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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斋:潘金莲,何罪之有


作者:晨光斋 更新日期:2013年05月11群学网
   
 
标签:性与性别

  ———也论潘金莲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代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它制造了许多忠臣孝子和节妇烈女,供阔人们宰割;那些不忠不烈的人们,便不用说,连这样的筵宴也上不了,即被悄悄地吃掉了,潘金莲就是一个。

  筵宴内外之死其本质无异,好在前者尚赐忠孝节烈之美名,更有甚者还有人为其树碑立传、表彰后世。而后者则惨了,生前不幸,死后受侮,甚至几百年不得变更。潘金莲则更是一个。

  自从《水浒传》问世,迄今已五百多年,百多名英雄好汉美名流传、众口称赞;与其同时,潘金莲的淫妇形象也臭名昭著,遗臭数百年。“五四”运动以后,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曾试图为潘金莲作翻案文章(如欧阳予情),但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及倡导者自身思想的局限,其影响甚微。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传统文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进步的妇女观赋予潘金莲评价以较新的内容。对其思想与性格作了发展的、区别的对待。如近年来出现在戏剧舞台、电视屏幕等艺术形式中的潘金莲形象,已由原来彻头彻尾的淫妇,改变为由好变坏,即由一个普通劳动妇女自觉不自觉的走向堕落的妇女形象。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对潘金莲形象的评价仍没有摆脱旧传统观念的束缚。

  对于潘金莲这一文学形象的评价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历史、文学、道德学、哲学等众多领域,直接反映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对彻底批判封建的道德观、宗法观,正确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使社会意识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加速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潘金莲其人

  早在《水浒传》成书之前,元代流传的水浒故事中,潘金莲就以淫妇的角色出现了。元代流传的水浒戏就有二十多种,这些故事后来有些被《水浒传》吸收,如武松杀嫂、石秀杀嫂等。这便使潘金莲的故事广泛流传,影响扩大。加之以武松杀嫂情节为引子创作而成的《金瓶梅》在明后期出现,以及后代各种戏剧和其他艺术形式对《水浒传》有关故事的反复改编和移植,更加深了潘金莲淫妇形象的影响。以致几乎达到老幼通晓,妇孺皆知的程度。

  潘金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在《水浒传》这样一部八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中,潘金莲不过是一个枝叶人物,没有多少情节。仅在第二十四、二十五回中昙花一现。至于她的身世,更是寥寥几笔的简单交待,但就是这寥寥几笔,也足可粗梳突见她的出身和遭遇。

  首先,她出身卑贱,是大户人家的使女,“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做潘金莲”。其次,她年轻美貌:“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再次,她本性刚正纯洁:“那大户要缠她,她意下不肯依人。”另外,她还单纯幼稚,在权势的淫威面前,却把希望寄托在女主人身上,“只是去告主人婆”,惹得那大户“以此恨记”,并“倒赔些房套,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嫁与他”,作为对她反抗行为的报复。同时她还具有心灵手巧,勤劳聪慧等中国劳动妇女所具有的传统美德,如“做得一手好针线”。

  如此看来,潘金莲不是天生的“水性”,更不是从来的淫妇。她本是个年轻貌美、单纯幼稚、聪明灵巧、刚正纯洁,具有反抗性的普通下层劳动妇女。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美貌女子,在当时的社会中,她的年轻貌美只能招至侮辱;她的单纯幼稚只能上当受骗;她的聪明灵巧,一手好针线也成了通向毁灭的桥梁。她的刚正纯洁,不甘受辱的反抗性,也只能加速不幸命运的发展。从本质看,她的全部追求,既无趋附势的奢望,亦无金钱财物的利欲,而仅仅是本应属于她自己的少女的贞洁,做人的权利,感情的幸福,生活的自由。然而这一切连同她那微弱的生命全部被无情地扼杀了,还加之十恶不赦的罪名。并永世不得翻案。这正是鲁迅先生“吃人”说的最彻底的证明。

  《水浒传》流传以来,加在潘金莲身上的罪名之多,几乎穷尽了对妇女的一切侮辱之辞,但多是围绕“奸淫罪”和“杀人罪”而渲染和发挥,且看她究竟是如何奸淫而又如何由奸淫导致杀人的。

 

