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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阶级、性别与社会修辞


作者:戴锦华 更新日期:2010年09月11群学网
   
 
标签:阶级 性别

戴锦华:阶级、性别与社会修辞


来源:《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
 

一、阶级与性别之间


笔者可以毫不迟疑地指出,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中最为突出的社会事实,是急剧而酷烈的贫富分化过程,这一过程迅速地建构着中国社会的阶级现实,如同一个不无辛酸的历史玩笑:20世纪80年代,诉诸中国社会民主、重申社会平等、遏制分配不公的政治力量,在90年代被委婉地称为“市场化”、“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事实上成了以非平等、公正为前提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主要推动力。

1992年末,邓小平南巡讲话再度强有力地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潜流涌上地面。曾在80年代终结处遭到重创的中国社会,似乎在“一夜之间”汹涌起物欲与拜金的狂潮。如果说,1993年,似乎整个中国起伏在“全民经商”与“暴富”之梦的巨浪之中,那么,这一梦想/梦魇般的时段,除了在消费主义的光照下,放大或曰建构出中国社会普遍的物质匮乏的现实之外,只是给民众带来了新的心理挫败与创痛。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过程,将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权力结构内部反转,并相当直接地呈现为将国家资产转换为企业资本、进而转换为个人资产的过程;并以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或跨国资本新的“买办”“代理”的方式,迅速地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新富阶层。

作为这一进程必然且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称之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转轨”的过程,给中国社会带来1949年以后前所未有的“失业冲击波”。如果说,这是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造就的普遍现实,那么,它作为当代中国的事实则分外酷烈。首先,毛泽东时代在城市普遍低廉的工资制度下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结构之中,关于失业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或则形同虚设,或则几近于零;其次,作为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单位制,作为一个潜在地将所谓“私生活”、核心家庭、乃至中国血缘家族囊括其中的社会单元【注:所谓社会主义“单位制”,指昔日的国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改称“国有”)大中型企业、事业机构不仅是社会的生产或管理机构,同时是大而全或小而全的社会结构单元。一个国营机构同时有责任兴建不同规模的职工宿舍/住宅区、附设机构医院、中小学,而一个企业、事业“单位”的管理层,除党政、人事、生产部门外,一定设有工会、妇联、青年组织。如果说,“单位”职工在低廉的工资报酬之下,同时与“单位”有着近乎人身隶属的关系,那么,他/她同时享有近乎绝对意义上的终身制职业,及“单位”对其生老病死所提供的福利保障。而一个“单位”,同时在道义上肩负着对职工婚姻、赡养老人的责任、其子女教育及其就业的帮助。当60年代,社会主义的充分就业结构已经开始呈现出社会压力,子承父业或血缘亲属的网络实现就业的现象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扩展了单位制的规模与权限。】,其一旦崩解之时,遭到“劫数”的人们便面临“全军覆没”,无法通过“单位制”之外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援手;再次,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之上,一旦失业冲击波危及干家万户,它所造成的巨大的失业人口,并非政府应急启动的“再就业”工程所可能予以“消化”或解决。当然,一个为“官方说法”和某种知识分子话语所再度众口一词的说法,也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失业冲击波之下的“中国特色”现实:那便是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单位制之下的中国城市居民,尽管厌倦或抗议“单位制”所包含的社会控制和压抑力量,但却久己将这一体制所提供的“生老病死有依靠”的事实视作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于是,当这一体制一朝消失,城市居民确乎没有“应变”或“自救”的心理准备或心理素质。无需赘言,类似叙述所遮蔽的是,即使中国民众具有充分“良好”的心理素质与准备,社会亦不曾提供任何有效的保障系统及现实出路。

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以严格的户籍制度确立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另一边:乡村,则是另一幅图景。如果说,80年代的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曾一度使中国农民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获益者;那么,一则是渐次加重的诸多农村税、费,使农民不堪重负,而农产品的低廉价格,则使得农业生产无利可图;一则是相对于人数巨大的中国农村人口而言,农村土地资源的极度短缺;一则是全球化进程,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对整个中国农业产业结构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使得中国农民开始在中国的新一轮都市化过程中大量涌入城市。如果说,最早离乡进城的农民,是怀抱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那么,这很快便成为被农村愈加艰难的生存,和急剧凋敝的农业造成的隐形失业现实所迫使的别无选择。伴随着中国新的区域开发与超大型都市、都市群的出现和急剧扩张,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内部移民潮”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如果说,这同样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司空见惯、在所难免的事实,那么,当它置身在社会主义体制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之下的时候,不仅数量浩繁的农民工面临着远为艰辛、苦涩的命运,而且相对于仍以某种方式联系着体制的城市失业人群——“下岗”工人,在中国大地上流动的农民工,的确如同中国大都市中的“原始无产阶级大军”。

