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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闪:世界病了,我也病了


作者:郭玉闪 更新日期:2012年09月16群学网
   
 
标签:儒家 康德 民主
  (文章来源于《传知行学术通讯》2012年第二期)
 
  牟宗三先生是孤独的。
 
  然而,生前死后,他并不缺乏热闹。作为公认的新儒家集大成者,他的学问超过了他的老师熊十力,超过了梁漱溟,超过了冯友兰,超过了他的知交唐君毅先生;在生前,他的学问即有世界性的影响力,死后,重视他、研究他的人也日趋增多。
 
  但他依然是寂寞的。大陆的中文世界与他依然隔阂。近来现实中愈发热闹的儒学也未见得以他为荣光。大陆对他的热衷,是一种泡沫式的。他的真实命运,恰似他49年离开大陆遗留在老家——山东栖霞蛇窝泊镇牟家疃村——两个儿子的遭遇:一个没读过书,一个只读到5年级,一辈子都只是农民,对父亲的了不起有所认识终茫茫然,当文化、国学开始成为热点后,甚至连父亲的遗物都没能保住,被当地政府为装点门面取走了,办一个一直没实现的牟宗三纪念馆。
 
  他的全集,已有台湾联经出版社2003年出版,共32册,却至今无法在大陆全面出版。这么多年,只零零散散分布在各出版社,也算出了十几种,稍微齐全的要属吉林出版集团在2010年所出的牟宗三文集系列,选了13本,号称“遴选了牟宗三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实际上也只是基本覆盖。当然,这里面固有无可奈何之情节:即使到了今天,在大陆出版牟宗三先生的书还依然有巨大挑战。
 
  他太犀利了,他的历史与哲学修养令他对大陆政治有着极深的理解,而他的儒者性格又令他无法沉默或苟且,令他必须开口评论。在他的演讲文稿里,在他结集的文字里,他对大陆政治的批评处处可见,深入骨髓,若要引入大陆出版,就必得删减甚至舍弃。而若对他的文字打折扣,也就对其深刻性做了折扣,故此种编辑工作总令人尴尬,难以教读者痛快。
 
  他又太系统了,欲完整理解他,必需对他做完整阅读。可在他的著作中,奠定他中西交汇学问的最基础部分,很难理解,需要相当学力与逻辑思辨,若无精研功夫,极易不得其门而入。但所谓阳春白雪,应者寥寥,一个快速消费的时代,这些最基础部分作品难以流布,在商业上不容易成功,也就难以被出版商相中并出版。
 
  凡此种种,造成吉林出版集团所选这套牟宗三文集之不足。在这13本中,在表现牟宗三先生汇通儒释道、重释中国文化精髓部分,有《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名家与荀子》,唯独缺了最体现牟宗三先生义理之学的重要著作《心体与性体》;在表现牟宗三先生融会消化西学部分,有《圆善论》、《现象与物自身》,但缺了他费十数年功夫翻译的康德著作:《康德判断力之批判》、《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亦缺乏《理则学》、《逻辑典范》、《认识心之批判》、《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等牟宗三先生出入西学的基础作品;在牟宗三先生演讲集部分,引入了《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国哲学的特质》、《人文讲习录》、《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四种,可惜多有删节,剔除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很多批评;所幸,牟宗三先生解释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开出现代民主政治及科学的“外王新义”部分,最重要的三本著作《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都引入出版了。
 
  要言之,这套文集虽可使大陆读者窥见牟宗三的文化气象,但仍有不尽意之处。以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出此一极清醒极明白之人物,若他的著述至今仍无法全数引入大陆,即可言中国文化之命运,至今依然无根、依然在逃难。1993年,在他去世前两年,在接受香港亚视采访时,牟宗三先生亦不无伤感的说,他在香港只不过在逃难。他自49年后逃难,在香港台湾辗转四十年,至死不得落叶归根、回归故里,而他一辈子的文化原创贡献,纵然辉煌也不得落叶归根、回归故里,能不令人悲乎?
 
