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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梅村:忆季羡林先生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12年09月16群学网
   
 
标签:梅村 先生
  
  1984年起,我经常向季先生问学,收获最大的是从他那儿开始省悟何为学者、何以治学、为何治学等科学理念。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引导我走进了学术之门。
  在我的问学之路上,季羡林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我在中亚死语言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要感谢季先生的多年教诲。我在北大历史系读的是考古,并非他在东语系的受业弟子。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文物研究所,为了更好地研究丝绸之路考古,又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的蒋忠新老师学梵语。两年之后,蒋老师把我引荐给他的老师季羡林,此后我一直在季先生指导下攻读中亚死语言。1992年,邵瑞琪(R.Salomon)教授邀请我到华盛顿大学从事犍陀罗语研究。从1982年梵语发蒙,到1992年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我花了十年之功,可谓“十年磨一剑”。吾生也晚,向季先生问学的时间不长,他老人家却对我有知遇之恩。1994年,访美归来,我向季先生汇报在美国的学习与工作。当他得知丝绸之路考古已成为世界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新潮流后,觉得北大应该开设这门课。不久,季先生找宿白师一起向校方推荐,把我调回北大教书。季先生去世时,我写过一篇悼文(《瞭望》2009年第29期),介绍他老人家的名山事业,本文进一步讲述我向季先生问学的所见所闻。
  
  学术之门的引路人
  
  在我们这个缺乏国学大师的时代,季先生深得国人厚爱,大家并不清楚他到底研究什么,有些媒体顺势把他吹捧为国学大师。可是,季先生不领这个情,曾经登报公开辞谢。就像唐玄奘西天取经,回长安后开辟译场,主持佛典翻译,季羡林是第一位把印度学从德国引入中国的洋博士。正如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指出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五大发现,分别为殷墟甲骨文、流沙坠简、敦煌文书、清宫内阁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季先生专攻第五个发现。经陈寅恪先生推荐,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展梵语佛典、中亚死语言、印度古典文学,以及其他东方语言的教学与研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印度学家和东方学家。
  正像老一辈欧美留学生一样,季先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不过,在读书治学方面,他却推崇德国人,无论什么都是“in Deutschland hergestellt”(德国造)最好。1984年,第一次拜谒这位“德国造”学术大师,进门没说几句话,他就问:“你会德语吗?”我答德语学得不好,正在努力,打算读点德语印度学名著,如吉尔霍隆的(F.Kielhorn)的《梵语语法》、盖格(W.Geiger)的《巴利文学与巴利语》、布赫勒(G.Bülher)的《印度古文字学》、皮舍尔(R.Pischel)的《印度俗语语法》,他似乎有点惊诧。我补充说:科隆大学教授雅奈特(K.L.Janert)建议我读这些书的,他最近寄来了后两本书。季先生告诉我,此人是他的德国同学,当年他们一起跟瓦尔德施密特(E.Waldschmidt)学梵语。他从蒋老师那儿知道我学了两年梵语,打算继续攻读中亚死语言,就谈起他的西域语言研究规划,说他正利用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解读新发现的一部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残卷,最近送了两个学生去德国留学,一个在汉堡大学师从伊朗学家恩默瑞克(R.E.Emmerick)学于阗塞语,另一个在哥廷根大学师从伊朗学家麦坎奇(D.N.MacKenzie)学粟特语。我正为学何种中亚死语言犹豫不决,经季先生指点,决定专攻佉卢文犍陀罗语。
  有传闻说:“胡适对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颇为欣赏,直至晚年还曾评价:‘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问题是,印度学非胡适所长,他凭什么判断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高低呢?众所周知,傅斯年早年留学德国,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大力倡导德国语言学(Philologie)派的治学方法,开辟了中国新史学之路。季羡林被聘为北大教授,恰逢胡适任北大校长,大概从陈寅恪的推荐信得知他的学术渊源,那么胡适这番话是说:做学问应该像季羡林那样,按照德国学术模式从事科学研究。
  1984年起,我经常向季先生问学,收获最大的却不是中亚死语言,而是从他那儿学到了更为重要的东西,开始省悟何为学者、何以治学、为何治学等科学理念。小时候我跟马雍先生学过几年国学,考入北大后读了四年考古。说来惭愧,在认识季先生之前,我根本不懂如何从事科学研究,亦不清楚学术规范为何物。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引导我走进了科学之门,完成了从“求知”向“治学”的转变。
  