  二、关于奸淫罪

  潘金莲因反抗“大户”的侮辱,被指夫为婚,嫁给了“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脸可笑”的“三寸丁谷树皮”武大,这种没有爱情,违反理性的结合,对才貌兼备、热切追求自由幸福的潘金莲来说,无疑是不公正的。然而她接受了,并没有立即反抗。

  这足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潘金莲对大户和武大的态度有明显区别,她宁愿嫁给一个面目奇丑的武大,哪怕是暂时的委身,也不愿在衣冠楚楚的“大户”手中受辱。这同她下层劳动妇女淳朴正直的性格基调是一致的。

  二是潘金莲的反抗并没有超出社会和自身的局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婚姻观念在她思想中占有一定位置。这是符合她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她所具有的思想基础的。

  然而,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是人类的本质属性。这一属性对于美貌聪慧的潘金莲来说,表现尤为突出。她不会甘于做武大的妻子,她心中埋藏着追求和反抗的种子,一旦条件适当,萌发是必然的。

  景阳冈一壮士徒手打虎,博得阳谷县百姓的爱戴。潘金莲对此当然也有所闻,并亦有敬慕之意,只是“不想去得迟了赶不上,未曾看见”。她没有想到这想见而“未曾看见”的打虎英雄,竟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她也没想到这智能双全的好汉竟是自己的叔叔(即小叔子);她更没想到这位与武大一母同胞的叔叔竟生得“这般长大”,“英俊魁武”,且“没有妻室”。这些极易使年轻女子春心动荡的信息,一齐注入潘氏受压抑、敏感的神经。于是,她心中那颗尚未失去活力的追求和反抗的种子开始萌发了。于是便暗送秋波、眉目传情。其结果遭到武松的一顿痛骂,这就是潘氏奸淫罪的第一桩证据。

  从这里,我们能责备潘氏什么呢?向小叔子调情,在旧时称作“淫乱”,在当今也被视为不道德。然而,对潘金莲则应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依然是社会生活基本结构的现在和将来,我们当然不能轻率地肯定潘氏对武松的行为。但是,她渴望青春爱情的般配,向往男才女貌的夫妻生活,追求个性的自由和解放这一点是无可指责的。她的行为明显带有反封建性。因为造成潘氏婚姻悲剧的根源是封建的婚姻制度。我们不能把封建的伦理道德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相提并论,更不能等同视之。在传统的家庭形式解体之前,为了维护社会生活的统一的,有秩序的运行,遵守包括家庭关系准则在内的道德规范是必要的。但在婚姻关系中必须以婚姻自由为前提,这是两种婚姻制度本质的区别。潘金莲的行为正是冲击了封建道德的本质的不合理性,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因此,以根本上说,潘金莲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

  潘金莲第一次大胆而盲目的追求失败了,但她向往幸福生活的热情没有冷却。武松侮辱性的痛斥,武大晚出早归的监视,在客观上更刺激了她的反抗情绪。同时她思想与行动中的盲目性也相应递增。

  不久,出现了西门庆,这是一个流氓兼恶霸。潘金莲挑帘子叉杆滑落,与西门庆门前相遇,这虽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街前生药铺有个色鬼西门大官人,阳谷县城又有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潘金莲,那么茶馆邂逅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了。他们这偶然的相逢,必然的邂逅是构成潘金莲奸淫罪的主要证据,然而这其中情况是较为复杂的。

  首先,主要责任当然是西门庆。他“从小也是个奸诈之人,使得些好举棒;近来暴发过,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让他些个”。潘氏叉杆滑落,正巧打在这条地头蛇的头上,西门庆正待要发作是自然的。可他回头一见潘氏,便“先自酥了半边”,心中即生淫念。说了句“倒是小人不是,冲撞了娘子”,“还将那一双眼都只在这妇人身上,临动身也回了七八遍头”。这个在阳谷县内“连官吏都敢排掐”的西门庆,如今想打一个普通民女的主意,可以说易如反掌,何况还有个老奸巨滑的王婆做帮凶。

  王婆本也是个普通下层劳动妇女,但几十年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弱肉强食的生活经验,已使她变成一个趋炎附势,刁滑奸诈,贪图钱财,甚至图财害命的丑类。这是畸形社会的产物,是潘氏悲剧的直接制造者。

