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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余英时:知人论世


作者:李怀宇 更新日期:2013年03月20群学网
   
 
标签:中国思想家
  
一、未成小隐聊中隐

如果人间真有世外桃源,对我而言,梦里桃源便是普林斯顿。
2007年秋天,当我准备美国之行时,设想的第一访问对象是余英时先生。中秋节下午,我给余先生家发了一份传真,心中不免忐忑,怕被拒之门外。中秋之夜,我给余先生家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余师母陈淑平女士,从声音里可以感觉是一位大家闺秀。我大喜过望:余先生愿意见我。赴美之行恍如梦境。2007年11月5日,我到美国的第二天,从纽约坐火车到普林斯顿,余师母早在车站等候。
余先生在普林斯顿的生活近乎隐居。余家是树林里一幢独立的房子,屋前一个小鱼池,屋後一片小竹林,後来我多次陪余先生喂鱼散步,颇有“悠然见南山”之趣。大书房上挂郑板桥的书法“小书斋”。客厅中的字画多是余先生的师友所赠,印象中有钱穆、俞平伯、张充和的作品。胡适的字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余先生“集坡公诗句放翁词句”而请他岳父陈雪屏先生写的对联是:“未成小隐聊中隐,却恐他乡胜故乡。”我觉得此联颇见余先生晚年心境。
冥冥之中有缘,我在普林斯顿盘桓了多日,与余先生畅谈了五天三夜。如今回想,我的访问生涯中从未有此奇缘。
在普林斯顿的日子,我受到余师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每天从旅馆到余家都由余师母开车接送。第一天晚上,因为时差的缘故,我失眠了,天刚一亮,我匆匆吃过早餐,便到普林斯顿大学里闲逛。雨後空气格外清新,校园之美,令我心醉。我在漫步中不免浮想联翩,爱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深思,胡适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微笑,彷佛就在眼前。多少年来,我对普林斯顿心向往之,无非是因为已故二公与当代余英时。
那天早上在余师母的车子里,闲聊得知我喜欢二公。有一天中午,余先生夫妇专门带我到爱因斯坦常去的校园餐厅吃饭,饭後兜到爱因斯坦的故居门前,如今的屋主刚拿了诺贝尔奖。余先生没有见过胡适,余师母的父亲陈雪屏与胡适是至交,她告诉我:“我们家常常我开门。胡先生就常常会问我:你现在几年级,家里有什麽功课?他把我们小孩子也看成人。”後来从余先生夫妇的待人接物中,我恍然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小孩子。
别後,我时常打电话到普林斯顿,人间趣事,心中烦恼,事无巨细,余先生夫妇总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读了余先生的着作或是和余先生通过电话,我会冥思时空的奇妙,古人今人,天涯咫尺,竟在神游与笑谈中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隔阂,这也许便是历史研究的魅力。