然而,这一凸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事实,尽管在90年代中期再度构成了岌岌可危的社会失衡状态,却长时间地处于社会性的“匿名”与文化“失语”状态之中。当类似极为残酷、苦涩的现实不再可能继续隐身于社会文化“矜持”的沉默之时,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内部浮出水面的方式却相当意味深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急剧贫富分化过程,无疑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多层面间展开:它是政治权力与金钱资本的“直接”转换,是笔者称之为“内部殖民”的过程,以北京、上海这两个持续扩张的超级城市和珠江三角洲密集的城市群为中心,向中国内陆地区索取、占有资源;而笔者所谓的“内部移民潮”则在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为上述区域的经济快速起飞、为跨国资本在中国的巨型“加工厂”提供着极为廉价、且没有任何法律与制度保障的劳动力资源。这一贫富分化过程,同时将城乡女性群体“首选”与“优选”为牺牲对象,尽管采取着相当不同的“路径”与方式。在城市,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女工的“率先”“下岗”;即使幸运地逃离此劫,女工的退休年龄则已下降为45岁【注:如果同时联系着中国政府长期倡导的晚婚晚育政策,那么45岁,正是一个已婚女人扶老携幼、分担一个家庭重负的年龄。尽管略有提高,但仍相当低廉的工人工资,则始终要求夫妻“双职工”的收入,方可能维持一个家庭所必须的最低开支。】。在乡村,则是成千上万的农村少女、甚至一度包括不及法定务工年龄的女童,涌入了中国沿海各地外资或合资的加工业工厂,成为了最为廉价的劳动力来源。在这些区域同时出现的,则是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另一典型景观,那便是工厂女工与色情业从业者之间呈现着不规则的双向流动。与此同时,在“工人下岗”、“干部下岗”的失业冲击波与农民外出务工潮/内部移民潮之下,则是中国社会内部渐次公开、赤裸的年龄歧视的形成。如果说,于1993年似乎陡然喷涌而出的“全民”经商和拜金浪潮,在年余间便成了迅速破灭的肥皂泡;那么1997年,伴随国际互联网(internet)莅临中国,则在中国大都市青年中再度成为“寻找财富的年代”。如果说,国际互联网这一泛着五色彩虹的巨型肥皂泡,也迅速在“烧.COM”中成为黄粱梦,但它却在不期然间显露了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另一组症侯:那便是曾在1993、1994年快速腾起、又急剧幻灭的原始资本主义许诺或幻梦——勤劳/智慧致富、公平竞争、白手起家,再度搭乘互联网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微软帝国神话而归来;但这一次,它携带着一个规约性的前提,那便是对现代科学“知识”的占有。因此,尽管互联网之梦旋生旋灭,但一个新词却开始在中国大众文化之中闪烁着颇为迷人的色彩并且呈现着询唤:“知本家(知识资本家)”。它不仅表明着一个新的元素:“知识”(形而下地对应于高学历、尤其是在经济实用主义的宏观脉络中可以直接“创造财富”的学科背景)开始成为有限度地转换为资本、并使其拥有者加入到社会财富再分配过程中的元素。

换言之,20世纪末,中国社会所经历的财富重新分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过程,在政治特权与金钱交易、地域差异、再度拉大的城乡差别、性别与年龄歧视、知识/资本的多个层面上同时呈现;在笔者看来,它无疑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内部再度建构阶级差异现实,以及在主流意识形态内部重新书写阶级合法性的过程。但笔者始终关注的社会文化命题之一,是在这一贫富严重分化的景观渐次于中国的视觉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中超级媒体电视、电影中浮现之时,却采取了阶级与性别议题及其话语的相互借重和遮蔽的策略。这无疑成为90年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修辞”方式之一。如果说,在社会的危机状况中,以性别叙述、尤其是以女性为假面,以提供对社会问题与困境在叙事中的想象性消解,原本在世界文化史上由来已久、源远流长,那么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其特殊之处,首先在于阶级与性别叙述的相互遮蔽以及它们与冷战历史的复杂纠缠;其次,则在于这些颇具原始/野蛮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现实与建构在“华盛顿共识”基础“全球化”的宏观图景及后工业社会、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并置和缠绕。

涉及9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其中的阶级与性别表述,笔者曾反复在相关讨论中强调的一个前提性的因素,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作为一笔巨大的、且横亘在中国历史与未来视野之间的精神遗产与债务,所始终出演的、作为缺席之在场、或在场之缺席的角色。诸多关于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论述与问题阐释,事实上是建立在未曾说出的、却似乎不言自明的、关于毛泽东时代历史叙述、首先是负面参照之上;而且一如笔者曾在旧文中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直到2l世纪之初,中国社会建构新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大问题与困境之一,是政治权力结构的延续,与社会经济体制的巨变,此间近乎水火不容的合法性论述需要,必然造成意识形态的纵横裂隙。而世纪之交,将阶级社会的合法性“续写”在消灭阶级、消灭社会剥削压迫及种种的非平等、不公正的昔日意识形态内部,则成为中国新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在障碍与张力。尽管采取了经济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的社会“修辞”方式,尽管部分有效地借重了发展主义图景所可能给出的未来许诺(在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之后,是社会的普遍富裕,即中产阶级主体社会的出现),但它仍内在地、必然地面对/无法面对愈加急剧的贫富分化现实。尽管80年代的中国己成功地将精英知识界所谓“告别革命”的历史、文化选择、将某种不无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论述演化为某种社会共识,或干脆称为“文化霸权”,但作为昔日意识形态主部的阶级论,仍可能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重新显现其新的资源性力量。

因此,为贫富分化的现实提供合法化表述,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新主流意识形态实践的重要内容,但它又必须面临着“尊重”、整合昔日主流意识形态的几乎不可能的限定。因此,关于这一现实的表述,便成了90年代中国文化中无所不在的隐形书写,但必须不时借重着种种特定的社会修辞方式。相当怪诞地,90年代中期,当这一突然间获得清晰显影的贫富分化开始在中国社会投下阴影,主流文化首先启动和借重的却是昔日的阶级论述。在所谓“现实主义骑马归来”的、曰“分享艰难”的文学作品中,“工人阶级”——这一在毛泽东时代素来被赋予男性形象的、历史和社会的主体、“国家的主人”,被再度询唤与“自己的”国家“分享艰难”。牺牲个人利益以顾全大局的老旧叙述,被用来要求“工人阶级”群体接受新的社会命运与社会地位。于是,近乎于社会性的黑色幽默,充满阳刚之气的“工人阶级”形象再度于新的“社会苦情戏”中涌现;这一次,是一个流泪的男人取代了哭泣的女人而占据了舞台中心,似乎是一次历史的送别仪式。根据颇有影响的“分享艰难”的代表作谈歌的《大厂》【《人民文学》1996年第1期】改编的影片,曰《好汉不回头》【编剧:孙毅安,导演:张汉杰,主演:陈保国、常江、徐成林。西安电影制片厂,1996年12月通过审查,在2001年前后于各大主要城市上映】。其中就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而言,堪称“感人”的结尾,是曾经率众抗争、拒绝下岗的老工人,此时接受了厂长含泪诉说的关于牺牲个人、挽救工厂的说法,“毅然”接受了“下岗”的命运,再度率众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工厂——在一个社会主义电影的十分经典的大仰拍、全景镜头中,昂首挺胸的男性工人阶级群像充满了整个画面,直到浩荡的队伍走出了工厂大门。没有人告知、似乎也毋需告知这是一条不归路,也不必追问他们今后的命运。此间,明星导演张艺谋2000年的新作《幸福时光》【编剧鬼子,导演张艺谋,主演:赵本山、董洁。新画面影视公司、广西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2000年摄制完成并通过审查,2001年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则是另一个“有趣”的例证。影片改编自著名作家莫言的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后者几乎是世纪之交中国精英文化一个偶然的例外,以黑色幽默的笔法,涉及了昔日的劳动模范、今日的下岗老工人的辛酸生活。然而,在张艺谋的影片中,工人下岗或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困境,尽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但却成为影片再现系统中彻底的缺席。和原作不同,造成老工人荒诞困窘的,并非随下岗而来的生存艰辛,相反成了一个恶毒而贪婪的胖女人所撩拨起的可悲欲望。而胖女人/恶后娘试图抛弃的继女——一个善良、无助的盲姑娘,在一个没有多少同情、悲悯的观看视野中,成为这部悲惨喜闹剧中的绝对的被看客体。显然绝非无意,影片的结尾处,两句似不经意的对话抹去了故事背后昭然若揭的社会问题:当巨型推土机铲除了废弃已久的厂房,昔日的厂区上将出现跨国公司的大厦,老工人之一问道:“就这么把咱们厂卖了?”男主角回答:“在郊外给咱盖新的。”