  潘氏叉竿失手,王婆一旁叫了声“打得正好!”这“打得正好”一语暴露了王婆的丑恶嘴脸,也叫出了潘氏悲惨结局的的开端。为了贪图西门庆的钱财,王婆策划了一个“十拿九着”的阴谋,设下了环环紧扣的圈套,引诱潘金莲步步上钩,层层坠入,愈陷愈深。为了让西门庆向她长期进贡纳赏,还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威逼潘金莲同她结下了“床下之盟”,迫使潘金莲只得经常与西门庆私通。

  当然,在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关系中,我们不能否认她主观因素的作用。不切实际的向往美好生活,盲目地追求爱情幸福,这是潘金莲误入圈套的思想基础,也是构成她行为中自觉成分的主要因素,但这与西门庆和王婆有着本质区别。

  首选,她的追求基本上是正义的,她对西门庆的顺从既非贪图钱财,亦非依附权势。这从作品的叙述及描写中显而易见。自始致终潘金莲没有接受西门庆一针一线,王婆喋喋不休地介绍西门庆财多势广,她也无动于衷,不动声色。她所幻想得到的只是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尽管这种要求有很大的盲目性、局限性,但必定是人的本质的自然的正当要求。这是无可非议的。封建的伦理道德本来就是荒谬的、反理性的、虚伪的。历史上的那些大骂潘金莲骂得最早,骂得最厉害的,竟有不少是家有三房四妾的达官贵人,且问这些至死也不忘从女人身上索取乐趣的道德家们,有何指责不贞,表彰节烈的资格呢?男子不应将自己都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既然男子和女子同以其自然属性周延了“人”这个概念的外延,那么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为何不能再嫁!男子可以一夫多妻,女子为何连唯一的理想伴侣也求之不得,甚至不得求之!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呐喊:“要除去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正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有力否定。

  历史应该是公正的,许多中外类似的历史人物或文学形象早已被人们所肯定。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在《水浒传》中被列为与潘氏、西门庆同类的人物:“不独文君奔司马,西门庆亦偶金莲“。然而卓文君的淫奔结论,早已被五四运动反封建浪潮推翻,并赋予追求个性解放的崭新评价。那么被施耐庵列为等同之辈的潘金莲为什么就该冤沉海底呢?从形式到内容上看,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与潘金莲更有相近之处。安娜也是有夫之妇,并且出身豪富,地位显赫。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勇敢地抛弃一切,地位、家庭,甚至孩子。虽然她也是失败者,但她却是人们公认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而我们的潘金莲同样的境遇,更惨的结局,为什么要受到完全相反的待遇呢?

  也许有人会说,潘金莲的追求过于盲目,草率轻浮。与武松初次见面就神魂颠倒,与西门庆门前偶遇便想入非非。这一点确是不可否认的。论起潘金莲最可悲之处,不在于她生不逢时,在大户人家受辱;也不在于她运不如愿,嫁给“三寸厅谷树皮“武大,而恰恰在于她追求的盲目,找错了对象。否则悲剧结局不至于如此惨重。但这种追求的盲目和草率,仍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这与当时男女青年的结合多是一见钟情有着相同的社会原因。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男女授受不亲,很少单独相见,更无广泛的接触。因此,他们不轻易放过偶然交往的机会,从而多是此呼彼应,一拍即合。这是她盲目追求的客观原因;潘金莲本身对爱情幸福的渴望及至感情的压抑以及她勇敢的性格,更扩大了自身行动的盲目性。这是她盲目追求的主观原因。客观上她只能这样做,主观上她渴望这样做,这种“只能”与“渴望”又都有其合理性,所以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从主观上看,潘金莲都不应对自己的行为负主要责任。

  在潘氏的环境中,她是否可以采取先离后嫁的方式以满足灵与肉的追求呢?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潘氏所处的时代是北宋末期,水浒故事形成于宋末元初。《水浒传》作者所处时代是元明之际。宋元明三代是封建宗法观念,伦理道德发展的鼎盛时期,尤以宋朝最甚。“由汉至唐也并无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是大”。根据当时的法律,女子重婚或私奔,要受到杖刑或徒刑。而男子却可以“七出之罪”任意抛弃妻子。因此,如果肯定潘氏追求个性解放的正义性,那么当时是没有更好的道路可走的。

