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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启蒙者——父亲杨新亚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13年03月20群学网
   
 
  
 飞机在悉尼机场降落。儿子开着挂P牌(新手驾驶)的车来接我。上车时我习惯性地对他说,我来开吧。儿子没有习惯性地递给我车钥匙,自己坐上驾驶座。看着身边开车的儿子,我突然有些伤感起来。多少年来,无论是在父亲身边,还是和儿子一起,我都一直扮演驾驶者的角色。如今,父亲离我而去,儿子也会自己开车了。
这次呆多久?儿子问我,我却不知道如何回答,过了一个红绿灯后,他又问,这次什么时候回去?我这才回过神来,我问他,回哪里?这次轮到儿子没明白我的问题,我说,这不回来了。我的父亲,你的爷爷走了,今后,“回去”的目的地只有这里。
2006年7月23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见《伴您走过人间路》)。得知在中国大陆的母亲得了白血病后,我决定辞掉必须坐班的工作,把自己的时间和人生一分为二:一半放在老婆孩子这边,一半放在父母双亲那边。在海外赚钱容易,到父母身边也没有其它的事,就陪他们聊聊天,开车带他们去吃饭。无聊的时候,就上网。也因此,中国多了一个网民,还弄了个“民主小贩”的绰号。
母亲2007年去世后,父亲也于去年底追随她而去。我的人生好像又面临改变,不过,正如听到我对“回去”的解释后满脸狐疑的儿子一样,我自己也拿不准,我是否还能回到原来的人生?
我曾经问父亲,你为什么给自己取名叫“新亚”?父亲满脸沉重地说,他生活在内忧外患、日本侵华的时代,期盼一个和平环境与一个新亚洲,是当时大多青年学子的愿望,他又是特别活跃的一位青年学子,立志报国,要有一番作为。这位“青年学子”后来的人生充满艰辛,历经风波,最后连性格也变了,变得意志消沉,沉默寡言。
沉默寡言的父亲是我的启蒙者。他对我的启蒙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那年恢复了高考。这之前,父亲从来不管我的学习成绩,身为教师的他心知肚明,成绩不能决定今后是否可以上高中、保送大学,反而可能会“知识越多越反动”。
高考恢复后,父亲好像突然寻得了生活的目标。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一年级,两年时间,父亲竟然亲自辅导我读完了《聊斋》与《史记》。父亲五十多岁就“病退”了,后来我才知道,虽然身体确实不太好(下放劳动时折腾坏了),但也不至于需要“病退”,他病退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家照顾我,辅导我这唯一的一位学生。我考上大学那一天是父亲最开心的日子。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对我最早的“启蒙”是他对鲁迅的评价。当时的课本里,鲁迅的文章无处不在,且被拔高到仅次于毛泽东的文豪与革命家的地位,但我发现父亲总是对鲁迅的文章不屑一顾,开始他说鲁迅只会骂,且专门挑选不会修理他的国民党骂,他既不骂日本,也不骂共党。父亲让我多读其它作家的作品,还有文言文作品。多少年后,当我写了一些评价鲁迅的文章后,我才想起来,我文章中的有些观点,就是父亲早在三十多年前灌输给我的。
父亲对我的启蒙主要是他对我讲述的1949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历史,这些知识使我在认知上比同龄孩子早熟一些。父亲讲的很多内容在后来我出国后,从海外的书籍与文章中才读到。生于1928年的父亲,对专制集权的认识,我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几位学者能及,只是父亲在向我“启蒙”时,一再告诫我: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到处说,父亲脸上的恐惧表情让我感到害怕。父亲后来的座右铭早就不再是改变世界,更不是为建立“新亚洲”而读书与奋斗,他常常说:一个人,要活得明白。
父亲对我最大的一次“启蒙”,不是教我读书,也不是给我讲历史,而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那个眼神。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外交系统工作。不久,我发觉这个工作太死板,主动要求调到了保卫国家安全的部门工作。此事我并没有同父亲商量。那年春节探亲,我特意穿上了一套警服。父亲看到后,以为我在闹着玩,说,哦,在哪里借的那制服?我说这是我的。
父亲知道我换了工作,一直闷闷不乐。晚饭后我同他聊天,告诉他,我不是和xxx(我们的一位亲戚)一样的警察,我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是对付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国家的敌人,我是“更高级的警察”。父亲突然打断我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会告发我吗?你会告发自己的亲戚朋友吗?你会像文革中那些打小报告的人一样吗?