  德意志精神
  
  1936年,季羡林负笈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主修梵语,师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他在《季羡林全集》自序中感叹道:“我到了德国,才算真正走上了研究学问的道路。”瓦尔德施密特是柏林大学教授吕德斯的得意门生,获博士学位后,任哥廷根大学教授。欧美名牌大学许多印度学教授出其门下,而季羡林是他培养的第一个弟子。季先生喜欢聊留德往事,张光璘转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梵文班从第二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季羡林来德国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过几个学期梵文,是位老学生了。季羡林开始时对他肃然起敬。然而,过了不久,就发现他学习梵文很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他一生气,这位老学生就更加不知所措,常常使课堂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一直到二战爆发,这位德国学生被征从军,他始终没有征服梵文。可见学习梵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季羡林生前多次告诫学生,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蔑视任何人,惟独不能小视德国人。张光璘先生讲的故事,我也听季先生说过。但张先生没把这个故事讲完。其实这位“老先生”就是前面提到的雅奈特教授。二战结束后,他重返哥廷根,在瓦尔德施密特指导下继续攻读梵语,获博士学位后,任科隆大学教授。吕德斯的遗著《秣菟罗碑铭》(哥廷根,1961),就是他整理出版的。此外,他还出版了《印度手稿图录和分类研究目录》(威斯巴登,1965)、《印度和尼泊尔手稿》(合著,威斯巴登,1970)等专著。
  雅奈特不仅征服了梵文,而且征服了东巴文。西方研究纳西族文化的泰斗,首推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洛克(J.F.Rock),他孤身一人在云南丽江纳西族部落生活了27年。1946年离开中国后,先到印度,后去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著书立说。为了出版《纳西-英语百科辞典》,他把在云南搜集的近2000卷东巴经书卖给了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东巴文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主要记载符号,素有“象形文字活化石”之美誉。战后西德第一任总理阿登纳(K.Adenauer)亲自过问,德国人先把近2000卷东巴经高价悉数买回,然后邀请约瑟夫·洛克到西德讲学,编纂东巴经书目录。雅奈特不愧是瓦尔德施密特的弟子,不惜放弃千辛万苦学会的梵语,一切从零开始,拜约瑟夫·洛克为师,苦读东巴文,两人合作整理出版了《德国东方写本联合目录》(简称KOHD)中的《纳西族东巴经目录》五卷。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完整的一套东巴经目录。此后,雅奈特与云南纳西族学者杨福泉(现为云南社科院副院长)合作,1988年以来在波恩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五本现代纳西语语法和词典。
  从表面观察,德国人学习或干事儿似乎不如中国人聪明,有时显得呆头呆脑。有一次,我邀请一位德国朋友到家中吃饺子,饭后讨教如何包饺子,想不到他的问题是:这顿饺子需要多少克面粉、放多少克水,煮几分钟。尽管这是一个笑话,却说明德国人对精准的追求是苛刻的,有时候看上去简直不可思议。正是德国人这种近乎苛刻的认真态度,以及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作风,保障了德国产品的品质。奔驰、宝马汽车、蔡司镜头、徕卡相机、施耐德电气设备、西门子家用电器……世界上最好的科技产品几乎全是“德国造”。
  季先生留德十年,颇受德意志精神影响。每天晚上7点钟睡觉,早上4点钟起床,简单吃一顿早饭,就开始工作。一生恪守这个时间表,使他成了当代中国罕见的“高产作家”,《季羡林全集》皇皇二十四册,就是这样写成的。季先生生前多次叮嘱学生,干我们这一行要格外小心,尤其在德国人擅长的语言学领域,更要虚心治学。
  季先生的内心世界是孤独的,尽管他的威名在报纸、电视台上如日中天,但是在他有生之年从不被人理解。既然季先生对“国学大师”称号敬而远之,那么他本人是如何看待一生学术成就的呢?窃以为,季先生最看重的学术成就,第一是瓦尔德施密特传授的佛教混合梵语;第二是西克(E.Sieg)传授的吐火罗语。他之所以敢于挑战世界难题,那是德国人用“魔鬼式”教学法打造出来的。听季先生说,在德国至少要学10国语言,才有资格申请印度学博士学位。在瓦尔德施密特指导下,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并发表了《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应用不定过去时的使用以断定佛典的产生时间和地区》两篇名作;在西克指导下,他完成了《〈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哥廷根,1943)。季羡林晚年感慨地说:“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1946年,在南京谒见清华大学时期的恩师陈寅恪后,季羡林时来运转,经陈先生推荐,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本以为可以干一番事业,可惜却陷入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接着又遭遇十年“文革”。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可怜季羡林枉有十八般武艺,再也写不出超过哥廷根博士论文水平的学术论文。惟有一部凄凉的《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向世人倾诉他后半生的悲惨遭遇。
  
