日期:2010年08月21群学网
   
 
标签:城市社会学

 

 

国家时代结束。新都市时代已经开始。

21世纪将不是由美国或中国或巴西或印度主宰而是由城市来控制。在似乎越来越难以管理的时代,城市正变成管理的孤岛,未来的世界秩序将建立在城市而不是国家的基础上。这个新世界不是也不可能是地球村而是不同村落组成的网络。

时间、技术和人口增长已经大大加快了新都市时代的到来。如今全世界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而且这个比例还在迅速上升。100多个城市就占了世界经济的30%左右和几乎所有创新。许多城市是经过多个世纪的支配地位演化而形成的国际大都会如伦敦、纽约和巴黎。单单一个纽约市的经济就比撒哈拉沙漠以南46个非洲国家的经济的总和还要大。香港每年接待的游客人数超过整个印度。这些城市是全球化的引擎,它们的持久活力依赖于金钱、技术和稳定性。它们是当今名副其实的国际城市。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出现了超级城市的新类别,这些城市让从前的所有城市都相形见绌。人口的大量涌入不仅刺激了现有城市的发展,还以难以想象的空前的规模建设新城,如中国广东省的工厂城镇或阿拉伯沙漠中崛起的人造“知识城市”。新都市时代的典型特征将是超级城市,其人口是以千万为单位衡量的,参差不齐的摩天大楼一眼望不到头。

许多城市可能成为母国的挑战。因为虽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没有欣欣向荣的都市做保证的情况下取得成功,但运行良好的喀布尔或者萨拉热窝仍然不是国家生存的保证。同样真实的是,全球化使得大城市疏离母国,这个现实已经被第二世界国家如巴西、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的城乡之间巨大的和潜在危险的贫富差距所俘获。

不管是19世纪的强权政治平衡还是20世纪的国家集团在理解这个新世界时都不再有用。相反,我们不得不回顾将近一千年前的中世纪时期,像开罗和杭州这样的城市是全球吸引力的中心,它们充满信心地将影响力向外扩展到无边无际的世界。当马可·波罗动身从威尼斯沿着丝绸之路旅行时,他赞叹的不是帝国的美德而是让帝国变得伟大的城市。他羡慕喀什的葡萄园和西安的物质财富,甚至正确预测了成都的发展,没有人相信他对成都商业繁荣的描述。我们应该记住,只有在欧洲中世纪才是黑暗的,但是对阿拉伯人、穆斯林和中国人来说,中世纪是他们引以自豪的辉煌年代。

现在像过去一样,城市是经济的真正磁石、政治的革新者、越来越多地成为外交推动者。那些并非首都的城市的做派个个俨然首都一般。外交政策似乎发生在同一个国家的城市之间,无论是纽约和华盛顿针对金融管理的宿怨还是迪拜(Dubai)和阿布扎比Abu Dhabi)争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领导权。新都市世界不会遵循从前的国家契约法则,这些城市将制订自己的以效率、联系和最重要的安全等需要所驱动的机会主义行为准则。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城市在主要的都市中心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这证明了它们受到教育的劳动力、强大的法制、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具有领导作用的金融市场等优势。纽约和伦敦加起来仍然占据全球市场资本化的40%。但看看当今的经济地图,重大的转移已经非常明显。像香港、首尔、上海、悉尼、东京等亚太金融中心正在推动全球化加速朝亚洲化前进。金钱从世界各地向这些都市流动,而且往往就留在亚洲不走了。亚洲的货币基金现在提供该地区货币的稳定性,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已经远远大于太平洋两岸之间的贸易。这里的故事不是通过漫长的航行而是低成本运载工具连接从乌兰巴托(库仑)到科伦坡到墨尔本的整飞机的游客。

加速朝向新区域中心转移的因素是港口城市和像21世纪的威尼斯---迪拜这样的货物集散地:商品可以高效地重新出口无需政府繁文缛节的任何麻烦的“自由贸易区”。虽然迪拜最近的房地产过头危机显现,但波斯湾沿岸的新兴城市国家以非常高的速度在中心商业区加大投资,提供快速的服务和减免税的优惠措施吸引外资。它们可能使用主权财富基金从西方获得最新的技术,在非洲购买农业用地种植自己的食用农作物,通过私人武装和情报机构保护他们的投资。