二、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

研究知识人的历史世界,家学与师承不可不考,天赋与勤奋自然重要,胸襟与见识尤为可贵。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先生毕业於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对欧洲史、美国史兴趣更大,1926年至1928年赴美国考尔格大学和哈佛大学读美国史。1929年余协中继蒋廷黻出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余英时在天津出生,母亲张韵清女士因为难产去世。余协中伤心欲绝,举家离开天津。余英时童年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抗战爆发後,余英时回到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
王元化先生《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说,在夏威夷开会时他谈到中国的农民意识问题,引起了余英时的批评。余英时说抗战初在农村住过,所见到的农民都是很质朴老实的,王元化则以1939年初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亲身经历为例申辩。这段回忆录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当面向余英时问起。余先生说:“佃户跟地主的冲突到处都发生,但是那个冲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谓‘阶级斗争’呢?个人所见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户欺负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儿寡妇,那是没有办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强的退休官员,有势力,欺负佃户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论。王元化的这个回忆录我看过,但我们後来也没有拿这些问题去争辩了。我常常说,中国这麽大一个社会,比整个欧洲还大,不可能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乡下生活使余英时对传统文化有参与的体验,後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中国调查,在他看来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并没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经验,只停留於数位上。
1943年前後,桂系有一个营的军队驻紮在潜山官庄,营长杜进庭大概做了不少贪赃枉法、欺压乡间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腾。余英时才十三岁左右,并未见过杜营长,但听乡中长辈说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体,所以心中颇为愤怒。不知怎样异想天开,竟写了一个很长的状子,向政府控诉杜营长的种种罪行。这篇状子写完了,余英时便留在书桌上,後来自己也忘记有这样一回事了。无巧不成书,余英时去了一趟舒城县,有好几天不在家,恰好杜营长的一个勤务兵到余家询问什麽事,被引进余英时的书房,无意中发现状子,大惊之下便把状子送给杜营长。据说杜营长读後不但愤怒而且惊恐万分,怀疑状子不是一个小孩子写的,必是官庄乡绅合谋控告他,要致他於死地。杜营长抓不到余英时,便召集乡中有地位有头面的人,当面追究,这些乡绅本不知情,自然矢口否认,都说不过是一个淘气孩子的游戏之作。当晚乡绅准备了丰盛的酒席为杜营长解忧,杜大醉後失声痛哭,说这状子如是官庄乡人的阴谋,反正他活不成了,一定要大开杀戒,把余英时等相关的人全部枪毙。事隔一二日後,余英时在夜晚从舒城回到官庄,先经过乡间唯一的一条街,街上熟人见到他好像见到鬼一样,脸上带着一种恐惧的表情。其中有一二老者催余英时赶快回家,不要在街上乱跑。余英时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跑回家中才明白自己闯下大祸,使全家都吃惊受累。家人怕杜营长闻风来抓人,把余英时连夜送到一位行医的老族兄余平格家,躲一躲眼前的风险。余平格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当晚接待余英时,开口便说:“我因为你年纪小,一直把你当孩子。但你做了这件事,你已成人了。从此以後,我要另眼相待了。”余英时回忆:“这一事件在我个人生命史上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捩点。一夜之间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进入了成人的世界。这一转变并非来自我自己,而是我周边的人强加於我的。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结束了我的童年,逼得一言一行都不敢不慎重,以免被人讥评。我可以说是被这件意外之事逼得走上了‘少年老成’的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不自然的。”这一“告状”事件还有一个尾声。时间稍久,杜营长大概已接受乡人的解释,也认为是一个顽皮孩子的戏笔。不过,他还要派一个受过较多教育的政治指导员来谈一次。这位指导员经族人安排,在一个晚上和余英时吃酒用餐,谈话中顺便考考余英时的诗文知识,最後他相信“状子”是出於余英时之手,而余英时并无真去控告杜营长的意图。临走时,指导员紧紧和余英时握手,表示愿意成为忘年交之意。
余英时在乡间很少正式上学,小学、中学都是分散地上过一两个学期的学校。唯一与後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1945年至1946年,余英时在桐城县城舅舅家里住了一年。桐城人以人文自负,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传统之中。余英时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响,对旧诗文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他的二舅父张仲怡能诗,善书法,是清初张英、张廷玉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与方、姚、马、左齐名,但那时也相当衰落了。由於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余英时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余英时至今还记得舅父在锺馗画像上题了一首七绝:“进士平生酒一瓯,衣衫褴褛百无求。夸人最是安心处,须发鬅鬙鬼见愁。”舅父的初稿首句最後三个字原作“仕不优”,以诗稿示一位诗友,那位诗友立即指出:“仕不优”当改作“酒一瓯”。舅父大喜称谢,称他为“三字师”。“酒一瓯”自然浑成,远比“仕不优”的生硬为佳。余英时在一旁听到这改诗经过,很受启发,懂得诗句原来是要这样“推敲”的。
在抗战期间,余协中在重庆考试院做参事,父子分隔两地九年,余英时在乡间根本没有碰到西方的书籍。多少年後余英时回想,父亲无形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我对西洋史有兴趣是从父亲那儿来的。他编着一部几十万字《西洋通史》,对我很有启发。小时候看不大懂,但渐渐入门,对着作肃然起敬。因此我不光对中国史有兴趣,还对西洋史有兴趣,看看西洋史是怎麽变化的,我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历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关。”
抗战胜利後,余协中受杜聿明委托到渖阳创办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夏天,余英时从桐城重回安庆,然後到南京转北平,最後定居渖阳,期间找老师课外补习英文、数理化。1947年夏天,余英时考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他回忆:“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的数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家所藏英文书籍也以西史为主,我虽不能阅读,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读西史的强烈愿望。我课外阅读则由梁启超、胡适的作品开始,种下了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一位青年讲师讲授,用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因此,我在这所新办的大学虽然仅仅读了三个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此後战局变幻。1947年12月,余英时随父亲从渖阳飞往北平,当时机场一共有三架飞机,余协中被安排在第一架,余英时则在第三架。当余英时正在排队登机的时刻,余协中忽然招手要他过去,因为第一架还有一个空位。於是余英时在最後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结果第三架失事了。
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余英时在北平闲居,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影响他最大的要算储安平办的《观察》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他回忆:“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是接受五四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自由主义是什麽?〉一文(刊在《独立时论》上),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素,经过调整之後,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
在20岁以前,余英时亲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动时代,接受了并不完整的学校教育。1949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时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留下美好的回忆。2008年余英时为巫宁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为题。

三、人的记忆才是真生命

1950年元月初,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亲和继母。余协中原来在渖阳办中正大学时,曾决定请钱穆先生去教书,钱先生当时答应了,後来没有去成。余英时到了香港以後,余协中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当时新亚书院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余英时去考试时,钱穆亲自出来主持,只叫余英时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後,钱穆当场看了余英时的中文试卷,接着又看英文试卷,马上决定录取。
钱穆那时候心情不好,教书也没有好多心思,常常要去台湾找经费。学生的学费都交不起,後来余英时的成绩比较好,算是免费的。老师们非常艰苦,就靠自己写稿。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他:“有什麽事要我帮您做吗?”钱穆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来。余英时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後,余英时犹豫不定,还是决定回北京。他说:“我也不喜欢香港的殖民地生活,虽然我已经在新亚书院念了一学期,还是觉得在燕京大学好,因为在香港我不知将来干什麽。”这一年夏天,余英时坐上开往大陆的火车,过了香港不久,车到东莞石龙,停了三四个小时,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搏斗:“我是跟我父母呢,还是回北京?後来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弟弟还小,也没有人照顾。我想中国人多得很,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战之下,最後决定还是回香港,主要还不是政治考虑,是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火车到了广州,形势紧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随便回去,余英时就找到一个所谓“黄牛”,私下给了大概一百港币,顺利回到了香港,不复北上。
从此,余英时决心在新亚书院读书。1951年冬天,钱穆去了台北。不久发生了在联合国同志会演讲而礼堂倒塌的事件,使钱穆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养伤。等到1952年6月,余英时毕业的时候,钱穆还在养伤,到秋天才回来。