然而,作为某种与官方说法和谐共谋的方式,主流媒体或大众文化所广泛采取的“修辞”方式,则是为某种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赋予一张女性的面具:诸如“下岗女工”成了几乎没有社会保障系统支持的失业大军的代名词,而“外来妹”则成为较之下岗工人数量更为浩繁的农民工的一个“响亮”的名字。于是,某种相当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限定为某一性别群体所遭遇的特殊事实,某种“次要的”或“少数人”的问题。这一“社会修辞”,与其说是凸现了女性群体作为被选定的牺牲对象所遭遇的社会困窘及苦难,不如说它只是作为一种暂时而有效的话语性移置。


二 作为社会修辞的女性叙述


在9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景画面中,一个颇具“关键词”意义的社会修辞,是面对着“社会转型”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的进程,“下岗”一词,取代“失业”这一约定俗成而意义明确的术语,率先成为填充意识形态断裂、屏蔽现实的社会陈述方式。而这一在中国社会中造成激烈震荡、一度成为传媒的盲点或被迫沉默的现实,终于在1995年前后,开始成为传媒的重点和热点。然而,不是“下岗工人”、而是连篇累牍的“下岗女工”的话题,成了传媒显现并遮蔽这一日渐严酷的社会现实的修辞方式之一。如上所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转轨”的过程中,“失业冲击波”的最初浪潮的确首先“惠顾”或主要针对着女性群体;但“下岗女工”的话题与其说是为了凸现这一性别歧视的现实,不如说,它正是以性别议题的浮现遮蔽了转型期中国一次酷烈的阶级重构过程。而远在此之前,种种“打工妹”的故事,则在不同时期,成为农民工问题的假面和代称。相当有趣的是,从早在1984年便出现的农村打工妹的故事《黄山来的姑娘》到90年代初期一度热映,成为街谈巷议、饭后茶余话题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都不仅有着清晰权力介入的印痕,而且类似题材的影视作品鲜有例外地获得政府奖项的褒扬。换言之,80年代,打工妹的形象被用作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正面标识,而类似作品又间或成为所谓“民工潮”/内部移民这一难于充分掌控的社会现象的指导性方式。而1992年以后,如同某种旧话重提或不期然间的“国际接轨”,中国大众文化中有关“下岗女工”或“打工抹”的故事,无外乎循着“阿信”版、“简?爱”版及永恒的母亲等若干叙述脉络。而作为针对社会事实的讨论,90年代中期的中国大众传媒,则更为具体地呈现为三种社会修辞形态的交替呈现:其一,是“阿信”故事的变奏,即,关于下岗女工问题的讨论或报导,几乎无一例外地凸现所谓“再就业明星”、“女老板创业”的奇迹式故事。其中,下岗/失业变成了一次空前的“机遇”——由于下岗而终于摆脱了原单位制的束缚,挣脱了“历史的惰性”,因而成就了一份自我实现的奇遇。其二,则是老“滥套”的新编本,于下岗或打工之际遭到种种困窘的女人在新都市奇遇中与成功男性得结良缘。而作为社会修辞形式获得更广泛使用的,则是种种微型母爱情节剧;这第三种修辞方式有着更为“古老”的语源:将女性对这一社会挫折的承受,“升华”到人类品格的“高度”之上,社会苦难成了对人的坚忍、尤其是对母爱的包容与牺牲的考验。在一则关于“下岗工人/女工”的公益广告之中,一位中年女工无法接受职业介绍所所提供的卑微的工作选择,漠然地徘徊在街头,但街头快乐戏嬉的孩子们,令她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于是,她毅然决然地返回介绍所接受了她先前拒绝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尽管繁复多元、但仍然自上而下的新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构造过程,其中性别作为某种“少数人”或“次要问题”的指称,被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作对日渐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有效转移。