  牟宗三先生去世后,余英时先生撰文纪念,称他为当代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他又因在儒家义理系统上的整理工作,被时人称许为“宋明义理、魏晋人物”,还将他在中国哲学上的地位与康德在西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康德之后谈哲学可以超越但无法绕开康德,牟宗三之后谈中国哲学,尤其宋明理学,可以超越但无法绕开牟宗三。
 
  实际上,与其说在宋明理学上绕不开牟宗三,不如说,在中国文化尤其儒学的现代化上,牟宗三是无法绕开的。在最深层次文化意义上,中国之现代化转型,中华文明慧命之延续,必须从牟宗三开始谈起。
 
  近代大儒中,牟宗三最特出之处在于一种极健康的气象与格局。这种健康,体现在对现代化带来的民主政治及科学的态度上。近代中国面临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百多年来,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直有两种变态心理,延绵至今。一种妄自菲薄,或认为中华文化无用之极已过时,或认为中华文化被西方文化彻底击败;一种虚骄自满,认为中华文化独步天下,甚有妄人还宣称西方文化两百年内要灭亡,惟中国文化方能拯救等等。
 
  与这些心态扭曲的文化论者不同,牟宗三先生径直承认现代化与民主政治之重要性,他这样说道:“现代化虽先发自于西方,但是只要它一旦出现,它就没有地方性,只要它是真理,它就有普遍性,只要有普遍性,任何一个民族都当该承认它。中国的老名词是王道,藏天下于天下,新名词则是开放的社会、民主政治,所以这是个共同的理想。”他又引用黄梨洲的话说“三代以上,藏天下于天下”,而民主政治是能够表现“藏天下于天下”的理想。
 
  中国儒家文化向来最受讥笑的是“事功”方面的无用,而在此处,牟宗三先生亦大大方方的承认,“中国以前所要求的事功,亦只在民主政治的形态下,才能够充分的实现,才能够充分的被正视。”而且,对现代化以来“事功”方面表现最突出的科学,牟宗三先生亦有极明白的认识:科学知识...必得套在民主政治下...才能充分实现。否则,缺乏民主政治的形式条件而孤离的讲中性的科学,亦不足以称为真正的现代化。一般人只从科技的层面了解现代化,殊不知现代化之所以为现代化的关键不在科学,而在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所涵摄的自由、平等、人权运动,才是现代化的本质意义之所在。
 
  此正为牟宗三的“新外王”,也正是他格局所在,又岂是当今那些整天担心现代化让儒家文化灭绝,从而言不及民主甚至反民主的酸儒、小儒所能企及?唯有这种格局,才谈的上“为往圣继绝学,为生民立命”。社会秩序只能在自然之常、人性之常处建立,儒家若有“为生民立命”的抱负,必不能违背自然、人性之常道,也必不能反对民主政治。
 
  智慧、理性不分东方与西方,西方有理性建立民主政治,东方亦有。现代化所带来的民主政治是全球化的,无论东方、西方,都不过是全球化中一部分,西方能刺激东方,东方亦能刺激西方,又何必对立?只有最虚弱最狭隘的民族主义才会将东方与西方对立,视为仇寇。
 
  儒家若有敌人,这敌人不是来自西方。考诸历史,儒家的最大敌人一直是法家。按牟宗三先生的说法,儒家是天地、君、亲、师四个标准并举,天地代表超越实体,君代表政府,亲代表伦常,师代表慧命相续;四个标准之下,人人皆可体察价值伦常,人人皆可以超越之实体为价值归属,皆可于君之外肯定个性,故虽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人间犹有相当的疏朗﹐人民仍保有相当的自由。虽其自由并未进至民主政体而以法律形态予以积极的保障﹐并开出政治方面之更多的自由﹐然在此四标准并建之下﹐人间之疏朗性实潜隐着许多自由之可能。故儒家对于只有个人而无政府与社会之道家﹐只有社会而无个人与政府之墨家﹐只有政府而无个人与社会之法家﹐皆所反对﹐而对于法家反对尤甚。至近代,更有极权兴起,此极权尤其共产极权,实是新式的法家﹐只有一标准: 政府。旧法家是以君为标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新式的法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教﹐以干部为师,以全部人间为机器﹐以人民为螺丝钉,故天地刍狗,人间奴役盛行。
 