一、未成小隐聊中隐

如果人间真有世外桃源,对我而言,梦里桃源便是普林斯顿。
2007年秋天,当我准备美国之行时,设想的第一访问对象是余英时先生。中秋节下午,我给余先生家发了一份传真,心中不免忐忑,怕被拒之门外。中秋之夜,我给余先生家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余师母陈淑平女士,从声音里可以感觉是一位大家闺秀。我大喜过望:余先生愿意见我。赴美之行恍如梦境。2007年11月5日,我到美国的第二天,从纽约坐火车到普林斯顿,余师母早在车站等候。
余先生在普林斯顿的生活近乎隐居。余家是树林里一幢独立的房子,屋前一个小鱼池,屋後一片小竹林,後来我多次陪余先生喂鱼散步,颇有“悠然见南山”之趣。大书房上挂郑板桥的书法“小书斋”。客厅中的字画多是余先生的师友所赠,印象中有钱穆、俞平伯、张充和的作品。胡适的字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余先生“集坡公诗句放翁词句”而请他岳父陈雪屏先生写的对联是:“未成小隐聊中隐,却恐他乡胜故乡。”我觉得此联颇见余先生晚年心境。
冥冥之中有缘,我在普林斯顿盘桓了多日,与余先生畅谈了五天三夜。如今回想,我的访问生涯中从未有此奇缘。
在普林斯顿的日子,我受到余师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每天从旅馆到余家都由余师母开车接送。第一天晚上,因为时差的缘故,我失眠了,天刚一亮,我匆匆吃过早餐,便到普林斯顿大学里闲逛。雨後空气格外清新,校园之美,令我心醉。我在漫步中不免浮想联翩,爱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深思,胡适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微笑,彷佛就在眼前。多少年来,我对普林斯顿心向往之,无非是因为已故二公与当代余英时。
那天早上在余师母的车子里,闲聊得知我喜欢二公。有一天中午,余先生夫妇专门带我到爱因斯坦常去的校园餐厅吃饭,饭後兜到爱因斯坦的故居门前,如今的屋主刚拿了诺贝尔奖。余先生没有见过胡适,余师母的父亲陈雪屏与胡适是至交,她告诉我:“我们家常常我开门。胡先生就常常会问我:你现在几年级,家里有什麽功课?他把我们小孩子也看成人。”後来从余先生夫妇的待人接物中,我恍然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小孩子。
别後,我时常打电话到普林斯顿,人间趣事,心中烦恼,事无巨细,余先生夫妇总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读了余先生的着作或是和余先生通过电话,我会冥思时空的奇妙,古人今人,天涯咫尺,竟在神游与笑谈中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隔阂,这也许便是历史研究的魅力。