然而,在社会变迁进程之中,当女性群体遭到牺牲的问题成了难于回避的社会现实问题之时,新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便会再度将女性问题演化为某种特定的社会性别角色、性别分工问题的讨论。在“下岗女工”的话题于传媒上渐次降温的时候,时尚报刊、尤其是豪华杂志则出现了关于所谓“全职太大”或“专职母亲”的议论。于是,不再是女人的工作权利与生存困厄的呈现,失业或就业,成为女性对于自己社会角色与生存方式的选择问题。作为一个问或有趣的修辞方式、一个新词:“全职太大”取代了此前人们惯于使用的“家庭主妇”,或更具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不无贬义的称呼:“家庭妇女”。其中“全职”之“职”,凸现了家庭主妇的角色所具有的现代社会分工的意义,遮蔽了欧美女权运动曾大声疾呼的简单事实:尽管家庭主妇的社会角色无疑在现代社会、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社会阶层中,具有社会分工劳动的意义,但社会却并不因此而对女人给予直接支付。更为有趣的是,如果说,关于“全职太太”的讨论,作为一个“奇妙”的修辞,颇为成功地将女工下岗问题转移为女性对自身的角色的选择问题,那么同时,几乎所有关于“全职太大”的报道,一律显现为昔日白领丽人、今日豪华公寓或郊区别墅主妇的故事——至此,性别议题已再度成功地转移为新意识形态中重要的建构阶级叙述的方式。几乎所有关于“全职太大”的讨论都要突出她们是一个都市“新阶层”,她们“尽管不挣工资”却因“不丧失独立人格”,因而“不同于被男人养起来的金丝雀”;她们亦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主妇”,因为她们曾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曾拥有相当不错的工作和收入”【 《全职太大:喜忧参半的“职业”》,《生活时报》2000年2月13日】。在有关的报导和访谈中,这些“幸福的女人”,“有闲而不闲”,每日“繁忙地”出入于美容院、健身房、茶艺馆、网球场,忙于学习芭蕾、茶道、陶艺,忙于充当沙龙或派对的女主人。这不仅由于“做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也是一项成功的事业”,而且“她们追求的是一份率性而自在的生活,在感觉做女人的美好的同时深深体会生命的完整和丰盈”。而这又不同于“几年前男人们的‘女人,回家去’的呼吁”,是女人的“自主选择”【朗香:《全职太太潮起潮落》,《生活时报》2000年2月13日】。如果说,类似叙述的修辞策略,是再度凸现女性的主体选择,那么,另一则叙述则意味深长:“而今对‘全职太大’的讨论,已经很难说它是能不能、应该不应该,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太太不出来工作,既成事实。”【肖燕立:《全职太太的围城》,《生活时报》2000年2月13日】显而易见,女人作出如此“自由选择”的前提,是“先富起来”的男人的出现。不言而喻,“供养”太太“赋闲在家”无疑是男性成功的标志,是新的、男性的社会主体的浮现和社会地位的印证。似乎是由于“全职太大”的表象毕竟过于昂贵、奢侈,作为其补充的,是关于都市SOHO族【所谓SOHO,是英文small office, home office的缩写,直译为在家上班。指“自我雇用”的自由职业。主要指各类自由撰稿人、美术设计师、广告文案提供者等】的消息,尤其是其中的“粉领丽人”。有关报导突出这些“毅然辞职”、在家上班的女性的自主与闲适,所谓“粉领”的称谓正是意在凸现她们自在于家的休闲服饰以对照此前风光一时的“白领”们的正装及朝九晚五奔波劳碌。类似报导当然不忘提及,由于粉领一族“在家上班”,“挂钥匙的孩子”便不见了【东云:《解读“粉领丽人”》,《市场报》2001年3月4日】。

如果说,传媒报导、广告表象、流行小说与形形色色的肥皂剧,使得“全职太大”或“粉领丽人”作为世纪之交中国重要的社会修辞之一,再度将“女工下岗”的性别议题转移为一种“新”的阶级/中产阶级话语,那么,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视域中,这一修辞遮蔽与话语建构,却未必充分成功。在“全职太大”或“京城闲妇”的迷人叙述近旁,是难于被彻底遮蔽的下岗女工们含辛茄苦的生活。其中一幅十分著名的新闻照片上,一位健硕的下岗女工,一手椎着婴儿车,一手拖着沉重的冷饮车,行走在烈日炎炎的夏日街道上。显而易见,对于这位女性说来,生存或生计的辛劳与做母亲的职责间,并不存在着二者择其一的可能,全职大大的选择只能是“新富”的诸项特权之一。于是,对严酷的社会问题的屏蔽,便成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风景线上杂芜的景观。此间另一则或许更为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在国内票房惨败、却通过传媒热炒而家喻户晓的影片《漂亮妈妈》。影片因国际影星“巩俐演下岗女工”而名传遐迩。称“希望对女性主义做些思考”的男性导演孙周,在此表达的是,“女人漂亮而灿烂的笑容里,有着男人不曾也不能逾越的坎”,此间叙述与观看的主/客体关系已不言自明。然而,《漂亮妈妈》始终不曾是一个典型的“下岗女工”的故事,因为影片中的刘丽英/巩俐并非在某些“壮士断腕”式的体制转轨过程,丧失,或曰被剥夺了工作机会的女人。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刘丽英是一个合资企业中的工人,而且正有望升任领班。她是为了对孩子的爱,为了让自己身有残疾的孩子最终能跻身于正常社会之中而自愿下岗的女人——尽管无论自愿或被迫,她都无法逃离一个“下岗女工”的苦涩境况。事实上,身为残疾儿之母,是影片中女主人公苦难的主要原因:丈夫因此而与她离异,生活因此而变得艰辛而无援,社会因此而呈现出它的冷漠寡情,甚至底层生活的基本元素——贫穷,也并非日常生活的常态,而是由于一种特殊的需要:孩子所必需的昂贵的助听器,方才显露出痕迹。毫无疑问,这部纪实风格的影片,以某种方式显现了下岗女工、尤其是单亲母亲的艰辛生活,显露了当代中国残疾人家庭的种种苦痛,尤其是显影了为传媒所“避讳”的、从事家务劳动的女人间或遭到性骚扰、乃至性侵犯的辛酸事实;但作为影片的意义结构,则是母爱与母亲的牺牲,取代了社会向女性和下层阶级索取牺牲、而她们别无选择地遭到牺牲的事实。于是,影片的主题便经历了双重建构中转移:身为残疾儿之母的身份和经验,使得这个社会现实呈现——下岗女工的特定遭遇演化为母爱主题的普遍表达;同时使底层妇女、社会贫富分化、阶级重组过程中的底层社会生存及其贫穷等普遍社会问题,转移为残疾人、残疾人家庭的特殊命运。如果说,“自愿下岗”的选择,在凸现了母爱牺牲的同时,略去或曰赦免了“女工下岗”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机制与社会责任——尽管正是后者而并非前者,在制造并加剧着底层妇女的重负与苦难;那么,残疾儿家庭的特殊困窘,则转移了我们投向贫穷与底层的目光。比如在《一个都不能少》里,魏敏芝的性格执拗最终遮蔽了为了保全50元报酬而挣扎的贫穷的动因;《过年回家》里,多重亲情的绝望撞击,淹没了5块钱引发的骇人悲剧;尽管在结局处,全家人抱头痛哭中隐约着“5块钱”的悲叹,但悄然离去的女狱警的身影,传递的仅仅是一份人间真情。有意无意之间,影片与它所触模到的社会命题擦肩而过。于是,影片所成就的,终于只是一脉盈溢着暖意的苦情,一份以底层社会生存印证“伟大的人类精神”的老旧的表达。如果我们同时瞩目于围绕着影片《漂亮妈妈》互文式的报导,似乎多少可以窥见此间彼此缠绕与遭到遮蔽的社会事实:其一,是巩俐多少因出演一位伟大的母亲、而不是下层女性的形象而获得了出任联合国“爱心大使”的殊荣;尽管在此间中国传媒娱乐新闻之中,她的这一荣耀的身份,远不及她同时作为欧莱雅之“形象大使”来得风光八面;其二,则是为了影片的发行宣传,巩俐与她的剧中的先天失聪的儿子相聚北京,而在相关的图片报导中,孩子的“广州妈妈”——一位真正的残疾儿母亲则居于画面的边角处,成为暗淡无光的陪衬;其三,是在巩俐与“故事的原型”——小红帽女工的座谈报导中,感动不已的小红帽妈妈们的辛酸故事,尽管显然经过了挑选和剪裁,却仍然透露出这些并不漂亮的“漂亮妈妈”所经历的艰辛生活,与其说是为了伟大的母爱,毋宁说,那只是生存的艰辛与挣扎。此间,一个值得一提的遮蔽是,尽管人们逐日在北京的街头巷尾遭遇大量男性的小红帽工人,但这些人的社会生存与现实遭遇,却无疑在女性、母爱的面具之下化为乌有。于是,小红帽下岗工人背后的生存处境以及此间的阶级、年龄、性别歧视的现实,便更深地陷入不可见的幽冥;其四,则是当《漂亮妈妈》沸沸扬扬地推向中国电影市场,中国的各类传媒及网站以更大的热度,报导了好莱坞评选“漂亮妈妈”的活动。至此“漂亮妈妈”似乎被还原为它的某种真义:那是些极为荣耀且高贵的“特权化美女”的母亲身份与母爱(?)故事,属于“永恒而迷人”的故事,与中国社会遭遇的严酷现实无涉,高远地悬置在底层妇女的生存现实之上。