  另外,顺便谈一下。武氏兄弟在潘金莲的悲剧中,实质上办演了两个不太光彩的角色。

  武大是个下层小市民,身上具有中国劳动人民朴实善良的品质,但也有落后麻木的市民性格。亦有受封建思想毒害的一面。大户不要武大一文钱,把潘金莲白白地嫁与他,这是大户对潘氏的进一步迫害和摧残。武大偶然拣了个年轻美貌的妻子,虽然自知不配,却感到幸运和满足,客观上帮了大户的忙。平时,还总想用“三纲五常”的羁绊束缚她,极力用自己微弱的生命维护这个结合极不牢固的家庭。婚后不久,为躲避“清河县几个浮浪子弟”的纠缠,搬到阳谷县城居住,叔嫂风波之后,他“心里依兄弟的言语,晚出早归,紧守门户”。在这个家庭里,武大充当了夫权思想的代表,是潘氏追求个性解放的直接障碍。对此,可能有人感到过于刻薄,甚至有人以“倘若你是位武松”“倘若阁下有一位武大郎式的亲属”将如何看待武大郎的设问为武大鸣不平。这一设问似乎有理有力,但它却是以亲亲相护这一狭隘的封建宗法观念为思想指导的。我们应当把潘氏与武大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公平地看待。如果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也请允许我放肆的试问:倘若潘金莲是你的姐姐妹妹或者女儿,倘若阁下有一位潘金莲式的其他什么亲属,你是为潘金金莲叫屈呢?还是为武大郎呼冤,还是二者兼有,还是一笑了?“不能给人以幸福,当还人以自由”,这早就不是什么新观念了。人是感性动物,具有自然属性。爱与被爱,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权利,不受地位高下的影响,也不受外表美丑的制约。但是,由心理上本能的爱,转到生理上本能的占有,其性质就变了。武大对潘金莲就不仅是本能的“爱”,而且他还要借助封建婚姻制度,宗法制度的力量,实现对潘的本能的占有。这无论是在中外,还是在古今,都不能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大文豪雨果的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中,有一个敲钟人卡西莫多,这是一个丑陋的人物,然而他也有他的内心世界。他为吉普赛舞女爱斯梅拉尔达的美丽而震惊,深深地爱着她。但他这种本能的心理上的爱在这位外表奇丑的男人身上,并未转化为本能的占有欲,而是化作忠诚与勇敢。他以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保护、捍卫着他所爱的人。而一旦爱斯梅拉尔达稍就安宁,他却悄然回避。与此相比武大郎对待潘金莲无论如何也略显庸俗、狭隘、自私。

  在中国文学史上,仗义豁达,情理尽致的男子更不乏其人。较《水浒传》略晚的明代冯梦龙的拟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身为一个挑担卖油的,地位与武大相近。他久闻沦为妓女的辛瑶琴才貌双全,心中暗自喜爱,而这种喜爱中包含着关怀和敬重。他进入妓院后“并不因辛瑶琴是妓女以及自己花了十两银子而对她随意作践、玩弄,反倒无微不至地体贴照顾。对辛的的不幸和受辱抱以同情和怜悯,甚至辛瑶琴对他的傲气和冷落,他也能充分理解。他对辛显然已从本能的“爱”上升为稍高层次的“情”,尽管这也是单方面的,但却纯洁无私。与这种诚挚的感情,高尚的情操相比,武大的形象则稍觉暗淡,甚至卑琐。

  至于武松,在潘金莲面前实质上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他身上集中了小私有者的自私,族权思想的武断,和宗法观念的残酷。他大骂潘氏是“败坏风俗的猪狗”,“不知廉耻”,警告她“篱牢犬不入”,并用武力相威胁:“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得嫂嫂,拳头却不认得嫂嫂”,这些虽然是武松性格的一部分,却表现了一副十足的封建家长气派,实际上做了封建制度的打手的帮凶,是潘金莲悲剧的制造者之一。对武松性格的这一评价,也可能有人接受不了,认为武松维护家兄的利益合情合理,无可指责。其实这不过是宗法思想,族权观念残留的表现。正义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族亲并不享有特权。具有进步家庭观的人绝不盲目维护家庭成员的狭隘利益。世界著名剧作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中的娃里瓦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对于倍受母亲虐待的嫂嫂卡杰琳娜,不仅能充分理解和同情,而且还在哥哥外出的时候帮助卡杰琳娜与另一青年幽会。这一行为自然被旧势力视为大逆不道。然而她正是用这样一些在那些假道学家看来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对封建顽固势力表示愤怒和抗议。代表了人民对自由和生活权力的要求。被后人视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与娃里瓦拉相比,武松大骂潘金莲的“大丈夫”气派,就显得不那么光彩了。作者构思潘金莲情节,本意自然是烘托武松的威武刚正的大丈夫形象,而历史却给他涂上或必将涂上相反的一笔。