二、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

研究知识人的历史世界,家学与师承不可不考,天赋与勤奋自然重要,胸襟与见识尤为可贵。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先生毕业於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对欧洲史、美国史兴趣更大,1926年至1928年赴美国考尔格大学和哈佛大学读美国史。1929年余协中继蒋廷黻出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余英时在天津出生,母亲张韵清女士因为难产去世。余协中伤心欲绝,举家离开天津。余英时童年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抗战爆发後,余英时回到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
王元化先生《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说,在夏威夷开会时他谈到中国的农民意识问题,引起了余英时的批评。余英时说抗战初在农村住过,所见到的农民都是很质朴老实的,王元化则以1939年初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亲身经历为例申辩。这段回忆录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当面向余英时问起。余先生说:“佃户跟地主的冲突到处都发生,但是那个冲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谓‘阶级斗争’呢?个人所见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户欺负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儿寡妇,那是没有办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强的退休官员,有势力,欺负佃户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论。王元化的这个回忆录我看过,但我们後来也没有拿这些问题去争辩了。我常常说,中国这麽大一个社会,比整个欧洲还大,不可能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乡下生活使余英时对传统文化有参与的体验,後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中国调查,在他看来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并没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经验,只停留於数位上。
1943年前後,桂系有一个营的军队驻紮在潜山官庄,营长杜进庭大概做了不少贪赃枉法、欺压乡间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腾。余英时才十三岁左右,并未见过杜营长,但听乡中长辈说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体,所以心中颇为愤怒。不知怎样异想天开,竟写了一个很长的状子,向政府控诉杜营长的种种罪行。这篇状子写完了,余英时便留在书桌上,後来自己也忘记有这样一回事了。无巧不成书,余英时去了一趟舒城县,有好几天不在家,恰好杜营长的一个勤务兵到余家询问什麽事,被引进余英时的书房,无意中发现状子,大惊之下便把状子送给杜营长。据说杜营长读後不但愤怒而且惊恐万分,怀疑状子不是一个小孩子写的,必是官庄乡绅合谋控告他,要致他於死地。杜营长抓不到余英时,便召集乡中有地位有头面的人,当面追究,这些乡绅本不知情,自然矢口否认,都说不过是一个淘气孩子的游戏之作。当晚乡绅准备了丰盛的酒席为杜营长解忧,杜大醉後失声痛哭,说这状子如是官庄乡人的阴谋,反正他活不成了,一定要大开杀戒,把余英时等相关的人全部枪毙。事隔一二日後,余英时在夜晚从舒城回到官庄,先经过乡间唯一的一条街,街上熟人见到他好像见到鬼一样,脸上带着一种恐惧的表情。其中有一二老者催余英时赶快回家,不要在街上乱跑。余英时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跑回家中才明白自己闯下大祸,使全家都吃惊受累。家人怕杜营长闻风来抓人,把余英时连夜送到一位行医的老族兄余平格家,躲一躲眼前的风险。余平格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当晚接待余英时,开口便说:“我因为你年纪小,一直把你当孩子。但你做了这件事,你已成人了。从此以後,我要另眼相待了。”余英时回忆:“这一事件在我个人生命史上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捩点。一夜之间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进入了成人的世界。这一转变并非来自我自己,而是我周边的人强加於我的。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结束了我的童年,逼得一言一行都不敢不慎重,以免被人讥评。我可以说是被这件意外之事逼得走上了‘少年老成’的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不自然的。”这一“告状”事件还有一个尾声。时间稍久,杜营长大概已接受乡人的解释,也认为是一个顽皮孩子的戏笔。不过,他还要派一个受过较多教育的政治指导员来谈一次。这位指导员经族人安排,在一个晚上和余英时吃酒用餐,谈话中顺便考考余英时的诗文知识,最後他相信“状子”是出於余英时之手,而余英时并无真去控告杜营长的意图。临走时,指导员紧紧和余英时握手,表示愿意成为忘年交之意。
余英时在乡间很少正式上学,小学、中学都是分散地上过一两个学期的学校。唯一与後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1945年至1946年,余英时在桐城县城舅舅家里住了一年。桐城人以人文自负,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传统之中。余英时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响,对旧诗文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他的二舅父张仲怡能诗,善书法,是清初张英、张廷玉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与方、姚、马、左齐名,但那时也相当衰落了。由於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余英时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余英时至今还记得舅父在锺馗画像上题了一首七绝:“进士平生酒一瓯,衣衫褴褛百无求。夸人最是安心处,须发鬅鬙鬼见愁。”舅父的初稿首句最後三个字原作“仕不优”,以诗稿示一位诗友,那位诗友立即指出:“仕不优”当改作“酒一瓯”。舅父大喜称谢,称他为“三字师”。“酒一瓯”自然浑成,远比“仕不优”的生硬为佳。余英时在一旁听到这改诗经过,很受启发,懂得诗句原来是要这样“推敲”的。
在抗战期间,余协中在重庆考试院做参事,父子分隔两地九年,余英时在乡间根本没有碰到西方的书籍。多少年後余英时回想,父亲无形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我对西洋史有兴趣是从父亲那儿来的。他编着一部几十万字《西洋通史》,对我很有启发。小时候看不大懂,但渐渐入门,对着作肃然起敬。因此我不光对中国史有兴趣,还对西洋史有兴趣,看看西洋史是怎麽变化的,我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历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关。”
抗战胜利後,余协中受杜聿明委托到渖阳创办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夏天,余英时从桐城重回安庆,然後到南京转北平,最後定居渖阳,期间找老师课外补习英文、数理化。1947年夏天,余英时考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他回忆:“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的数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家所藏英文书籍也以西史为主,我虽不能阅读,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读西史的强烈愿望。我课外阅读则由梁启超、胡适的作品开始,种下了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一位青年讲师讲授,用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因此,我在这所新办的大学虽然仅仅读了三个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此後战局变幻。1947年12月,余英时随父亲从渖阳飞往北平,当时机场一共有三架飞机,余协中被安排在第一架,余英时则在第三架。当余英时正在排队登机的时刻,余协中忽然招手要他过去,因为第一架还有一个空位。於是余英时在最後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结果第三架失事了。
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余英时在北平闲居,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影响他最大的要算储安平办的《观察》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他回忆:“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是接受五四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自由主义是什麽?〉一文(刊在《独立时论》上),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素,经过调整之後,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
在20岁以前,余英时亲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动时代,接受了并不完整的学校教育。1949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时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留下美好的回忆。2008年余英时为巫宁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为题。