在此,需要指出的,如果说,由失业/下岗工人间题到下岗女工、或女老板创业奇迹,再到“全职太太”或“粉领丽人”,主流传媒所借重的社会修辞方式,以经历了由阶级现实而性别叙述,并再度成为建构性阶级(中产阶级)话语的演变,那么,所谓“全职太太”的讨论却仍作为可见的性别叙述,遮蔽着不可见的性别生存现实——不仅是那些并不那么富有、幸福的“全职太大”已难于获得别样选择的生存现实,甚至不只是在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过程中更加沉重地背负着重负的劳动妇女的生存困窘;而且是这背后严酷的生存现实试图向女性群体索取的更大的牺牲。事实上,在急剧的资本主义进程中,面对着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紧张的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社会失业问题并非如主流传媒所表达的那样,仅仅是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段落。相反,面对着2亿余绝对剩余劳动力人口这一巨型数据,将女性整体地逐出社会就业领域,便始终是一个潜在的社会解决方案。这不仅表现在传媒的明确导向之上:一份来自广州的关于妇女回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妇女从事专职家务劳动,表示“赞同”的有13.5%,“较赞同”的有26.6%,“不赞同”的有59.9%。而且“赞同这一观点的,男性多于女性,高收入者多于中低收入者”。但相关报导却因此而得出结论:“民调显示,四成广州人认同‘全职太大”’,或以“不少妇女愿做全职太太”为题;同时指出:“随着社会进步,家庭生活方式将发生重大变迁。”【《不少妇女愿做“全职太大”》,《广州日报》1999年8月4日。材料取自广州社倩民意研究中心对528位18—56岁的市民进行的调查。而因特网上转贴时,题目则成了《民调显示,四成广州人认同“全职太大”》。与此同时,署名杨黎虹、方洪嫁、黄燕玲的《广州女不愿回家做太大》,则引证同一项调查的另一结果,由400对夫妇和恋人参与的调查表明,近70%的女性打算工作到退休,25%的人打算工作到生孩子,5%打算工作到家庭经济条件足够宽裕时。记者由此得出结论说:“总体上,广州女性工作的打算比较长远,‘回家’的愿望并不强烈。”《羊城晚报》2001年3月15日。】而2001年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一位男性政协委员,在其发言中提议:“鼓励已婚女职工,特别是收入不高的女职工主动退下来,退出工作岗位,返回家中相夫教子、操持家政”。所谓“回家主持家政,把家管好,把孩子带好,实在是一件利国利民利人利己的好事。”【王钧、王跃春、王理:《家政的呼唤与回归》,《南方都市报》2001年3月9日】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关于纲要报告的决议(草案)》则明确提出“建立(女性)阶段性就业制度”。

21世纪伊始,在有关社会就业问题的讨论中,为“下岗”的修辞所取代或曰遮蔽了的“失业”字样再度出现。重要的是,当“失业”之说复现,我们方才发现,与其说是“下岗”的修辞遮蔽了“失业”的真相,不如说是重现的“失业”显影了“下岗”确乎是转型期中国的特定事实。尽管由于社会就业/失业保障制度的缺席或曰残破不全,名曰“下岗”或“失业”,对于其身历者说来,原本是所差无几的事实;但“下岗”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却仍携带着某种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特征。曰“下岗”,便意味着失业人员仍以某种方式联系着原“单位”,仍在一段时间之内,于理论上享有由原单位提供的经济补贴和社会福利,而原机构或单位同样在理论上有辅导“下岗职工”再就业技能并提供再就业机会的义务。当“2003年取消下岗制度”的消息颁布之时,失业不仅失去了“下岗”面具的掩护,而且脱离了原有社会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保护和牵系,成为一份赤裸的社会现实。至此,关于这一社会议题的性别的修辞已不再是一份必需。