我很惊讶,抬头匆忙一瞥,碰上父亲的目光——那个眼神我一生都忘不了,那是一种夹杂了无奈、悲哀、生气与鄙视的目光,那目光直刺我内心。父亲的眼神与几次眼泪(见《父亲的眼泪》)是不苟言笑的父亲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虽然我反复向父亲解释我的工作,但他后来一直回避这个话题。这成了隔开我们父子之间的一条无形的鸿沟。
为了能活得明白,父亲要求到香港去工作的我,每次回到大陆一定要给他带各种政治、历史的书与杂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家没什么事的他几乎把港澳台出版的相关书籍都看遍了。而我根本没有时间看,也不太感兴趣,每次回来,他都抓住我,和我讨论那些书里的内容,说这本如何如何好,那本有点“胡扯”。无形中,又给我灌输了不少东西。有一次我对父亲说,你应该把自己的经历与认识写下来,估计比这些书还精彩。父亲立即警觉起来,说,祸从口出,我不写是为了你们。活得明白就可以了。
父亲失算的一件事是:退休后的他可以“活得明白”而什么也不用做,可在他全身心启蒙与影响下长大的我,一旦明白过来,又怎么可能若无其事、一如既往地生活、工作下去呢?父亲可以活得“独立”,与世无争,对专制和贪污腐败都深恶痛绝,靠退休金和子女的资助可以生活下去,可是,我呢?明白过来的我,如怎能与专制、腐败共舞?
多年后,父亲终于看到了自己犯下的这个“错误”,看到了自己“启蒙”的结果。当我受到父亲最早的启蒙,根据自己的经历与认知,终于选择了一条少有人选择的道路后,父亲惊讶得目瞪口呆。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都不敢相信,我竟然选择了这样一条路,一条和“启蒙”脱不了干系的路。
当我反过来安慰受惊的父亲,并开始“启蒙”他时,父亲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我能感觉到那是夹杂着高兴、紧张、恐惧与后悔的心情。父亲希望我活得明白,但希望明白后的我能学会保护自己和家人,最好能够远走高飞,他怎么也想不到,我竟然会走上这样一条路。
父亲想不到我选择这条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父亲根本不相信地球上有这样一条路。严格地说,父亲对我的启蒙并没有完成。无论父亲看了多少书,无论他对专制有多么深刻的认识,我发现,他始终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根本不相信中国能够彻底走出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他甚至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一种叫宪政民主的制度,可以彻底埋葬专制制度。因此,从一开始,父亲对子女的要求就是:活得明白,不要助纣为虐,能躲就躲起来,能走就走得远远的。
2006年我回国后,被启蒙者变成了“启蒙者”,可无论我怎么讲,父亲还是不能接受现实,并且,父亲开始为我担惊受怕。严重的时候,他甚至开始批评我“不务正业”,他希望我赶快“回去”,继续过国外中产的富裕生活,不要管他,也不用常回来了。听到父亲这样对我说,我多少有些迷惑与伤心,他不知道,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大部分是因为他的教诲,因为他的那个眼神。当初那个眼神对我的影响到底有大多,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就算活得再潇洒与富裕,却让父亲用生气与鄙视的眼神看你,又有什么意义?
可是,我理解父亲。尤其当我自己变成了一个某些青年网友口中的“启蒙者”后,我越发理解父亲。因为对我的青年读者来说,我几乎怀着父亲对我一模一样的心情:我想让他们明白,但我又时刻担心他们明白到去采取行动。这样的心思多次在我的文章中流露,以致有些读者看出来后,说我软弱,是变色龙。我承认,这是我的缺点,也是我无法超越父亲的地方,我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缺点”,虽然我比父亲勇敢。我只希望,受我影响的人也能走出自己的路。
父亲不上网,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也陆续从我的一些读者口中知道了我的所作所为。在父亲病重期间,先后有二十几位素不相识的读者前来看望他,虽然我在网络上声明不要读者来看望他,但内心里我还是希望一些读者能够来,因为这是活了半个世纪的我唯一能够送给父亲的“安慰”与礼物,让他临走前为他启蒙的儿子感到哪怕一次的自豪。
有一次病榻上的父亲对我说,如果我当时不受他的影响,能一直在政府工作,以我的聪明与才能,应该能让他住进更好的病房里,也会有成群结队的“单位”的人去看望他;如果不老是给我讲政治,我可能像某亲戚一样去做生意,肯定已经是富翁了,他可能会有更多的钱治病;如果……他停下来,突然问道,“昨天来看我的网友真是自己找来的?不是你安排的?”我说,不是我安排的,我还拦下来一些。父亲问,你有多少读者?我说,你影响了我一个,我影响了大概上千人吧。父亲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他们真受了你的影响?他们不害怕吗?
当时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父亲,后来想起来,很想找机会对他说,你当初对我启蒙时,其实也把一种对专制的恐惧深深植进我的内心,我最终还是克服了恐惧。我的读者自然也可以啊。然而,我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对父亲说,父亲永远离开了我。
父亲的葬礼上,又有十几位网友过来和我一起送别他。在这里,我要对你们深深说一声感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父亲葬礼举行的那天早上,第一位来吊唁父亲的是我的同龄人。他看到消息后,连夜从外省赶过来,为了不碰上其他人,一大早第一个过来表达对父亲的尊重。他一直读我的文章,并在自己的圈子里传播。临走时,他给我看了自己的身份证与工作证。他在某省公安厅工作,是一名国保警察。
当时,我的启蒙者——父亲杨新亚,他的灵柩就在旁边,虽然他再也无法发声,但我真希望他能看到这一切,也能原谅我这位不孝之子没有能够对他尽孝。
杨恒均201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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