这些机敏的城市已经在结成联盟,不由得令人想起中世纪后期的贸易和军事权势集团---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莎同盟(the Hanseatic League)。汉堡和迪拜已经建立合作关系以加强航运联系和生命科学研究,而阿布扎比和新加坡也发展成新的商业轴心关系。没有人在等到华盛顿批准后才做生意。全球城市间新的伙伴关系遵循市场原则,如卡塔尔航空公司新多哈到圣保罗的直飞航线或者南非航空公司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约翰内斯堡的航线。当纽约和迪拜之间的交通往来因为金融危机陷入枯竭时,阿联酋航空公司将豪华的空中客车A380飞机的航线改飞多伦多,那里的银行体系经受住经济动荡而运作良好。

对这些新兴的全球性大都市来说,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亚洲的新兴大国出售西方玩具和石油用以购买世界一流的建筑和技术。像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西方价值不是讨价还价的一部分。

这在波斯湾君主国家往往如此,那里的都市野心体现在沙漠上拔地而起建造起来的井然有序的偶像般新街区。阿布扎比正在创建太阳能的、没有汽车的玛斯达尔城意思是世界上第一个零碳、无浪费城市,开发萨迪亚特岛Saadiyat Island)用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让·努维尔(Jean Nouvel)设计的建筑奇迹来容纳新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和罗浮宫(Louvre)的藏品。这个酋长国已经开始20年的总体规划,不仅投资新城市建设而且建造更聪明的城市,考虑到土地使用、排污设施、高效的交通、社区建设等,希望把它建成西方人寻求高质量生活而蜂拥而至的地方。(当然不是因为气候或者它在《欲望都市》中的明星角色)波斯湾的一个后果已经是某些真正新颖的东西,曾经是文化荒芜的地方越来越多地成为全球性大熔炉,如卡塔尔首都多哈。这里的居民来自世界150多个国家,外来人口比当地人口还多。如果这些新的五星级都会中心运行良好,它们会说服西方人放弃自己的国民身份永久性地生活在这个更友好的免税环境里。

接着是另一种超级城市,人口过多的都市区但是现在仍然在经济上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 像拉各斯(尼日利亚首都)、马尼拉或墨西哥城。当东京在198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两千万的都市区时,这个数字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我们需要适应将近一亿人集中在孟买或上海地区的想法。在整个印度,超过两亿七千五百万人将在未来20年里移居到全国各地的城市里,这几乎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在最近前往雅加达的旅行中,这是一个小公交车阻塞的有两千四百万人口的超级城市,我突然想到这里的居民如果不是大部分至少是许多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城市的外围,也不知道头顶上飞过的飞机之外的外部世界。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开罗的都市发展已经从市中心向外延伸到直接包围14英里外的金字塔的地步,使得金字塔和斯芬克斯雕像不再有异国风味,但我父亲1970年代在那里拍照的时候,眼前只有金字塔和几只骆驼。

每年涌入超级城市里的千百万都市定居者并不仅仅是拥挤在混乱的贫民窟在灰色经济中工作的新全球移民的弱势阶层。相反,他们常常生活在功能性的、自我组织的“脱离棋盘布局”的生态系统里,不过其中一个后果是中世纪城市的贫富隔离的回声。从前是骑士和城墙保护贵族免受不欢迎的外来者的打扰,如今电子感应门和私人保安机构做同样的工作。古尔冈Gurgaon)在不久前还是新德里郊外沉睡的小村子,现在已经成为超过50万人口的高楼林立的高技术卫星城,最近被列为印度最适宜工作的城市。如温莎公寓(Windsor Court)就是有门禁的建筑群,里面还有自己的杂货店、幼儿园、社交俱乐部等,只有外出工作的丈夫才需要面对印度的真实世界,如拥挤的交通和有害的污染。

实际上,在这些庞大的新都市区,经济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想想伊斯坦布尔、孟买、圣保罗的空中轮廓线,令人目瞪口呆的高层建筑周围是令人痛苦的贫困和肮脏场景。世界第四大富豪,印度亿万富翁穆凯什·阿姆巴尼Mukesh Ambani)据说花费了将近20亿美元建造了他27层的豪宅,里面拥有空中花园、健身中心、直升机停机坪,在所有这些地方都可以俯瞰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Dharavi)。曾经有一次,我在圣保罗酒店顶层上繁重工作后散步时,我试图数数总共有多少架直升飞机轰鸣而过。这个城市拥有全世界最高的私人直升飞机使用率。这是字面意义上的形象,人们可以飞往高空避免脚下芸芸终生的世界现实。