三、“修辞”之外


对阶级浮现、性别秩序重构现实的遮蔽及相互遮蔽,不仅作为官方说法,同时,甚或更有力的,出自渐次主流化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建构。如果说,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清算“文革”时代的集权政治的斗争,对欧美社会、文化理论的译介一度成为对新的思想、批判资源的引进、发掘过程,那么,在其曲折展开的历史脉络中,在政权与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繁复的冲突与合谋之中,却渐次成就了一个“告别诸神”、迎来一神——不无“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入主中国思想界的局面。作为名曰“告别革命”的政治思想实践的结果之一,是阶级叙述、甚至阶级字样,不仅渐次于社会话语中消失,而且渐次成为了某种社会话语中的“图腾与禁忌”。从某种意义上说,阶级字样的渐趋褪色、消隐,最初是出自意识形态抗衡的需要,并且确乎获取着现实政治实践的效果。而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中国社会的激变,对阶级叙述及阶级字样的断然拒绝,则渐次显现出暖昧且昭然的新意识形态建构的意义。联系着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忆,及其对这一记忆的主流重写,“阶级”字样则经历着一个其内涵无尽扩张的过程:仿佛一旦言及“阶级”,便是在提请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便是在提请列宁主义、暴力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字样仿佛成了启动50一70年代历史记忆的密匙,为这密匙所开启的却始终是荒诞、酷烈或匮乏、贫血的记忆画面。这无疑为20世纪最后20年,精英知识分子们拒绝、放逐阶级叙述、乃至阶级字样,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然而,必须在此指出的是,这一为“阶级”之密匙所开启的单一而阴郁的历史画面或曰记忆图景,无疑出自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建构与意识形态诉求;但它无疑借重了民众对于60年代——大饥荒与“文革”年代的伤痛记忆,而使得对阶级叙述的禁忌和拒绝,成了某种意义的社会“共识”。而另一方面,20世纪的最后十年,急剧的阶级分化,成为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与严酷现实,而这份禁忌与拒绝却使得人们面对这一现实,呈现出一份意味深长的缄默或曰失语。于是,试图弥合其意识形态断裂与困境的官方说法、精英知识分子所成功建构的话语禁忌,与民众历史记忆中的伤痛感和遭遇新的霸权整合的现实,使得剧烈的贫富分化现实所携带的巨大的社会张力和高压,除却不断奔突为某种社会暴力情绪、暴力表达与暴力事件,便只能成为凸现却无名无语的社会事实。【注:在此,限于篇幅和议题,笔者暂时搁置了另一表达/遮蔽/转移贫富分化中的社会重压与冲突的途径,便是将其转移到种族维度之中:诸如邪恶的外资厂商,甚或呈现强烈且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

而同样出自“告别革命”的历史与现实意图,毛泽东时代诸多的历史变革被潜在或公开地表达为历史的债务或代价,而妇女解放的历史,也赫然开列其中。当某种“中国版”的新自由主义表述演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强者哲学”之时,女性作为弱势群体,便“自然地”被逐出了社会关注视域。可以说,在新主流的精英或大众传媒的制媒者那里,阶级和性别的话语同样在一份清算历史暴力的悲情想象中,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暴力的盲区。

世纪之交与新世纪伊始,为阶级、性别所负载并相互遮蔽的社会现实在新的国际、国内情势下渐次“浮出水面”。一项历时3年、有数百位社会学工作者参与的课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正式出版,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了十大阶层。尽管相当典型且具有症侯意义的,社会允许并乐于接受的“阶层”(estate)字样取代了“阶级”(class),但其结果仍清晰表明:昔日“国家的主人公”:工人、农民、尤其是下岗工人、离乡农民位居这一新的金字塔结构的底层。而此间,关于中国“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超过国际警戒线”的话题、关于“1%的人占有了中国40%以上的社会财富”等相关数据的暴露,在连篇累牍的“财富”论坛与各类首富、巨富排行榜上的国人姓名近旁,则是以主要关于农民工的各类悲剧及恶性社会事件的显影。这一切,使得严酷的社会贫富分化现实不再可能隐身于重重社会修辞性的叙述背后。然而,必须首先指出的是,如果说,这一贫富分化的现实终于在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表述间呈现,表明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下的愈加尖锐的社会矛盾已难于遮蔽,表明了某种新的社会批判、抗衡性话语的出现,至少表明了某种诉诸国家社会政策,以期援助或缓解沉沦中的社会底层的悲惨处境的努力,那么,它同时未始不是一个新世纪中国再度出现的“公用空间”(shared space)。笔者曾在《隐形书写》一书中,使用“公用空间”一词,描述90年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繁复的结构状态,旨在凸现所谓“官方”/名曰_____的中国政权,如何在新的利益集团的重组与缔结中呈现着分裂状态,对毛泽东时代精神与物质之遗产与债务的不同借重,间或加深这一矛盾冲突状态;而在表象层面上,彼此冲突的政府权力机构与饱含悲情想象的抗衡知识分子群体及曾被预期为建构中国“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却渐次获取着巨大的媒介权力并成为新的获益集团的中国传媒,却不时在新的利益结盟中,呈现着和谐共谋。同样,世纪之交直至新世纪伊始,这一中国贫富分化的冰山终于显露一角,固然为社会抗衡性话语、在新的意义上浮现的批判知识分子、乃至社会抗争实践,展示了某种空间与可能;但与批判、抗争空间同时推进的则是一个阶级现实合法化的急剧过程。