三、人的记忆才是真生命

1950年元月初,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亲和继母。余协中原来在渖阳办中正大学时,曾决定请钱穆先生去教书,钱先生当时答应了,後来没有去成。余英时到了香港以後,余协中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当时新亚书院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余英时去考试时,钱穆亲自出来主持,只叫余英时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後,钱穆当场看了余英时的中文试卷,接着又看英文试卷,马上决定录取。
钱穆那时候心情不好,教书也没有好多心思,常常要去台湾找经费。学生的学费都交不起,後来余英时的成绩比较好,算是免费的。老师们非常艰苦,就靠自己写稿。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他:“有什麽事要我帮您做吗?”钱穆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来。余英时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後,余英时犹豫不定,还是决定回北京。他说:“我也不喜欢香港的殖民地生活,虽然我已经在新亚书院念了一学期,还是觉得在燕京大学好,因为在香港我不知将来干什麽。”这一年夏天,余英时坐上开往大陆的火车,过了香港不久,车到东莞石龙,停了三四个小时,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搏斗:“我是跟我父母呢,还是回北京?後来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弟弟还小,也没有人照顾。我想中国人多得很,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战之下,最後决定还是回香港,主要还不是政治考虑,是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火车到了广州,形势紧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随便回去,余英时就找到一个所谓“黄牛”,私下给了大概一百港币,顺利回到了香港,不复北上。
从此,余英时决心在新亚书院读书。1951年冬天,钱穆去了台北。不久发生了在联合国同志会演讲而礼堂倒塌的事件,使钱穆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养伤。等到1952年6月,余英时毕业的时候,钱穆还在养伤,到秋天才回来。
毕业以後,余英时反倒跟钱穆谈得多一点。“我跟钱先生谈的都是怎麽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他是学与思并重,是学者也是思想家。”
有时候,余英时的父母请钱穆到海滨去喝茶,常常谈一天。钱穆《师友杂忆》的那些故事,余英时从那时候就听起了,也劝他写下来。“他的记忆力非常了不得,晚年眼睛瞎了,就靠回忆,这些东西大体上去查证,都很准确,次序井然。有一次讲胡适在北大为了蒙文通的事情,跟他谈到中午,胡适要解聘蒙文通,钱先生不赞成。後来我在胡适日记里一查,确实如此。有些抗战时的事情,我查了吴宓日记,也是相当准确。他有些话很有意思:人的记忆才是他的真生命。真生命才能记得,如果忘了,就不是在生命里很重要的。”
1953年,钱穆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创办研究所,这是新亚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只有几个研究生,余英时也在其中。进入新亚书院以後,余英时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他也念有关西方的东西,当时就感觉到不能光看中国的东西,要有比较世界性的眼光,对西方的历史思想,後来包括政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虑。“不过我最早很注重社会史,甚至经济史,我不信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想自己另作研究,早期的作品反映了这一点。我一方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为故国文化延续了一脉香火。在钱穆逝世後,余英时将纪念钱穆的文章结集成《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以余英时的专着而言,标举历史人物大名者还有多本:《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重寻胡适历程》。这些着作的重心实则投注在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余英时在谈新亚书院精神的文章中引《新亚学规》:“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或许可以由此看出余英时治学中的一些脉络。