  西域学术沙龙
  
  西方学者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始于18世纪初尼布尔(B.G. Niebuhr)。他以研究罗马史闻名于世,主张完全依靠原始史料,不用第二手材料,考证方法力求严谨,客观公正。在尼布尔的追随者之中,德国史家兰克(L.von Ranke)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被誉为“近代历史科学之父”。
  兰克史学有四个特点:第一,主张纯粹学术研究,不作价值判断,理论抽象不是史家的事。史家必须超然是非,褒贬之外,无党无派;第二,秉笔直书,根据原始文献复原客观事实,不偏不倚;第三,判断与使用史料,追根寻源,一网打尽,竭泽而渔;第四,考证问题,事无巨细,严谨周密,滴水不漏。兰克创建的科学治史方法,至今主宰着历史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当然,兰克史学也有历史局限性,在民族主义的阴影下,陷入“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泥潭。无论如何,兰克史学奠定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发展的基础,不仅深刻影响了欧美国家史学发展,甚至波及日本和中国。
  陈寅恪早年留学德国,颇受兰克史学影响。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由他担任历史所第二所所长。陈先生却在同年12月1日一封《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提出了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解释说:“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陈寅恪之所以这样说,就是遵循兰克史学的原则。
  兰克在柏林大学主持历史讲座达46年之久,直到1871年退休。值得称道的是,兰克在柏林大学首创Seminar(学术沙龙),倡导自由学术讨论,探讨学术问题,无师生之别,可以华山论剑,畅所欲言,兰克以这种方式培养了一批史学大师。1984年,季羡林按照兰克模式,在北大东语系举办了一个西域研究学术沙龙。参加者有中央民族学院耿世民、北大南亚所蒋忠新、张保胜、耿引曾等老师,以及季先生在东语系的受业弟子段晴、王邦维、钱文忠等。为了讨论犍陀罗语问题,季先生也请我参加。西域古语研究离不开西域史,张广达老师及历史系学生荣新江、王小甫也是这个沙龙的主力。
  蒋忠新在沙龙上介绍了民族宫藏梵语贝叶经。这些贝叶经是1950年代从西藏各地寺庙征集来的。中央民族学院王森教授为这批写本编过一个草目,最后由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罗炤先生完成,即《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贝叶经目录》(民族文化宫印,1983)。蒋老师当时正研究这批写本中的《妙法莲华经》,
  
  1984年起,我经常向季先生问学,收获最大的是从他那儿开始省悟何为学者、何以治学、为何治学等科学理念。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引导我走进了学术之门。
  在我的问学之路上,季羡林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我在中亚死语言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要感谢季先生的多年教诲。我在北大历史系读的是考古,并非他在东语系的受业弟子。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文物研究所,为了更好地研究丝绸之路考古,又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的蒋忠新老师学梵语。两年之后,蒋老师把我引荐给他的老师季羡林,此后我一直在季先生指导下攻读中亚死语言。1992年,邵瑞琪(R.Salomon)教授邀请我到华盛顿大学从事犍陀罗语研究。从1982年梵语发蒙,到1992年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我花了十年之功,可谓“十年磨一剑”。吾生也晚,向季先生问学的时间不长,他老人家却对我有知遇之恩。1994年,访美归来,我向季先生汇报在美国的学习与工作。当他得知丝绸之路考古已成为世界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新潮流后,觉得北大应该开设这门课。不久,季先生找宿白师一起向校方推荐,把我调回北大教书。季先生去世时,我写过一篇悼文(《瞭望》2009年第29期),介绍他老人家的名山事业,本文进一步讲述我向季先生问学的所见所闻。
  