也正是这一时期,女导演宁瀛的一部新作《夏日暖洋洋》,在与审查机构纠缠多时之后出现在中国银幕之上。如果说,这部尝试展示北京——一个城市的变迁的影片,在不期然间以不同的方式凸现了渐次沦为不可见的底层生存,那么,它同样在不期然间,展露“新世纪”中国阶级与性别的“新”现实。影片以大量的运动镜头和并不突兀的跳切镜头,在一个都市游荡者兴味盎然而终于麻木冷漠的视点中,组合起一处被破碎与挫败所充满的都市景观。一个在漫游中猎艳的出租车司机,最终猎到的,是自己的“宿命”,或者说“阶级”的宿命。或许并非充分自觉地,女导演在一部以男性为绝对主角的影片中,微缩了中国社会的阶级、性别角色在90年代所经历的变迁过程。影片开始处,驾驶着一辆“高档”出租车的司机德子尽管与妻子离异,却事实上过着颇为自得的生活,他已然买下的出租车不仅是他的谋生手段,也是他在稔熟的都市间漫游、猎艳的工具。他不仅可以自在地交往社会地位显然低于他的农村打工妹,而且也间或猎到诸如名校教授之女的时髦女郎。于他,一夜风流似乎俯仰皆是。这似乎是90年代初中期,中国都市特有的景观:出租车司机作为彼时中国唯一一个可以通过勤劳致富、多劳多得的“自由职业”,一度成为一个自豪且令人艳慕的职业。彼时彼地,私家轿车尚且是可望不可及的奢华神话,于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便多少拥有了某种社会便利、乃至特权。同样,当阶级现实尚且是昔日“政治谎言”中的“虚构”,“阶级”身份自然便并非择偶或性游戏的前提条件。然而,一个举重若轻的细节,开始转变了影片叙事的基调。德子与时髦女郎的都市奇遇,以教授之女“塞”给德子一个木讷、乡气的打工妹、大学中的清洁女工而告终场——与其说,那是狡黠女郎高明的脱身术,不如说是指认了德子“阶级”归属的时刻:他可以和时髦女郎偷欢,但他只配得到他“同阶级”的伴侣。如果说,这最初只是男主人公不无膨胀的男性自我所遭受到的一次挫败体验,那么他很快将在一连串的残酷、辛酸、暴烈的社会体验中,不仅成了他生长的城市中的陌生人,而且悟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彻底改变。这或许是一个尚未终结的坠落过程。当他最终接受了教授之女抛给他的、他曾不屑一顾的打工妹为妻的时候,他所接受的亦或是新的社会情境中,一份新的“阶级”地位与宿命。笔者认为影片间或微缩了一个在短短数年问发生的历史过程,正在于,当这一剧变在全社会启动之时,最初是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结构内部发生,并多少循着原有的社会逻辑。因此故事的男主角才可能因拥有北京城市户籍、特有的专业技能而一度占有——至少是相对于农村打工妹的——优越的社会地位。然而,中国社会在剧变中迅速地改变了它的结构和社会逻辑,以金钱、间或包含政治特权与知识资本共同重构的社会“阶层”/阶级逻辑将深刻地改写个人的社会身份与性别的“游戏”规则。如果说,影片中的德子正处于一个或许尚未终结的社会地位的坠落过程,那么,至少在这一时段,他已处于与农村打工妹相近的社会位置之上。如果说,影片以喜闹剧的风格开场,渐次渗入了辛酸的基调;那么,在德子故事背后,那个一度与他同居,却最终悲惨地自杀身亡的打工妹的故事,则无言地指向了某种或许更为等而下之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命运。没有人知道,似乎也没有人关心她的死,是因为遭强暴的旧日创伤、是为德子遗弃的恐惧绝望,还是举家下岗、生计全无的家人转移给她的重压。


四、 抗衡性话语的困境


世纪之交,伴随着中国社会愈加急剧的贫富分化过程,一种不同于80年代中国的、尽管也许并非自外于冷战历史的社会抗衡性话语开始登临中国社会的文化舞台。类似抗衡性话语的锋芒直指中国社会剧烈的贫富分化现实,直指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进程,直指社会底层民众所遭到的现实剥夺和社会性苦难。而在另一面向之上,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则推进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全面普及。在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性别批判所提供的空间场域中,同样出现了针对妇女的社会、文化地位的持续下降、针对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上愈加公然的性别歧视的抗衡性话语。然而,在这些于不同面向上展开的抗衡性话语空间之间,则再度出现了阶级、性别叙述间的相互纠缠、彼此拒斥、乃至对立。

毫无疑问,这首先由于对中国新的抗衡性话语的持有者、男性批判知识分子说来,其知识结构、社会立场内部公开或潜在的男权中心意识始终未经过任何真正的批判与检省。因而当他们面对中国社会日渐严酷的现实并重新提请社会平等、正义话题之时,“自然”更关注阶级分化的事实,忽视、乃至无视与贫富分化、阶级重构现实密切相关的性别秩序重建过程及种种复杂严酷的事实。然而,男性批判知识分子的这一社会姿态的呈现,同样联系中国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多重误区。自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通过对西方理论的译介而进人中国的女性主义,及继发的文化、批评实践,不仅明确地带有针对50一70年代妇女解放所遮蔽压抑事实的现实指向,而且在不期然间成为女性知识分子群体指认自我的文化实践。于是,十分“自然”地,她们(我们)对再度西来的女性主义资源,选取了其中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的历史与理论脉络。因此其近20年的社会文化实践,有效地呈现在都市知识女性的文化与书写脉络之中,而几乎完全无力面对、何谈介入或处理90年代中后期中国贫富分化过程中,底层妇女的悲剧遭遇与社会苦难。借世界妇女大会的助推而呈现为新的社会抗衡性话语的的女性主义,仍集中在对社会性别(gender)理论的介绍与文化实践之中。而有趣的是,这一在90年代的中国普遍兴起的女性主义热潮,一如环保运动、同性恋运动,在作为国内社会、政治实践中的抗衡性力量的同时,成为中国全球化进程的标识和景观之一。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确乎给中国女性主义者与国际妇女NGO组织创造了彼此联网的机遇和可能,并且在客观上助推了中国女性主义社会文化实践由文学、文化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的转型,于是,农村妇女、打工妹、青少女、老年妇女问题,重新回到女性主义或社会性别议题之中。但直接制造、至少是助推了这一女性学学科中心转移的力量,却呈现为通过种种渠道进入中国妇女研究与妇女项目的国际大资金会资助。这一资金来源与拥有者先期确定的流向,不仅在不期然间将中国女性的文化与社会实践规范在某种西方主流、甚或西方主体的脉络中,而且使得种种关于底层、弱势女性群体的议题,大致保持在“妇女与发展”、“妇女扶贫”、“绿色生态”等社会行动项目及议题之中。毋庸置疑,类似女性群体的社会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援助并缓解了渐次无助的部分底层妇女的生存状况,但它间或不自觉地将中国妇女议题纳入发展主义的全球景观中,而且间或在某种冷战脉络的延伸中,凸现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三世界地位。