 

  三、关于杀人罪

 

 

  潘金莲的杀人罪与奸淫罪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两个阶段,为了叙说方便,还是分别论述了。

  纵观古今对潘金莲的评价,如果说对其奸淫罪实质的认识,随着社会的进步尚有所动摇的话,那么对其杀人罪则始终毫不动摇地维持“原判”,然而这是决定潘金莲形象性质的核心问题。

  “和恶霸同谋杀死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人”是历来对潘氏杀人较为一致的评价,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地分析,这一评价依然是不太公允的。

  首先,从事情的责任程度看,潘氏处胁从地位。作品中显而易见,杀害武大王婆是主谋。茶馆邂逅是她牵的线,“床下之盟”是她设的网,杀害武大是她献的计,潘氏施毒是她授的法。她的杀人性质是助纣为虐,图财害命,罪大恶极。自然死有余辜。西门庆既是祸根,又是祸首。他本来就是个“放刁把滥”的“奸诈之人”,杀害武大的根本目的是彻底霸占潘金莲。他参与了杀人的全部阴谋,且是毒药的自觉提供者。他的杀人性质是草菅人命,夺人之妻。当然也该千刀万刮。而潘金莲理当别论。在她的行为中,始终是被动成份大于主动成份。她与西门庆的奸情败露后,心中自然害怕武松放不过她,却并没有想到要冒险杀人。王婆向她提供作案方法时,她自感心慌手软,“安排不得尸体”。尽管最后她还是参与了杀害武大,但致多是个胁从或帮凶。

  其次,从潘氏行为的动机看,她与王婆、西门庆亦有本质区别。她行为的最初动因是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女人,争取爱情,婚姻的美满幸福。后来参与杀人的最终目的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她幻想侥幸成功,实现理想中的长命夫妻。我们姑且先不去追究杀人行为本身是否正确,单就潘氏追求的动机看是无可指责的。这与王婆的趋炎附势、图财害命,西门庆的践踏无辜放纵淫欲有着本质区别。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而且自然属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放纵自然属性必然为社会所不容,而扼杀自然属性也是残酷和不道德的。

  再次,以潘氏反抗的客体看,也有值得肯定之处。大的方面,她反抗的是封建的婚姻制度、宗法制度、法律制度、伦理道德,几乎包括了整个封建的上层建筑。她要争脱夫权、族权、政权的多条锁链。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无疑是正义的。从她反抗的具体对象看,武大是她形式上的丈夫,实质上武大是宗法制度在这一家庭中的代表。他极力维护这一荒唐家庭的稳固,约束潘氏的行动,甚至借用武松的力量胁迫潘氏。这就使他不自觉地站到与潘氏矛盾的对立面上了。根据解决矛盾的基本规律,他便有很大可能要成为牺牲品。况且事情始终在王婆、西门庆的阴谋中进行。这便更增大了武大牺牲的必然性。既然西门庆要强掠人妻,既然王婆要为虎作伥,那么武大是很难摆脱毁灭的命运的。即使潘金莲不亲自参与,其结果也是殊途同归。

  至于杀人行为本身,我们当然不能肯定采取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追求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看来,这既是错误的途径,但又是唯一的途径。在肯定潘氏追求的正义性的前提下,她没有更好的选择。

 

  第一,她无权离婚,当时法律有明文规定;

  第二,她不能象卓文君那样同他人私奔,这不仅法律和舆论不允许,而且她也没有卓文君那样的文化素质和思想修养。同时,她遇到的是恶棍流氓西门庆,而不是痴情正直的司马相如。另外,即使她能够私奔或出逃,不仅逃不出武松的追杀,更逃不出封建社会的罗网。这同娜拉出走一样,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第三,继续偷偷摸摸,满足暂时灵与肉的追求。这自然也是不行的。首先,潘金莲本身不情愿,因为这样精神上受到压抑,满足不了她彻底解脱的要求;其次社会舆论不容,武松亦不会放过;再次,在当时的情况下,王婆与西门庆实际上已不允许她作这样的选择了。

  当然,委屈一生安分守己倒是最好的明哲保身之策,如若那样,便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了。

