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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佩群: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


作者:何佩群 更新日期:2012年02月03群学网
   
 
标签: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运动,有时也被称作国际妇女运动,在时间上比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的传播要晚近许多,但是女性主义运动却是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直接推动的结果,它反过来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和土壤。许多重要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孕育、发展和传播的。用浪潮的说法来讨论女性主义运动的不同阶段,是研究者常用的一种方法,正如苏珊·阿彻·曼和道格拉斯.J·赫夫曼认为那样,女性主义运动的浪潮并不等同于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而且也不能说浪潮之外的时间就没有女权活动,浪潮主要被用来形容大规模群众性的女性主义运动。


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


一般认为,女性主义运动至今有过两次大的浪潮。第一次始于何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它始于19世纪后半叶,历时约70余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最高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始于20世纪初。

1848年,在女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年份,很多研究者把它看成是女性主义运动的起始年。1848年7月19日,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的韦斯安卫理公会教堂召开了美国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标志着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正式开始。会议通过了《权利和意见宣言》,其中很多原则都被写入了一百年之后的《人权宣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妇女协会在各国涌现,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进入高峰期。

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聚焦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为妇女争取选举权;二是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利;三是女性的就业权利,特别是已婚妇女的就业权利。另外,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还涉及其他一些目标:包括产假、堕胎、妇女在婚后保留财产和自己工资的权利、妇女不受丈夫虐待的权利、为妇女争取抚育费、提高女孩同意性交的年龄线等等。

一般认为,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最早兴起于美国。也有人认为,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这次浪潮的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女性主义运动要求各个公共领域对妇女开放,缩小男女差别,使两性趋同。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规模宏大,涉及各主要发达国家。1970至1980年代,欧洲妇女推动了多个全国性运动,争取男女就业平等、堕胎合法化等妇女权益。到1970年代末期,仅英国就拥有了9000多个妇女协会,美国、加拿大也出现了许多妇女组织。联合国将1975年定为“国际妇女年”可谓意义重大,这一提议来源于一个国际妇女组织关于联合国咨询(或咨商)地位的倡议,并得到妇女地位委员会成员的通过。1979年,第3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这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文件。在此基础上,许多国家陆续成立了有关机构,从事维护妇女权益事宜。

有过第三次浪潮吗?焦点在哪里?

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92年丽贝卡·沃克发表的一篇名为“成为第三次浪潮”的文章中。史黛西·吉利斯等在《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一次批判性探索》一书中,把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的参与主体界定为在19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妇女,甚至还有研究者精确地推算出第三次浪潮的参与主体是在1963年至1974年间出生的那一代人。罗瑞·迪克和爱利森·帕朴梅厄在《抓住一次浪潮:改造21世纪的女性主义》一书中,对这样武断的推测不以为然,认为第三次浪潮的称呼并不属于特定人群,它只不过是表达了区别于第二次浪潮,或试图超越第二次浪潮的声音。表达相似观点的还有巴巴拉·芬德伦的《倾听:来自女性主义下一代的声音》、丽贝卡·沃克的《成为真实:说真话与改变女性主义的面孔》、黑伍德与德莱克的《第三次浪潮的议程:成为女性主义、做女性主义》、鲍姆加德纳和理查兹的《表明:年轻女性、女性主义与未来》等。

另外一些研究著作对于“第三次浪潮”的提法则比较谨慎,比如伊丽莎白·布隆芬和米莎·卡福卡的《女性主义的结果:新世纪的理论》、安·欧克莱和朱丽叶·米切尔的《谁害怕女性主义?从回潮来看》,它们只是对身体与身份的女性主义争论进行了综合。史黛西·吉利斯等的《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一次批判性探索》则把不同人的观点都整合了起来,该论文集不是探讨什么是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而是通过对英美女性主义著作或文章进行探索,旨在在过去与现在交汇的十字路口为未来女性主义实践指明道路。

即使在认同第三次浪潮的研究者中,对其发生的年代看法也不尽相同,比较集中的看法有两种:一是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二是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不过,这两种看法一致认为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最早兴起于美国,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是,质疑第三次浪潮是否存在过的声音也不少,巴巴拉·阿内尔在《政治学与女性主义》一书中认为,当代女性主义中出现了“第三次浪潮”这一术语,这一术语造成了学术研究的某些困难,因为这一术语主要存在于流行文集、科幻杂志、朋克音乐和虚拟空间中,许多第三次浪潮的言论宣称要与第二次浪潮和学院派女性主义决裂。不过,第三次浪潮的提法,的确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知识产生背景和传播媒介的机会。显然,巴巴拉·阿内尔更倾向于把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看成是头脑风暴,而不是现实中的社会运动。