这一抗衡话语实践之间的冲突,同样在世纪之交达到了某种高潮。一个十分切近的例子,是2000年4月,一幕名曰《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小剧场戏剧,构成了世纪之初中国思想冲突的一次文化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该剧几乎可以说是“改革开放”20年来第一次出现并非官方的、甚至可以说与官方意愿谬之千里的“革命戏剧”。该剧不仅以切?格瓦拉的名义再度重提“革命”,而且以极端鲜明强烈(同时也是粗糙、简单)的方式再谈今日中国富人与穷人的对立、分配的不公,以及这些社会的不平等、非公正的因素何以如此的公然堂皇。姑且将戏剧艺术或历史反思等因素搁置一旁,这出小剧场戏剧几乎可以被视为今日难得一见的、在阶级意识与现实抗议的层面“政治正确”的作品。但同样昭然若揭的,是作品无疑在以革命的名义、阶级的名义、切?格瓦拉的名义发言的时候,表现出充满偏见与歧视的性别潜意识;它甚至是戏剧的表象构成的基本元素:整个舞台上,不仅是切?格瓦拉的著名肖像在舞台后的天幕上俯瞰剧场,而且大论战式的剧作结构中,正方、革命者由三个男性演员出演,而反方、统治者、既得利益集团则由四个女性演员装扮。于是,压迫与反抗、反革命与革命、社会偏见与社会正义,便具象地演化为舞台上的女性与男性形象间的冲突和对垒。此间性别歧视的表达不仅于此。其中女性主义明确地成为剧中遭到嘲弄、如果不是被抨击的“无聊时尚”。它在反方的台词中表达为:“我看准是他妈穷疯了!穷不怕,咱可以玩股票,玩期货,玩楼花,玩网络呀!咱可以玩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人主义,女的主义呀!咱可以玩后现代主义,前现代主义,前后现代主义,后前现代主义呀!再不行,咱还可以玩摇滚,玩实验,玩先锋,玩流氓文学,脱得光光溜溜在外国友人面前玩裸奔呀!天下的花活干千万,玩什么不好偏得玩革命呀!”而与此同时,大众传媒中关于女性主义的种种热门话题,却几乎使包括笔者在内的女性主义者陷于某种被迫的沉默。诸如某些以女性主义和女性的“身体写作”而著称的女作家的作品高扬着消费主义的旗帜、充满了拜物激情与种族偏见,却在大众传媒与互联网上遭到了极端恶毒、超龄的男权主义的疯狂攻击;而类似作品与审查机构的冲突,则在欧美世界引发了新一轮“后冷战的冷战”剧目;而为数颇多的有着充分自觉且“正确”的性别意识的精英/大众文本却事实上成为新主流阶级论述的有效复制。

在笔者看来,贫富分化或曰阶级重构与性别秩序的重建,无疑是中国社会至为突出且残酷的现实,且彼此如此深刻而复杂地相互缠绕在一起,难于剥离;但针对这一现实的批判或抗衡性话语,却不能不遭遇某种理论资源与社会实践的困厄:既有的、关于阶级或性别的话语自身,都多少带有其历史语源中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或曰过度整合性的特征。当我们重新将视域投向对下层社会的剥夺及渐次成为不可见的下层民众的苦难,我们有可能在以阶级的名义所实践的社会描述间,抹去了这一过程对其牺牲者选择中的性别元素,可能忽略了性别秩序的重建所具有的阶级现实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实践意味。同样,当我们借重既有的女性主义的资源,揭示中国社会激变之中男权秩序的重建,女性群体所经历的、持续的边缘化过程,她们被“选定”为“进步的代价”和“必需的牺牲”所遭遇的现实,却似乎“必然”地遮蔽、甚或拒绝直面为城乡对立的历史和阶级分化的现实所构造的、不同的女性群体的命运,忽略了冷战的历史与其在后冷战年代的袅袅回声。面对着全球化的世界与中国情势,此间的矛盾,并非“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不快乐的婚姻”所能予以概括或超越,亦远非引入广义的后现代理论资源便可能予以消解,遑论解决。

当然,阶级、性别命题并非足以涵盖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全部,其中以种种更为诡异的形态出现的种族、民族问题的表述,伴随着阶级分化、性别重写过程的公开而赤裸的年龄歧视等等,都无疑展露着90年代中国繁复的社会现实。如果说,昔日的社会主体——国营企业的工人与职员、城市居民中的多数,己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计始经历边缘化和朝向社会底层的无穷的坠落过程,那么,下层妇女或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老人(尤其是老女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等社会弱势群体,则在某种公开或隐形的剥夺与放逐中渐次坠入不可见的幽冥之中,这无疑是本文无法搁置或忽略的话题。但是阶级与性别命题的凸现,不仅在于它涉及被剥夺或牺牲的多数,而且在于它作为某种至关重要的社会、文化的症候,作为社会、话语、文化实践,其在强势/弱势、中心/边缘间所经历的复杂交错的历史演变,以及他们与多层面的社会现实,与多个权力中心的相对关系,以某种清晰且暖昧的方式展示着今日现实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的多重断裂与连接,展露着笔者所谓的当下中国的巨大的“历史遗产与债务”。对于笔者,阶级与性别作为讨论的切人点,又是清算、借重或尝试转换这一遗产与债务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它意味着多重维度上的批判性思考与社会批判:对官方意识形态,也是对形成中的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以及转而由大众文化负载或参与建构的新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诸种批判资源的反思检省,是对自己置身其问的中国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困境的省思和批判。

然而,对笔者来说,阶级与性别议题的相互纠缠与遮蔽,不仅是—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实与文化困境,而且是后冷战年代,所谓批判知识分子或抗衡话语的持有者与实践者所共同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面对着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近乎所有批判理论资源都遭到了冷战年代历史记忆的“玷污”,而且作为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另类实践空间几乎完全被耗尽或宣告无效,那么一种批判立场是否可能存在?是否阶级/性别/种族三位一体仍能够打开一个有效的抗衡文化与实践空间?诸如阶级、性别、平等、民主、自由等议题,究竟在怎样的前提与实践内涵中可能为一种社会批判立场所重新启用或借重?底层、弱势群体、边缘社群、庶民(subaltern)是否必须或可能成为阶级一词的合理替代?当然,一个或许前提性的质询是:批判是否仍然可能?

在笔者看来,后冷战的现实、中国社会所遭遇的现实,同时呼唤着新的社会想象力的空间。想象一种别样的可能,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

来源:思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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