请看卫星传输的夜晚地球形象。它将显示下面闪烁的城市的微光,也显示不祥的模式。城市就像星球身体上蔓延展开的肿瘤。镜头推近后你将看到良性细胞和恶性细胞在进行争夺控制权的战斗。在加拉加斯,匪帮凶杀和绑架是生活的常态,而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藏在卡拉奇的平凡场景中。电影导演谢加·凯普尔Shekhar Kapur)在拍摄题目为《水战》的史诗片,背景不是在干枯的非洲或者暴躁的中东而是在孟买。任何在2010年前往南非观看世界杯的人都可能注意到了私人保安力量远远超过官方警察的数量,这个比例可能是二比一。门禁森严的社区保护精英人士免受犯罪率猖獗的广大城区。不像阿富汗和索马里等所谓的失败国家,城市才是真正的日常测试,检验我们要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还是走向反面乌托邦的噩梦。

结合起来考虑,全球大都市和超级城市的到来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国家主权或者经济实力是否参与全球外交的新先决条件。答案当然是两个都。但主权在削弱和转移,城市现在伴随国家在争夺全球的影响力。

在我们思考都市优势如何转变为宏大战略时,哥伦比亚大学学者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的贡献最大。正如她在《全球城市》中写到的,这些地方最适合把生产力转变成“全球控制的实践”。她的学术著作回顾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的自治城邦比如布鲁日(Bruges比利时北部中世纪古都)和安特卫普革新法律框架使得世界上第一个国际股票交易所成功运行,确立了国际信贷的舞台和当今贸易网络的先驱。当时和现在一样,国家和帝国并不限制城市,不过是约束城市的全球野心。连接当今全球性大城市的供应链和资本流动具有类似的去国家化的国际关系特征。正如萨森指出的,在城市里,我们不能在政府和私人领域进行老一套的区分,要么一起工作要么城市什么也不做。即使在电信和其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家大量投资并不等于城市间或城市和其他地方的权力平衡。它们最终增强城市进行自己的“主权”外交的力量。

想想中国的城市在派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会议或者博览会以便吸引外资的时候,开始多么咄咄逼人地绕过北京。到了2025年,中国将拥有15个平均人口超过2500万的超级大城市(欧洲一个也没有)。许多城市将仿效香港,虽然它现在再次成为中国城市而不是英国的保护地,但仍然很大程度上和大陆有所不同。如果所有中国大城市都像香港一样行事会如何呢?或者国家的其他地方开始要求像大连一样的特权,该如何呢?大连是东北的技术中心,已经成为中国最自由的飞地。北京还能统治中国吗?是否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的模糊的现代版呢?当时许多权力中心在不断地进行合纵连横的博弈。

想想吧:即使当今中央集权最厉害的帝国也可能被它的城市瓦解。毛时代通过农民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控制城市而不是农村成为中央王国的关键。这个情况同样适合于非洲脆弱的后殖民国家。非洲的都市化率已经接近中国,非洲大陆已经拥有像欧洲一样多甚至更多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但几十年的独裁和内战还没有造就能够控制全国的政府。更不要说非洲在地理上最大的两个国家苏丹和民主刚果的情况了。相反,这些国家似乎在走向分裂,新的边界基本上是围绕着大城市辐射区域而形成的界限,就像苏丹南部的朱巴(Juba)或者刚果的金沙萨Kinshasa)。或者边界根本不需要改变,不过基本上消失了,只要地方居民有机会到最近的大城市,不管它在哪个国家。毕竟,这是地面上发生的现实,即使地图并不反映这个现实。

正如我们的世界秩序建立在城市和它们的经济上而不是国家和它们的军队上一样,作为我们全球政治的普通成员的象征,联合国变得越来越不充分了。另外一个模式建立在更少严格限制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名人年会。达沃斯年会每次都能吸引各界名流参加:总理、首相、州长、市长、公司老总、非政府组织头目、劳工领袖、著名学者、影响很大的明星等等。这些与会者人人都再明白不过难以利用某些难以捉摸的“体系”来提供全球的稳定。他们绕过障碍,做起作用的事。