  学术之门的引路人
  
  在我们这个缺乏国学大师的时代,季先生深得国人厚爱,大家并不清楚他到底研究什么,有些媒体顺势把他吹捧为国学大师。可是,季先生不领这个情,曾经登报公开辞谢。就像唐玄奘西天取经,回长安后开辟译场,主持佛典翻译,季羡林是第一位把印度学从德国引入中国的洋博士。正如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指出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五大发现,分别为殷墟甲骨文、流沙坠简、敦煌文书、清宫内阁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季先生专攻第五个发现。经陈寅恪先生推荐,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展梵语佛典、中亚死语言、印度古典文学,以及其他东方语言的教学与研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印度学家和东方学家。
  正像老一辈欧美留学生一样,季先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不过,在读书治学方面,他却推崇德国人,无论什么都是“in Deutschland hergestellt”(德国造)最好。1984年,第一次拜谒这位“德国造”学术大师,进门没说几句话,他就问:“你会德语吗?”我答德语学得不好,正在努力,打算读点德语印度学名著,如吉尔霍隆的(F.Kielhorn)的《梵语语法》、盖格(W.Geiger)的《巴利文学与巴利语》、布赫勒(G.Bülher)的《印度古文字学》、皮舍尔(R.Pischel)的《印度俗语语法》,他似乎有点惊诧。我补充说:科隆大学教授雅奈特(K.L.Janert)建议我读这些书的,他最近寄来了后两本书。季先生告诉我,此人是他的德国同学,当年他们一起跟瓦尔德施密特(E.Waldschmidt)学梵语。他从蒋老师那儿知道我学了两年梵语,打算继续攻读中亚死语言,就谈起他的西域语言研究规划,说他正利用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解读新发现的一部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残卷,最近送了两个学生去德国留学,一个在汉堡大学师从伊朗学家恩默瑞克(R.E.Emmerick)学于阗塞语,另一个在哥廷根大学师从伊朗学家麦坎奇(D.N.MacKenzie)学粟特语。我正为学何种中亚死语言犹豫不决,经季先生指点,决定专攻佉卢文犍陀罗语。
  有传闻说:“胡适对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颇为欣赏,直至晚年还曾评价:‘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问题是,印度学非胡适所长,他凭什么判断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高低呢?众所周知,傅斯年早年留学德国,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大力倡导德国语言学(Philologie)派的治学方法,开辟了中国新史学之路。季羡林被聘为北大教授,恰逢胡适任北大校长,大概从陈寅恪的推荐信得知他的学术渊源,那么胡适这番话是说:做学问应该像季羡林那样,按照德国学术模式从事科学研究。
  1984年起,我经常向季先生问学,收获最大的却不是中亚死语言,而是从他那儿学到了更为重要的东西,开始省悟何为学者、何以治学、为何治学等科学理念。小时候我跟马雍先生学过几年国学,考入北大后读了四年考古。说来惭愧,在认识季先生之前,我根本不懂如何从事科学研究,亦不清楚学术规范为何物。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引导我走进了科学之门,完成了从“求知”向“治学”的转变。
  