  在这一问题上,不少人认为潘金莲还是在个性解放过程中自己死了的最好。这样既干净了自己,也省却了后人的若多争论,然而这些观点又近似鲁迅先生批判过的道德家们的主意,他们“只会七口八嘴地议论(受到强暴的女子)死了没有,受污了没有,死了的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自然潘金莲是被口诛笔伐的一个,但不敢试想现在是否尚有如此的道德家。

  最后,她只剩下挺而走险了,她幻想得到彻底解脱,却加速了灭亡。社会制度决定她不可能成功。封建礼教要吃人,特别要先吃掉象潘金莲这样“不拘礼法”的妇女,天地间无处不是向她张着血盆大口,当它们冠冕堂皇地高唱伦理道德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因此,无论如何,幸免是没有希望的。

  可能有人会说,杀人偿命,自古有之,当今亦然,这也是较易使人模糊的习惯观点。

  首先,要看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杀人。

  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本质区别。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杀人行为,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秩序,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无理杀人必受惩罚,有理杀人也是犯罪。因为国家机关能够根据人民的利益妥善处理好各种社会纠纷,至于奸情杀人,比起旧社会毕竟大为减少,因为婚姻自主的社会制度,为人们提供了自主选择配偶的保证。

  其次,杀人还有其他复杂的社会原因。三十年代文学史上,出现过艾芜的一篇著名小说《山峡中》,记述了一伙被社会逼到深山论为强盗的人们的生活。一个深夜,他们把一个受了重伤而又准备洗手不干的同伴小黑牛抛入江河。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一伙残酷凶狠的杀人凶手,但半个世纪以来,众多读者无不公认:杀死小黑牛的真正凶手不是这些将小黑牛抛入江水的同伙,“而是那个罪恶的社会,是逼得小黑牛妻离子散,有家难归的恶霸地主”,同理,武大的死固然值得同情,但真正杀死武大的不是潘金莲,而是那个吃人的社会,是那个社会滋生出来的王婆、西门庆之流。

  前面说过,潘氏的情形与安娜卡娜尼那相似而结局更惨,主要指安娜是在追求失败后自殉其身;而潘金莲则是在追求过程中死于刀戮。有人可能会说,安娜的追求并未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而潘氏则不同,这一点也有一定的复杂性。

  首先,她们的社会条件不同,安娜的情况比潘金莲好得多。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浅文明时代,妇女在法律上已有一定的权力和自由,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较高的地位。特别是上层妇女,更有一定特权。她不光可以离婚,而且可以再嫁,甚至可以公开和他人同居。她完全不需要以牺牲卡列宁的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自己的追求。其次,虽然安娜没有损害丈夫的生命,却损害了卡列宁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一个上层官僚的名分。卡列宁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上层贵族官僚,他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并继续往上爬,因而名分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再加上资产阶级的虚伪,卡列宁把自己的名分看得象贪婪的资本家看待金钱那样高于一切,为了维护它,他宁愿承担侮辱而不与安娜离婚。而安娜正是把卡列宁最珍贵的东西打碎了。所以安娜对卡列宁的损害并不亚于潘金莲对武大的伤害。况且,潘金莲也不具有安娜的修养和气质。这是由各自的生活条件,所受教育及身份地位决定的。因而不能强调她们追求方式的不尽相同,而否定她们追求本质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潘金莲杀人的实质,是用自己的生命危险作代价追求个性解放。摆在潘金莲面前概括地说有两条路:一条是牺牲自己,一条是牺牲他人。牺牲自己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牺牲灵魂,一种是牺牲生命。牺牲灵魂(即委屈求全放弃自由)不值得肯定,因为对封建势力的妥协投降毫无积极意义,只能使旧势力获得延续的土壤;牺牲生命,以死抗争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总不能号召人们都去未争而先死吧!所以,既活着又抗争才具有现实的历史的意义。但这又往往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常常是不可调合的。在封建制度下永远无法解决这些矛盾。于是一个又一个悲剧发生了,前朝有焦中卿、刘兰芝;同时代的有陆游、唐婉;后来的有贾宝玉、林黛玉;近代的有觉新、觉慧、梅表姐、鸣风等。这一旧礼教牺牲品的长河浩浩荡荡,源远流长,甚至直到今天仍未干涸。“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然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要有益本身”。否则,便“实在不合人情”,因此肯定人类自身的价值,“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有着不可置疑的必要性。

 