不管女性主义第三浪潮是社会运动还是理论思潮,它都冲击到了所有女性主义者的核心问题,并迫使其重新思考政治、历史和知识阐述的含义。第三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试图解决认同和多样性差异的问题,第三次浪潮显然不想采取非此即彼的解决途径,也就是简单地承认相互对立的各种矛盾,并试图跨越男性与女性、白人与黑人、文化与自然、异性恋与同性恋等的边界。第三次浪潮的解决途径不是简单地接受二元论的非此即彼的世界,而是主动成为这些边界本身,成为联结看似相互排斥的领域之间的纽带,按照边缘即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的观点,女性主义者就这样将自己置于“政治”的中心。

伊丽莎白·福克斯-基诺维斯认为,差异,尤其是多样的差异,已经代替平等,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人们不仅关心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而且关注女人内部的差异。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的显著特点是:对“他者性”的认同和赞扬、包容女性与自然和私人领域的联系、把身体和化身作为政治理论发展的核心、身体力行“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理念。

因此,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的焦点是解构二元论的理论框架,强调从“女性”视角出发,坚持“女性”视角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关注身份认同的问题,尤其是认同的多样性和女性的差异性问题,强调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浪潮的起点是差异性而不是同一性,是身份认同和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是赞美他者或局外人的地位,而不是成为局内人,赞赏具体性而不是普适性,主张一种联系的方法而不是二元对立的方法。

第三次浪潮是否属于后现代?

有不少研究者把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称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浪潮,因为该思潮明显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第三浪潮否认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认为男女两性的概念其实是存疑的,界定也是模糊不清的,两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男女之间有差异,女人之间更有差异,性别问题不再是简单的同与异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动态的体系。对社会性别的考察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阶级、种族、族群、国家、文化和历史当中,社会性别的意义变化也是在与这一系列的不同范畴的交叉及相互作用中发生的。当然,不少女性主义者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女性主义者不应该忽略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能完全抛开性别平等和性别差异等议题,一旦放弃对社会性别的界定,就会消解女性主义的主体,动摇女性争取正当权益的合理性。

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丽贝卡·沃克、伊丽莎白·福克斯-基诺维斯、克里斯蒂娜·克罗斯比、巴巴拉·芬德伦、唐娜·哈拉韦、詹妮弗·鲍姆加德纳等,她们大多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成长起来,深受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主张应从性别、种族、阶级及性倾向的交叉性中关注女性的地位,并认为个人赋权感比集体的政治责任感更重要。她们反对对女性身份的本质主义建构,主张解构固化的性别身份。她们十分重视大众文化对女性意识的影响,认为大众文化同样是行动主义的场所,可以带来社会变革。她们致力于实现各种不同身份的女性在性别方面的平等,如黑人女性、少数民族女性、双性恋女性、同性恋女性、变性的女性、来自于后殖民地区以及社会底层的女性等。因此有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正是在这次运动的浪潮当中社会性别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逐渐为人们所熟悉。显然,福柯的后现代主义、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都被吸收到了第三次浪潮之中。但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流派众多,后现代的标签并不能简单地概括第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中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青年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赛博女性主义、包容女性主义等等,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全球化的后工业时代妇女的社会现状,并试图探索两性平等的可能途径。第三次浪潮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很大,有着很浓的哲学意味,如社会性别概念的出现以及相关的讨论就是一例。它虽然给女性主义带来新的思考空间,但终归没有办法抵制以消费为特征的全球资本主义。

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主张应从性别、种族、阶级及性倾向的交叉性中关注女性的地位,反对对妇女身份的本质主义建构,主张解构固化的性别身份。因此,无论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是否构成了现实的女性主义运动,也无论它与后现代思潮的关系如何密切,它毕竟激发了广大妇女对不平等境遇的觉醒以及对其背后根源的思考和改变性别不平等状况的追求。可以说,在女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各次浪潮的共同特征就在于,在争取男女平等的同时,并没有否认群体之间、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些女性主义浪潮不仅推动妇女在获得男女平等权益方面产生了重大突破,更为女性主义运动本身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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