今天的都市野心非常大,从新商业区到经济特区,到地图上根本没有的全新的城市。最近在易北河岸边的建筑工地,我和汉堡大胆的港口新城项目主席尤尔根·布伦斯·伯伦特(Jürgen Bruns-Berentelg)交谈。他是柏林波茨坦广场带有未来派重新设计的功臣,他救活了汉堡遭到荒芜的工业滨水区,把它变成了高效的、工作和家庭友好型的岛屿,与这个重新复兴的德国城市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他充满自信地告诉我“我们已经从随意性的转变为治疗性的都市设计规划。”正如汉堡曾经是中世纪波罗的海近距离而构成的汉莎同盟的强大的贸易关键一样,汉堡港口新城的充足的新港口码头指望利用变化的贸易模式抢占庞大的全球航运市场的更大份额,但港口新城也是设计为容纳21世纪工业的。像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等全球公司已经把区域中心搬迁到这里的大楼里,效率非常高,里面的厕所根本不用水。布伦斯·伯伦特指出,“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居民,迁入港口新城不仅仅是租房的决定,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鹿特丹、多伦多和其他前瞻性思考的城市的官员已经前来港口新城学习取经,这里的居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世界都市复兴的先驱者,他们不需要凭空在地上重新打造奢华的新城市。

但是,非洲在行动,那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正在推动做的事。他的通过像包租学校一样“包租城市”的倡议旨在帮助贫困国家蛙跳进入都市时代。划出一片土地,给它特别的管理地位和灵活性(就像中国把香港出租给英国一样),然后离开,让专家来管理。罗默正在和非洲一些国家讨论,希望找到一个候选者愿意提供土地进行尝试项目。他的计划具有改造整个国家的潜力。不管他的计划在某些人看来是乌托邦还是新殖民梦想在起作用,但有些地方已经成功进行了自己的尝试:中国的广东省拥有经济特区已经几十年了,意思是切掉十分保守的官僚机构以创造企业友好型的半国营管理。沙特阿拉伯的国王阿卜杜拉经济城的飞地到越南的平阳省(Binh Duong)都在复制这个模式。

包租城市是韩国400亿美元松岛工程的穷人版本。该工程许诺在2015年完成后独树一帜。松岛被作为历史上最昂贵的私人开发项目来兜售,不仅是新的营业区或者经济区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感觉力的城市,使用先进的通讯技术让生活从家庭到学校到医院变得无缝互动。每一拨进入市场的新居民区或商业区几乎马上在联系紧密的韩国销售一空。它也代表了亚洲把人口集中和消费攀升从对星球的威胁变成能够重新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模式的机会。单单中国的已经在计划的预计300个新城市对松岛工程的领导者盖尔国际(Gale International)这样的绿色开发商来说就是巨大的市场机会,可以实现它的环境友好型城市规划。

实际上,松岛或许是我们能够或必须改变生活设计的最突出迹象和信号。城市是我们最积极地实验挽救我们所在星球的努力的地方。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已经召集40个大城市的市长建造一个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好做法的网络。在东京早已流行的垂直农场正在纽约传播。巴西的库里蒂巴Curitiba)电子轨道交通系统正在北美被复制。思科公司(Cisco)在马德里的交通信号中嵌入传感器以便让城市免于交通阻塞。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最近估计如果印度推行环境友好型都市化政策,将不仅使得这个国家变成更加健康的地方,还能增加其GDP增长率11.5个百分点。

这样的话,城市世界可以激发良性竞争。正如地理学家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解释的,欧洲的分裂世纪意味着它的许多城市竞争以获得革新方面的优势地位。今天他们共享这些优势,让欧洲成为地球上技术最先进的国际区域。

简单地说,在城市发生的事比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更重要。城市是世界的实验室也是不确定时代的隐喻。它们是我们网络连接世界里的肿瘤和基础,既是病毒又是抗体。从气候变化到贫困到不平等,城市既是问题也是解决办法。正确对待城市意味着建造像汉堡港口新城和松岛新城的光明的世界而不是停留在卡拉奇和孟买的最黑暗的角落里。

译自:Beyond City Limits BY PARAG KHANNA

作者简介: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a)是新美国基金会美国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8/16/beyond_city_limits?page=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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