四、综合与分析并重

1955年,余英时以“无国籍之人”(a stateless person)的身分到哈佛大学当访问学人。原来哈佛燕京学社在1954年就来函,邀请新亚书院选派一名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教师赴哈佛访问。这一年新亚书院的教师中没有年轻合格者,便推荐了曾留美的老学者陈伯庄,哈佛大学认为年龄太大,不符条件。翌年又来函邀请,新亚书院遂将二十五岁的余英时以助教名义派送前往。余英时回忆:“我根本就不认为我去哈佛燕京的可能性有多少,等他们的通知来了,我才知道居然有这个机会。”
在哈佛大学,余英时第一年是访问学人,以後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指导老师是杨联陞。钱穆《师友杂忆》说:“学期中,哈佛来邀去作学术演讲。晤雷少华,亲谢其对新亚研究所之协助。雷少华谓,哈佛得新亚一余英时,价值胜哈佛赠款之上多矣,何言谢。英时自去哈佛两年,转请入研究所读学位,获杨联陞指导,成绩称优,时尚在校。”
在1955年之前,余英时根本就不知道杨联陞这个人。初到哈佛,几个朋友带余英时到杨联陞先生家里拜访,闲谈中感觉杨先生学问渊深。两三天以後,在费正清家中的茶会上,余英时向杨联陞问道:“您现在专门研究什麽东西?”後来传为笑话。余英时回忆:“这并不是我看不起杨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他,怎麽可以乱讲话:久仰久仰。後来我写东汉士族大姓与政权,有人告诉我:杨先生写过很长而且很有名的文章,日本人都注意了。我才知道,所以我的文章写完以後,请杨先生看一看,他借给我两本日本书,说日本研究的很多。他很担心我的文章内容是他已经讲过的,等他看完说:你这个跟我的不一样。虽然是闭门造车,但是跟日本人的并没有重复。他读我的稿子时,我也同时在读他的名文——〈东汉的豪族〉。他讲了东汉一代,我当然开了眼界,但我讲的是两汉之际那一小段,而且特别注意‘士族’,和一般的‘豪族’也不同。”
正式成为杨联陞的学生後,余英时深感杨先生为人厚道,非常爱护年轻人。而杨先生做学问是日夜不息,非常用功。我问:“杨联陞先生得精神病是怎麽回事?”余先生说:“那可能有遗传的关系。按照杨夫人的说法,他们杨家上一代有这种病。当然,美国生活很紧张,什麽都得自己管,我在这儿生活如果不是我太太什麽都管,我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做研究。而且在美国做教授,每年必须发表文章到一个程度,如果几年没有什麽成绩,那别人不说话你也心理上过意不去。杨先生受到的压力你可想而知,他一个人独立地写书评,各种各样都得写,艺术史、考古、语言、中国史、中外关系史、科学史都得评,那都得花多少工夫?所以胡适就说:你太辛苦,希望你能轻松一点。他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就精神崩溃了,以後当然恢复过来,但是反反覆覆过两年又不行了。那时候要电打头脑,杨先生告诉我,这东西是五雷轰顶。我对杨先生是非常同情的。”
我不免感慨杨联陞先生“千古文章未尽才”。余先生说:“也不然,杨先生的论文相当多。他到四十五、六岁之後基本上不能做大规模的研究了。当我初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汉学界‘第一人’。我记得他病的时候,我代他教书,用他的书房,我看见费正清给他条子:你就好好休息一年,你还是第一人,放心好了。杨先生阅读的汉学范围很广,尤其在日本方面,他如数家珍。许多大史学家、文学家对他都非常推崇,像法国的戴密微。说老实话,作品不在多少。他的许多论文都有开创性,影响很大。”我顺口道:“传说梁启超推荐陈寅恪时说: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比我着作等身更有价值。”余先生说:“人真正传下去的东西不会太多的。你想,尤其在自然科学或者数学,像1994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纳什,就是《美丽心灵》的主角,早年只有一两篇论文,才到中年就得了神经病,什麽事也没做,晚年还是得到承认,得奖还是靠早年的论文。当然人文研究不太一样,需要更长时间才成熟,着作量也比较重要,不过着作等身的人,真能传世的也不过几种而已。人文着作尤其需要通过时间的测验,轰动一时之作,未必真站得住。”我说:“身後之事谁能管呢?”余先生说:“中国的文人都是难免受到‘三不朽’的影响,立功、立德、立言,其实大可不必在这上面费心思。”
重寻学术历程,钱穆和杨联陞对余英时影响深远。“钱先生给我关於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指导,要我在经、史、子、集上选取最重要的原典下扎实的功夫,必须做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有了这个基础,以後才能自己发挥。决不能书未读通,便抢着想表现,急於发表文章。”余先生说,“杨先生知道我已在钱先生门下受过薰陶,所以开玩笑地说我是‘带艺投师’。因此他教我另外一套治学方式,也就是现代西方学界的普遍规矩:基本材料当然是原始文献,但原始文献中有许多地方必须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读者才能明白,这就得考证和分析,不能不负责任地引用经典原文,便算了事。更重要的是,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大问题,其中都涉及无数次一级的小问题,有些是现代学人已研究过的。你必须广读相关的他人着作,英文、法文、日文等不能放过,这些是所谓第二手的资料,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你不能不知道。所以我很有运气,两位老师各教一个方面,恰好互补,综合与分析并重。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五、中国情怀