  德意志精神
  
  1936年,季羡林负笈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主修梵语,师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他在《季羡林全集》自序中感叹道:“我到了德国,才算真正走上了研究学问的道路。”瓦尔德施密特是柏林大学教授吕德斯的得意门生,获博士学位后,任哥廷根大学教授。欧美名牌大学许多印度学教授出其门下,而季羡林是他培养的第一个弟子。季先生喜欢聊留德往事,张光璘转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梵文班从第二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季羡林来德国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过几个学期梵文,是位老学生了。季羡林开始时对他肃然起敬。然而,过了不久,就发现他学习梵文很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他一生气,这位老学生就更加不知所措,常常使课堂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一直到二战爆发,这位德国学生被征从军,他始终没有征服梵文。可见学习梵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季羡林生前多次告诫学生,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蔑视任何人,惟独不能小视德国人。张光璘先生讲的故事,我也听季先生说过。但张先生没把这个故事讲完。其实这位“老先生”就是前面提到的雅奈特教授。二战结束后,他重返哥廷根,在瓦尔德施密特指导下继续攻读梵语,获博士学位后,任科隆大学教授。吕德斯的遗著《秣菟罗碑铭》(哥廷根,1961),就是他整理出版的。此外,他还出版了《印度手稿图录和分类研究目录》(威斯巴登,1965)、《印度和尼泊尔手稿》(合著,威斯巴登,1970)等专著。
  雅奈特不仅征服了梵文,而且征服了东巴文。西方研究纳西族文化的泰斗,首推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洛克(J.F.Rock),他孤身一人在云南丽江纳西族部落生活了27年。1946年离开中国后,先到印度,后去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著书立说。为了出版《纳西-英语百科辞典》,他把在云南搜集的近2000卷东巴经书卖给了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东巴文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主要记载符号,素有“象形文字活化石”之美誉。战后西德第一任总理阿登纳(K.Adenauer)亲自过问,德国人先把近2000卷东巴经高价悉数买回,然后邀请约瑟夫·洛克到西德讲学,编纂东巴经书目录。雅奈特不愧是瓦尔德施密特的弟子,不惜放弃千辛万苦学会的梵语,一切从零开始,拜约瑟夫·洛克为师,苦读东巴文,两人合作整理出版了《德国东方写本联合目录》(简称KOHD)中的《纳西族东巴经目录》五卷。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完整的一套东巴经目录。此后,雅奈特与云南纳西族学者杨福泉(现为云南社科院副院长)合作,1988年以来在波恩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五本现代纳西语语法和词典。
  从表面观察,德国人学习或干事儿似乎不如中国人聪明,有时显得呆头呆脑。有一次,我邀请一位德国朋友到家中吃饺子,饭后讨教如何包饺子,想不到他的问题是:这顿饺子需要多少克面粉、放多少克水,煮几分钟。尽管这是一个笑话,却说明德国人对精准的追求是苛刻的,有时候看上去简直不可思议。正是德国人这种近乎苛刻的认真态度,以及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作风,保障了德国产品的品质。奔驰、宝马汽车、蔡司镜头、徕卡相机、施耐德电气设备、西门子家用电器……世界上最好的科技产品几乎全是“德国造”。
  季先生留德十年,颇受德意志精神影响。每天晚上7点钟睡觉,早上4点钟起床,简单吃一顿早饭,就开始工作。一生恪守这个时间表,使他成了当代中国罕见的“高产作家”,《季羡林全集》皇皇二十四册,就是这样写成的。季先生生前多次叮嘱学生,干我们这一行要格外小心,尤其在德国人擅长的语言学领域,更要虚心治学。
  季先生的内心世界是孤独的,尽管他的威名在报纸、电视台上如日中天,但是在他有生之年从不被人理解。既然季先生对“国学大师”称号敬而远之,那么他本人是如何看待一生学术成就的呢?窃以为,季先生最看重的学术成就,第一是瓦尔德施密特传授的佛教混合梵语;第二是西克(E.Sieg)传授的吐火罗语。他之所以敢于挑战世界难题,那是德国人用“魔鬼式”教学法打造出来的。听季先生说,在德国至少要学10国语言,才有资格申请印度学博士学位。在瓦尔德施密特指导下,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并发表了《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应用不定过去时的使用以断定佛典的产生时间和地区》两篇名作;在西克指导下,他完成了《〈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哥廷根,1943)。季羡林晚年感慨地说:“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1946年,在南京谒见清华大学时期的恩师陈寅恪后,季羡林时来运转,经陈先生推荐,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本以为可以干一番事业,可惜却陷入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接着又遭遇十年“文革”。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可怜季羡林枉有十八般武艺,再也写不出超过哥廷根博士论文水平的学术论文。惟有一部凄凉的《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向世人倾诉他后半生的悲惨遭遇。
  