  四、关于作者的妇女观

  “文学家作为一定环境和时代的人,不管他愿意与否,有无条件,都必须为自己的时代和环境的利益服务,而且正在服务。”

  纵观《水浒传》全书,其基本思想是表现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作者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英雄,全面反映了宋代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但是作者毕竟是封建文人,他在他“自己的时代和环境”中生活,其思想必然染上那个时代的印迹。作品中表现了作者思想倾向的两重性,正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认识矛盾的反映,小说一方面对农民起义表现同情和支持,而另一方面又表现了效忠皇帝的妥协性。这是时代给作者思想造成的重大局限,落后时妇女观也是这种思想局限的突出反映。

  在作者眼里,“水性从来是女流,背夫常与外人偷”,“从来男女不同筵,卖笑迫奸最可怜”。由此可见,作者思想的封建观念是鲜明而顽固的。他认为女子天生就是“杨花水性”,男女接触就必然通奸卖俏,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封建传统说教,对潘金莲淫妇形象的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学的主观性是鲜明的,同样的客观现实,不同的认识角度,观察立场,会产生完全相反的主观反映。正因为这样,由于作者落后的妇女观的指导,作品中诸多妇女形象均作了歪曲的描写。除潘金莲以外还有阎婆惜,潘巧云等。潘金莲形象被明显歪曲,致使前后性格游漓。试想,一个曾不甘受“大户”侮辱的刚正女子,在作者笔下竟发展为“泼贱操心太不良,贪淫无耻坏纲常”,言则“精细撇清”“暗把邪言吊武松”,行则“酥胸微露云鬓半掩”。不能否认,人物形象有向相反方面转化的可能性,但从作品对潘金莲的描写看,前后性格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总感不足。作家反映生活,不可能采取超然世外的所谓纯客观态度的。相反,他的感情和爱憎,总在作品中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水浒传》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观察妇女,描写妇女。必然使她笔下的妇女形象普遍带有颓废色彩。即使是正面妇女形象,也不乏贬辱之意。比如孙二娘,不但冠以“母夜叉”的绰号,还把她写成卖人肉包子的野店老板娘。其言谈举止则更是粗不堪近耳,野不堪入目。可见作者自觉不自觉为他笔下的人物涂上了主观臆想的影子。于是潘金莲这类妇女便成为作者所代表的那个封建道德体系理想的淫妇形象了。随着历史的推进,作者妇女观的局限,将使《水浒传》这一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明珠愈来愈显现出明显的瑕斑。

  一切全都过去,历史总要发展。那扼杀理性“没有杀人罪”而又“偿了心愿”的吃人时代一去不返。然而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旧制度的灭亡,不可能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可以装入棺材,埋入坟墓,腐杇的封建思想在中国顽固地统治了两千多年,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其影响消除干净。直至今日,说不定还有一些“武大郎”正用封建夫权思想钳制妻子,一些“武松”正用封建家法权威要挟族嫂,甚至还可能有一些“潘金莲”继续演出着爱情和生活的悲剧。传统落后的家庭观念还或多或少地压抑着人们的个性,政治的经济的因素还较明显地制约着婚姻家庭关系。男女之间正当的结合,必要的分离还常常遇到多方面阻力……。这种状况明显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发展。从唯物主义历史观角度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婚姻家庭形式同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正如人类经历了愚味、野蛮、文明几个时代一样,婚姻家庭形式也相应经历了群婚,对偶婚,一夫一妻制三种形式的同步变化。目前,人类社会正以空前的速度迈进,我们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必将使人类社会进步到更高程度的文明时代。那么传统的家庭意识必然面临着新观念的严重挑战。如此看来,进一步认识人类的个性解放问题,就不仅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资料:

 

  《水浒传》施耐庵

  《灯下漫笔》鲁迅

  《我之节烈观》鲁迅

  《狂人日记》鲁迅

  《中国古代文学》赵启平

  《略谈<南行记的思想和艺术>.》黄莉如

  《现代文学》黄修已

  《论艺术》高尔基

  《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恩格斯

  《巴黎圣母院》雨果

  《大雷雨》奥斯特洛夫斯基

  《卖油郎独占花魁》冯梦龙

  《玩偶之家》易卜生

  《山峡中》艾芜

  《安娜卡娜尼娜》列夫托尔斯泰

 

  山东晨浩律师事务所陈光武1985年7月定稿。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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