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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全面小康就是中产社会


作者:郑永年 更新日期:2013年01月01群学网
   
 
标签:中产阶级
  
 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意味着中国的中产阶层将随之扩大。
一个拥有庞大中产阶层的社会,是相对较平稳的社会,也是内生动力较强的社会。在中国当前提倡拉动内需的前提下,中产阶层的形成,有助于真正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如何实现中产社会?如何培育中国的中产阶层?《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他看来,中国一直倡导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实现中产社会。

中产需要政府保护

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可以催生一个中产阶层,但它却不能保护中产阶层。郑永年认为,要培育中产阶层,政府的任务,就是为其提供社会政策的保护。
《财经国家周刊》:你曾提到,中国未来十多年战略机遇期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改革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如何理解?
郑永年:中产社会也叫橄榄形社会。无论欧美还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地区,都是橄榄形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更加稳定。与此相比,民主都要退居其次。因为民主是中产阶级的产物,有中产的民主才是好民主,没有中产的民主往往是坏民主。
从中产阶层的产生过程来看,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大致有三种模式,分别是欧美模式、东亚模式和第三世界国家模式。欧美模式主要由市场推动,政府对经济采取不干预的原则。他们的中产阶层产生经历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以后。欧美的中产阶层主要包括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和为资本家以及政府服务的专业人才。此外还包括从产业工人(无产阶级)转入中产阶级的一拨人群。
欧洲向中产阶层社会的转型主要包括两方面,在政府层面主要任务是社会政策,包括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后来是公共住房。另一方面是工资的提高。两者结合,使产业工人进入中产。
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可以催生一个中产阶层,但它却不能保护中产阶层。政府的任务就是提供社会政策的保护。
《财经国家周刊》:培育中产阶层,政府需要做什么?
郑永年:政府做的主要是社会保障政策。另一方面,还有工资(制度)。如果没有工资(制度),即使最好的社会政策也不能造就中产阶层,最多只是提供一定的社会保护。
从培育中产阶层的角度考虑,更成功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劳工运动,仅花了20多年时间,就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同时也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地区政府的作用更大。造就中产阶层首先要发展经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没有破坏市场,政府干预是为了让市场的功能发挥得更好。同时,政府主动进行社会改革,避免大规模劳工运动。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之中,只有韩国的工人运动比较激烈一点,但韩国的工人运动是跟民主化有关系。

垄断压制中产崛起

在培育中产阶层的过程中,企业结构平衡的作用很重要。郑永年认为,企业结构的不平衡会带来收入的不平衡。在中国,这个问题就变成国企与民企的关系问题。这样的结构,关乎一次分配。强调一次分配公平,才是培育中国中产阶层的有效途径。
《财经国家周刊》:企业结构的平衡如何做到?对培育中产阶层有何影响?
郑永年:有些国家在培育中产的关键点出台了反垄断法。大凡是中小企业发达的地方,中产阶层也相对健全。因此,培育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是政府要做的。
亚洲四小龙的收入分配在很多经济体里都算是最平衡的,就是因为他们的中小企业最发达。全世界范围内,大凡是中小企业发达的地方,社会就比较公平。反之大型企业占主导的地方,收入分配也常常不公平。欧美国家花很大精力抓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就业解决工资问题。没有工资,政府最多只能解决低保。有了工资,才可能成为中产。
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泰国是另一个类型,问题之一是政府社保做得不够,二是企业结构不平衡。这些国家社会分化,政府没有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而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是社会政策,另一方面也包括企业结构调整的内容。虽然很多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民主,但却几乎没有希望。在那里,民主与暴力、无秩序、贫穷相伴。
《财经国家周刊》:一次分配与企业结构有何关系?中国需要在分配方面注意什么?
郑永年:什么样的企业结构产生什么样的一次分配。如果说中国的分配不公平,主要是一次分配出了问题。二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是政府通过税收手段的调节。任何国家如果把二次分配作为主体,几乎肯定会失败。欧洲福利过度,实际上就是二次分配太过了。
中国的中产阶层要做大,必须从一次分配入手。在很多国家,国企和民企不平衡是收入不平衡的原因,包括新加坡。在中国的国情下,这个问题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不平衡。如果企业结构不良,二次分配也没有用。中国的国家税收能力过去20年间迅速增长,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一次分配出了问题,太强调二次分配也没用,最多就是做一些“杀富济贫”的事情。
《财经国家周刊》:企业结构不平衡,如何牵制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
郑永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花了20多年时间成功使中产阶层壮大,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产阶层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不充分,主要原因:一是企业结构的问题;二是因为社会保障政策没做好,比如(一个家庭)小孩上学,生一场病,可能就返贫了;三是社会阶层的固化,国有企业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城堡,一般人进不去。为什么有官二代,富二代,就是社会阶层固化了。固化,就是企业结构有问题。
中国要做的,一是要改变经济结构,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平衡;二是开放制度。中国税收能力强大,社会却越来越分化,说明制度出了问题。西方是税收越来越高,但是他们有民主,所以钱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中国没有相应的制度压力和制约,只是单向互动。也就是说,只能靠好的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到好的分配。在中国,如果只强调税收二次分配,可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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