余英时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东汉生死观》,1967年出版了英文专着《汉代贸易与扩张》,後来结集的英文着作有《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人文与理性的中国》。1973年至1975年,余英时出任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转向用中文发表学术着作。
新亚书院的发展,并不全在钱穆的构思之中。历史的变幻常出人意表,钱穆从香港到台北定居,重要的缘故之一便是新亚书院後来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在余英时的学术生涯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担任新亚书院院长是他生平唯一从事行政工作的两年。1974至1975年学年,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雄才大略,请余英时担任“大学改制工作小组”主席,成员中有日後卓然成家的金耀基、陈方正。在患难之中,余、金、陈三人成为一生至交。金耀基先生谈到自己当时的处境:“1975年大学正在改制,学校里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冲突。这时候,我拿到去剑桥大学访问的通知,多麽愉快啊!这样就没有这麽多烦的事情。”得力帮手尚且如此,余先生有多“烦”就可想而知。陈方正先生则回忆:“他翩然回归,出掌母校新亚书院,跟着又担任中文大学副校长,真所谓英才俊发,风华正茂,不料旋即卷入大学体制改革风波,为这所崭新学府的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两年後就黯然返美,似乎是绚烂归於平淡了。其实,那才是他事业的真正开始。”此中历练,对余先生而言,既是危机,也是转机。
据我从旁得知,余英时後来在多家着名学术机构邀请担任行政职务时,皆毅然谢绝。有一次,余先生向我坦露心迹:“权力对我毫无意义,我做了两年新亚书院院长,自知与性情不合,便断了搞行政的念头。那时候我才四十几岁,若把学问丢掉,处理人事,那是舍己之长,用己之短,浪费我的真生命。校长虽然有些权力,但是我不知如何使用它,不认为这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在香港中文大学这两年,是余英时重新转向东方的开始。1976年,余英时在台湾出版了《历史与思想》,在中文学界可谓石破天惊。此後,余英时在台湾每出版一本着作,均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中年学者黄克武说:“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余英时。”
余英时夫妇第一次回到东方时到日本旅行,结识了日本汉学泰斗岛田虔次,成为好朋友。岛田虔次有言:“虽与余教授的学术论点不尽相同,却不能不推崇他是当今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岛田虔次很早就关注余英时的着作,从《方以智晚节考》到《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都在日本学界鼎力推介翻译。而余英时在美国培养的学生河田悌一,後来成为日本关西大学校长。2007年,关西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给余英时,并请余先生在日本中国学会的年会上演讲。1927年是胡适在那儿演讲,相距正好八十年。
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17日,美国通过美中学术交流会和国家科学院两个机构,组成了一个“汉代研究代表团”到中国考察考古遗址。张光直在後面推动余英时担任团长。此行访问了北京、洛阳、西安、敦煌、兰州、长沙、昆明、成都。余英时先後会见了俞平伯、钱锺书、唐兰、唐长孺、缪钺等心仪已久的学术前辈。在成都,缪钺先生是杨联陞先生的内兄,也是钱穆先生的朋友,余英时表示要去看他。四川大学提出,今晚让缪钺到旅馆来看余英时。余英时说:“不行。第一,中国规矩是行客拜坐客。第二,他是我的前辈,如果把他搞到这里来,我就不见了。要麽就让我去看他,不要就算了。”第二天,四川大学就把缪钺的家搬了。余英时去拜访缪钺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是新搬的房子。学校里的人也不参加会面,两个人就很自由地畅谈学术上的问题。缪钺1978年11月15日给杨联陞家的信中说:“因为余先生来访,川大很快的给我调整了住房,并布置楼下那一个大间作为接待室。”
余英时自1950年离开中国大陆後唯一的访问虽然只有一月,却深深地勾起他的“中国情怀”。余英时的回忆文章说:“从西安到敦煌这一段火车行程尤其使我神游於千载之上,时时体念到汉唐时代的祖先怎样开拓了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国家,创造了这样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化。我的心情不但与美国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随我们的中国朋友也截然异趣。”从敦煌回来的路上,余先生诗情勃发:“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返美後,余英时情绪低落了好几个月。多年後,余英时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而在1989年,余英时在普林斯顿竭尽全力安顿了许多中国学人。个中种种因缘,皆由文化情怀所致,他说:“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

六、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2009年12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了《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该书厚达960页,汇聚了华人世界众多着名学者的论文,向余英时先生致敬。在前言中,余英时的学生田浩、黄进兴、陈弱水、王泛森回忆了自己所认识的老师,其中有一句话颇有意思:“为什麽这位学者的英文着作比较少,可是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名牌大学任教数十年,而且是头一位获颁Kluge Prize的亚洲历史学家?

克鲁格奖(John W. Kluge Prize)是由克鲁格捐资,为诺贝尔奖未能涵盖的人文研究,如历史、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和批评而设立的不分语种的奖项,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2006年,余英时成为克鲁格奖的共同得主。这次得奖,在余先生看来是机缘凑合:“许多外面的东西我认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於将来得到什麽荣誉,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於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在美国学界,余英时培养了许多英才。1962年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後,余英时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学生中有比他大十二岁的黄仁宇。在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多处写到余英时热心地为他推荐工作、申请研究基金。黄仁宇在中国如此畅销的史学家,竟在六十一岁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所解聘,怎不让人心痛!当时黄仁宇赋闲在家撰写新书《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经余英时告知台湾《联合报》老板王惕吾,资助黄仁宇两年的研究费用,使其生活无虞,专心写作。1991年7月4日,余先生为黄先生的《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写的序中说:“我们无论是否接受作者的史学预设或同意他对於具体事件的解释,我们都不能不对他的知识真诚和故国情深表示一种同情。”
余英时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四年後,1966年秋天回到哈佛大学任教,1967年春天拿到长期聘约。当年华人学界,杨联陞之後,哈佛大学最耀眼的学者当属余英时。此後,余英时自北而南,1977年受耶鲁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1987年受普林斯顿大学礼聘为全大学讲座教授,这在美东常春藤名校中可能是少有的纪录。
2007年我的美国之行,闲游了余英时任教过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领略三所校园各自的美妙。而2009年我的台湾之行,访问了余英时的学生黄进兴、陈弱水、王泛森,聆听他们记忆里的先生之风。
黄进兴读哈佛大学是得力於余英时的推荐。但黄进兴刚到哈佛大学那一年,余英时便转任耶鲁大学。余先生偶过波士顿时,有一晚电话召黄进兴聚谈,深夜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黄进兴听余先生一再说:“做学问说穿了就是‘敬业’两字。”从古人的“闻道”到余先生的“敬业”,黄进兴灵光一闪,似乎看到近代学术的真精神。黄进兴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史华慈说:“你要在中国学方面打点基础,我介绍你到耶鲁去跟余英时教授好了。”於是黄进兴每隔两三个月就去余英时家住一两晚,是一辈子读书愉快的经验。他受余英时影响,一方面研究新学术,一方面弥补旧学的不足。黄进兴的博士论文题目《18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和政治: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实际上是余英时给他的。黄进兴回忆:“我的博士论文写得很快,一年九个月就完成了。我当然不是天纵英明,而是有个好老师。”
陈弱水亲眼看到耶鲁时代的余英时是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他无时无刻不在想问题”。在一次在课堂上念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学生拿出什麽条目来,余英时就临时看,结果一面读,就发现赵翼的错误,得出正确的答案。陈弱水说:“这对我做研究有很深的启示:人文学者做研究要靠自己的心、头脑,随时都要在一个严谨、具有批判性的状态当中。”在耶鲁大学时,陈弱水担任过余英时和史景迁的助教。他回忆:“余先生某方面来说有道家性格,生活状态基本顺其自然,这是本性吧。他经常叫我从容,可是我很难做到,他是天生这种性格。别人看来很多事情他是有意做的,其实不是,他有意做的未必做到。余先生决断力很强。我们知道自己的性情,但很难按照性情做事,会受到外面的影响,不管是文化价值还是名位的欲望。他在这方面看得比较清楚,这是他能够比别人专注的原因之一。”
王汎森跟余英时是同时到达普林斯顿大学的。早在高中时代,王汎森就是看余英时的文章长大的,後来他对余先生说:“如果您不是1970年代开始写大量中文,在美国是一个成功的教授。但是写了大量中文,您成为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一份子,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学者而已。”在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很鼓励学生尝试各种可能性。王泛森回忆:“余先生看西方的书很多,很及时,旧学也很厉害,所以对题目的潜势看得很恰当,知道可能性在哪里,限制在哪里,知道怎麽引到有意义的方向。这不是一般老师能做到的。一般老师可能理论讲得很好,但不一定对那个领域、材料掌握得那麽深。有一次讨论到一位有名的学人,他说那个教授只能教大学,但不大能教研究所,因为那个教授对材料的广度及纵深掌握不够。余先生是两者皆长,对研究生影响更大。一般大学见到老师比较难,但普林斯顿学生不多,学生要见教授,通常只要敲个门就可以了。学问很多时候就是聊出来的。”