  无论东方或西方,就人性之常道而言,民主政体都具有普遍性。然而,牟宗三又指出,民主政体是要自觉奋斗以创造的﹐因此民主政体背后所代表的人性之常道或普遍性,便不能不是从创造的道德心灵(内在主体﹐人性主体) 而发出。也就是说,无论东方与西方,民主政治所代表的“外王”都要自“内圣”开出,即自东方或西方的普通人的内心道德生发并奋斗而成。
 
  道德也是不分东方与西方的。每个民族都要回答,善从何处来,为何要行善。然而,也正在此处,东西方显现出了历史路径的区别、互补。用康德的话语系统表示,则西方文化在起源处以道德他律开始,自康德方打开主体之门,方开始道德自律的传统。而中国文化自起源处即以道德自律开始。明白的说,西方人的道德观念一直是以外在于个人之外的上帝为标准,绝对的善只在上帝身上存在,上帝说对即对,上帝说错即错,到康德手里,才开始强调道德上应意志为自我立法,强调道德的自律性。而中国,从孔子开始即强调“日三省其身”,强调自我对“仁”的体会与践行,强调只要功夫到位且持之以恒,人皆可为尧舜。
 
  另一方面,在西方,从他律到自律的演变,伴随着极其严格的哲学构建,而在东方,这种哲学思辨与系统性的思想架构在整个思想史上只一鳞半爪,从未蔚为大观。孔子几乎没有,孟子倒有诸多思辨,但到宋明理学,陆九渊甚至让弟子跳过孟子的这些思辨部分,直接从“善有四端”开始进入践履之功夫。的确,在思辨的头脑方面,中国人要远远输于西方。也正唯此,更显出牟宗三先生在建构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圣之学”上成就之大,以及再造中华文化方面贡献之大。在全球化背景下,此亦是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东方从西方望见严格的思辨与逻辑,西方则在东方望见道德践履功夫。东西方在各自民族的一流头脑处得到了互补。
 
  让人好奇的是,这样的一流头脑是如何在东方出现的。现代化对东方的冲击以及东方的适应,在渡过了最初的学习船坚炮利之后,即开始了消化西方文化的历程,这种消化背后有着深深的文化根源。随此历史展开的,不仅仅有重义理的新儒家,如牟宗三,亦有自墨子开始的重功利重事功传统的现代考据派,如胡适。他与牟宗三在份上为师徒,却几乎终生对立。胡适所继承的清代戴东原朴学,一直以陆王心学为对手,而牟宗三恰恰是陆王心学的现代传人。
 
  站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角度看,他们的冲突是精彩而富有智慧的。而且不仅仅是冲突,冲突之上是双方对延续中华文化慧命的共同使命感,对中华文化的共同情感。胡适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牟宗三更是终身都在为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着力。
 
  此种对本国文化之真诚情感,对吾国吾民之道德责任感,在每一个真诚的儒者身上都闪现、流淌过。当代儒者蒋庆先生亦曾有“圣人入世依情不依理”之感悟,再远溯孔孟,宋明儒家人物,都有类似表达。孔子云:鸟兽不可与同群,故知其不可而为之;张横渠云:凡天下之疲癃、残疾、孤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朱子云:仁人视此,若疮痏之在身、疾痛之切肤,不可一日安也。故必思所以出水火而登衽席之道,使得全其正命。
 
  牟宗三则在《五十自述》里这样说道:
 
  此世界是破裂的,我亦是破裂的;此世界是虚无的,我亦是虚无的;此世界人人失所受苦,我亦是"有情既病,我即随病"。但在我只是被动的反映,不是菩萨之"现身有疾"。世界病了,我亦病了。
 
  世界病了,我亦病了。万物一体,有此仁人之心,方有担当。然而,最后一个新儒家大师(余英时言)牟宗三先生也已仙去,而他的文化创建依然飘摇孤悬于在海外,还尚不得在大陆大显于天下。世存大义缕难绝,谁共苍生取次求。斯人已去,吾谁以归?
 
  2012年4月13日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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