  西域学术沙龙
  
  西方学者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始于18世纪初尼布尔(B.G. Niebuhr)。他以研究罗马史闻名于世,主张完全依靠原始史料,不用第二手材料,考证方法力求严谨,客观公正。在尼布尔的追随者之中,德国史家兰克(L.von Ranke)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被誉为“近代历史科学之父”。
  兰克史学有四个特点:第一,主张纯粹学术研究,不作价值判断,理论抽象不是史家的事。史家必须超然是非,褒贬之外,无党无派;第二,秉笔直书,根据原始文献复原客观事实,不偏不倚;第三,判断与使用史料,追根寻源,一网打尽,竭泽而渔;第四,考证问题,事无巨细,严谨周密,滴水不漏。兰克创建的科学治史方法,至今主宰着历史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当然,兰克史学也有历史局限性,在民族主义的阴影下,陷入“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泥潭。无论如何,兰克史学奠定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发展的基础,不仅深刻影响了欧美国家史学发展,甚至波及日本和中国。
  陈寅恪早年留学德国,颇受兰克史学影响。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由他担任历史所第二所所长。陈先生却在同年12月1日一封《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提出了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解释说:“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陈寅恪之所以这样说,就是遵循兰克史学的原则。
  兰克在柏林大学主持历史讲座达46年之久,直到1871年退休。值得称道的是,兰克在柏林大学首创Seminar(学术沙龙),倡导自由学术讨论,探讨学术问题,无师生之别,可以华山论剑,畅所欲言,兰克以这种方式培养了一批史学大师。1984年,季羡林按照兰克模式,在北大东语系举办了一个西域研究学术沙龙。参加者有中央民族学院耿世民、北大南亚所蒋忠新、张保胜、耿引曾等老师,以及季先生在东语系的受业弟子段晴、王邦维、钱文忠等。为了讨论犍陀罗语问题,季先生也请我参加。西域古语研究离不开西域史,张广达老师及历史系学生荣新江、王小甫也是这个沙龙的主力。
  蒋忠新在沙龙上介绍了民族宫藏梵语贝叶经。这些贝叶经是1950年代从西藏各地寺庙征集来的。中央民族学院王森教授为这批写本编过一个草目,最后由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罗炤先生完成,即《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贝叶经目录》(民族文化宫印,1983)。蒋老师当时正研究这批写本中的《妙法莲华经》,
  后来出版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拉丁字母转写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929-1938年,为了调查西藏寺院藏梵语写本,印度学僧罗侯罗(Rahula Sankrityayana)先后四次前往西藏,对许多梵语写本作过调查、拍摄等工作,这批资料保存在印度巴特拿博物馆(Patna Museum)。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唯识学派创始人世亲撰写的《唯识三十颂》,没想到这个梵语写本也在民族宫藏品中。唯识学是继中观学之后印度佛学的主流与核心,亦称瑜伽行派或法相学。《唯识三十颂》是世亲晚年唯识思想的总结性论著,南朝真谛用散文译为《转识论》,唐玄奘用偈颂译为《成唯识论》。若要判断哪些东西是译者自创,哪些才是世亲唯识思想之真谛,就要核对梵文原典。1922年,法国学者列维(Sylvain Lévi)在尼泊尔发现《唯识三十颂》梵语原典。列维将原典与汉译本作了比较,发现玄奘译本并不完全忠实于原文,杂糅了其他版本。1925年,列维将《唯识三十颂》校勘本连同法译本一起在巴黎刊布。这个现象是否是原典版本不同造成的呢?民族宫藏梵本《唯识三十颂》相当重要,可以校正罗侯罗照片不清楚的地方,为探讨世亲唯识学之真谛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蒋老师出访欧洲时,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介绍了他对这部梵语原典的调查。没有什么比发现了佚失的梵文典籍更令人激动,他的演说在会上引起极大轰动。
  这个沙龙开办不久,水谷真成给季先生、广达师等人合著《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写了一篇书评,这位日本学者以《大唐西域记译注》(平凡社,1972)一书闻名士林,发现这本书存在不少问题。我们便在沙龙上对这篇书评展开讨论。广达师在沙龙上的一席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提醒我们:“在日本学者面前,最好不要妄谈佛教。”日本宗教发展从未断代,他们对佛教有完整的传承,日本佛学在某些方面甚至领先于欧美国家。一批批日本学生赴“西天取经”,如吉田丰到伦敦大学师从伊朗学家西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学粟特语,武内绍人到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古代藏语、熊本裕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伊朗学家德雷斯顿(M.J.Dresden)学于阗塞语,森安孝夫、高田时雄到巴黎分别师从突厥学家哈密顿(J.R.Hamilton)和汉学家李嘉乐(A.Rygaloff)攻读回鹘摩尼教和古汉语。这几位日本“海龟”后来分别在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大阪大学执教,在日本创立Young-Ton(新敦煌学派),成为日本学坛新一代掌门人。当然这是后话。
  在季先生主持的学术沙龙上,我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学术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不及日本。后来发奋读书、努力工作的初衷,与季先生、广达师用上述事例激励我们不无关系。1994年,我调回北大后办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考古系举办了一个“考古学术沙龙”,邀请宿白师主持,参加者主要是考古系师生,如马世长、苏哲、晁华山、李水城、李裕群、李崇峰、暨远志、意大利留学生魏正中等人。
  