七、人的尊严

我读余英时的著作,常常发现字里行间闪烁着对人的关怀。在他看来,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後果。2002年9月22日,余英时为《士与中国文化》写新版序,表示近来极力避免“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我想尽量恢复 intellectual的‘人’的尊严,对於中国古代的‘士’更应如此。把孔、孟、老、庄一概称之为‘知识分子’似乎总不免感觉着有点别扭。但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却不敢奢望别人也同情我的感觉取向。”我对余先生的这个说法一见倾心,从此也改用“知识人”了。
凡是与余英时深交的人,无不感受到他的古道热肠。余英时义不容辞地为友人写序,已集成《会友集》一书,而他的多部着作也由友人求序而引发而成,《重寻胡适历程》、《未尽的才情》便是如此。余英时行文与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颇为相似。当年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已,竟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而余英时为《朱子文集》的新标点本作序,步步深入而成《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完成这部巨着之时,余英时已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以七十有余之年,依然健笔如椽。
余英时的着作几乎跨越了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初次见面时,我的脑子里还环绕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便问余先生为何不写通史?余先生说:“我自己觉得花几年时间写通史,还不如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用几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产生新的知识,不仅是综合已有的知识。通史必须尽量求全面,许多专门领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这也是我不敢下笔的一个原因。一再考虑,我还是觉得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专题研究上,贡献较实在。只要所选专题很重要,即可由专中透出通贯的见解。譬如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写成《朱熹的历史世界》,我自觉打通了宋代政治与思想之间不少隔阂,也有助於‘通’。这是以‘专’济‘通’。”近年来,余英时把目光投注到唐代的诗人和禅宗。有一次,余先生告诉我:“历史要看变化,我研究历史始终有一个重点,不是从头到尾研究,没有什麽事情发生,研究它干什麽?我研究的是有变化的时期,要抓住每一个朝代,都是看它的变化,才能看出全部历史的贯通之处。有变化时期就多研究,没有变化时期就摆在一边。我认为研究历史是看整个结构与结构中间的变化,不是盲目地随便地抓一批就兴之所至研究一下,暗里要有整个的计画。这就是你心里想的通史的计画。”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云:“尝试论之,史者,知人论世之学也。今人於论世之义知之甚审,而於知人之义即多忽之。此时代风气使然也。然亦未有不知人而真能论世者,更未有不知其心而真能知其人者。此於治思想史为尤然。”“知人论世”的追求,贯穿了余英时所有的作品。他把理解与同情注入了历史研究,方以智、戴震、章学诚、朱熹、陈寅恪、胡适、钱穆、顾颉刚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而这些历史人物背後的时代风云与思想剧变彷佛重现。
现实世界不管如何变幻,《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百年来依然点中人性的要害。我以访问知识人为志业,常常在关键时刻见到人性的幽暗一面,心中经历一番惊涛骇浪之後,只能一笑置之。我虽然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有幸遇见真小人与伪君子,心灰意冷之时不免感慨文化界也是名利场。也许是我的有感而发,余先生对我说:“我觉得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後面还是继续犯,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便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

本文参考书目
余英时着作,四十余种。
田浩(Hoyt Tillman)编,《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12月初版)。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3月第2版)。
杨联陞,《哈佛遗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第1版)。
陈方正,《迎接美妙新世纪》(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3月第1版)。

来源: 《思想》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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