  听读佉卢百感加
  
  德国人在解读东方古语,尤其在佛教混合梵语、吐火罗语方面显示了非凡的语言天才,堪称绝学。为此,陈寅恪毅然离开美国,入柏林大学读梵文和各种东方古文字。1921年,他在该校研究院师从吕德斯攻读佉卢文,并留下了两本读书笔记。1944年,陈寅恪卧病英伦医院,在病榻上写下“听读佉卢百感加”之诗句。其诗曰:
  沈沈夜漏绝尘哗,听读佉卢百感加。
  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
  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笳。
  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
  季羡林是第二位研究过佉卢文的中国学者,他的名作《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根据的就是新疆出土的佉卢文《法句经》残卷。然而,世界佉卢文研究中心在英国,并非德国。这部佉卢文《法句经》被五马分尸,一部分入藏巴黎法兰西图书馆,另一部分入藏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目前所见佉卢文世俗文书主要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Stein)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尼雅遗址发现的,分藏伦敦大英图书馆和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德国人实力虽强,无奈原始材料不在德国。为此,季先生建议我和牛津大学的巴罗(T.Burrow)或伦敦大学的布腊夫(J.Brough)联系,前者写过一本《新疆出土佉卢文语法》(剑桥大学出版社,1937),后者是《犍陀罗语法句经》(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校勘者。经季先生指点,我在解读佉卢文的征程上少走许多弯路。
  1992年,邵瑞琪教授邀请我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在这所大学的图书馆,可以利用馆际借书借阅世界上各大图书馆的藏书,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按照兰克史学的原则,竭泽而渔,一网打尽所有佉卢文犍陀罗语资料。每天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第一个进去读书,晚上关门最后一个出来,那年不知读了多少在中国可望而不可求的古今中外图书。我执意要在兰克史学发源地——德国发表研究成果,迟至1996年才在德国《中亚杂志》刊出,题为《佉卢文研究分类目录:中国收集品(1897-1993)》。这篇论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犍陀罗语研究史,第二部分是分类目录。凡是对犍陀罗语感兴趣的人,皆可利用这篇论文探索犍陀罗语的奥秘。
  2001年,应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我到京都佛教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这次京都之行最大的收获是,解读了在丝绸之路北道流行的一种特殊的佉卢文。由于这种佉卢文含有新符号,一直无人能读。这种文字发现于龟兹(今库车),剑桥大学教授贝利爵士建议命名为“龟兹佉卢文”。后来,在高昌(今吐鲁番)也发现这种文字,德国梵学家桑德尔(L. Sander)博士建议命名为直体佉卢文。众所周知,解读死文字必须以双语材料为依据,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J.F.Champollion)解读古埃及文就根据罗塞塔三语碑铭。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居然让我遇见了。德国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费斯特勒(H.O.Feistel)博士应我的请求,把勒柯克收集品中6件直体佉卢文木牍照片寄到京都。2001年10月,我收到这些照片,意外发现其中两件是吐火罗文-直体佉卢文双语文书,凭借这两件双语文书,我成功解读了这批直体佉卢文木牍,这项研究成果分别刊于《古代文化》第55卷(京都,2003)和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
  我早就忘了水谷真成那篇书评,季先生却一直耿耿于怀。2003年2月,季先生住院前夕,李玉洁老师突然打来电话,说季先生请我马上去。赶到朗润园,才知道他老人家雄心勃勃,打算组织一班人马重新校注《大唐西域记》,找我商量参加者人选。我顺便汇报了在京都利用吐火罗-犍陀罗双语文书解读直体佉卢文之事。如果从陈寅恪在柏林大学攻读佉卢文算起,经过三代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凭借两件吐火罗-犍陀罗双语文书,最终成功解读了直体佉卢文。饮水思源,我在论文中写了这样一行文字:“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Prof.Ji Xianlin of Peking University for his guidance for many years(晚生要借此机会,对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多年的指导表示感谢)”。季先生看到后,颇为激动,鼓励我再接再厉。我一直苦苦等待季先生病愈出院,谁知这竟是我与季先生的永诀,重新校注《大唐西域记》亦成为他老人家的一个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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