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投稿须知 欢迎赐稿:qunxuewang@gmail.com
 

李思磐:中国大陆自由主义为何性别盲视?


作者:李思磐 更新日期:2013年06月10群学网
   
 
标签:性与性别

  本文原载於《思想》第23期《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


  十一月,因为欧盟司法专员卫维恩·雷丁(Viviane Reding)提案欧洲上市公司保证非执行董事职位的女性比例,上海的一位评论员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四分之三是叙述立法分歧双方的观点与政策的脉络,而在文章末尾,作者才亮出了他的观点:“就我个人而言,似乎更倾向於消极的法律观,在我看来,个人自由是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新道德和新价值只有在一个社会中被选择,才是值得追求的,也才是真正有效的(事实上提案和投票本身就是选择的过程)。”


  这篇评论在网路转载的标题为“对不起!我们不需要政府指派的女董事”(立法规定被置换成了“政府指派”);文章甚至提到,“事实上,……针对这个问题(促进性别平等)的立法可以无穷尽地细分下去,直到它剥夺人们绝大部分自由(加粗为笔者所加)。”


  引述这个例子来说明中国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是因为这个“用自由反对平等”评论框架,并不是单个论者的孤例,在今天中国大陆的媒体上,用“自由”来反对平等、反歧视和社会福利的立论主张并不少见。


  平心而论,前文的作者算是面对性别议题尚能保持君子之风的男性媒体写作者。我看到过更让人忧心的。在某家非常杰出的都市报评论部2005年开始发展以社科背景写作者主创的“时评”文体,并成为最受自由派知识份子青睐的平台时,它发了两个性别相关的评论--一个是北大小语种专业提高女生录取分数线、降低男生录取分数线并不是性别歧视,中间许多让一个对平等价值敏感的人“莫名惊诧”的论断,如“只有女人办外交是代表女儿国还是代表中国”、“女生分数高只是因为善於死记硬背”。另一篇,则几乎是用“戏说”的方式,批评中国第一次将反对性骚扰法条写进妇女权益保护法是“无厘头”。


  从媒体这种“速食文化”表现入手来批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可能对自由主义学者并不公平。不过,1990年代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浮出水面”与中国新闻改革息息相关。1990年代,中国官方给财政无法支撑的媒体“断奶”,鼓励其从市场求生存的新闻市场化改革,一些媒体不得不从“党的喉舌”转向服务於受众,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既借助於新涌现的市场化媒体如“南方报业”和“财经”“财新”等寻求“新闻专业主义”角色的媒体平台进行思想传播,又伴随这些媒体的成长,为其培养了对政治社会问题有着广阔思考的後备人才,并且成为支撑“新闻专业主义”成长的意识形态基础。保卫私权、扞卫个人自由以及问责政府或“追问制度”,已经成为无论是新闻还是评论的主流框架。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媒领域新的典范,是以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为意识形态的基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由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学者传播和阐释的自由主义理念,其内在的偏差,也必然深刻地影响了传媒的偏向。


  偏向一方面可能是传播的本质。因为大众传媒的文体特点本身无法容纳周密细致的论述,可能导致一种学术思想被简单地、甚至口号式地传播;另一方面,对名人和媒体熟脸孔的聚焦也会导致他们的观点被放大。但另一方面,大陆自由主义确实表现出了他们的倾向性。我的疑惑常常是:为什麽认为自由和平等相冲突而不能兼顾?为什麽如此鄙薄平等的价值(惯常说法是平等伤害自由,“走向奴役之路”)?为什麽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性别人权议题?


  指出中国大陆自由主义偏差的任务是艰难、难免有漏洞的,因为大陆自由主义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譬如,秦晖始终希望能够提醒自由主义学者重视社会平等的取向,而张千帆等宪法学者则参与反性别歧视行动,崔卫平则更具有人文视野,她(几乎是自由主义学者中唯一一个)对中国本土的性别文化与等级制的纠缠有很深的洞见。


  “人权”与“女权”


  我本人与从事性别研究、或是女权运动的朋友们有着高度雷同的经验,就是不止一次面对自由派友人--多是学者和媒体人的质问:“人权就够了,为什麽还要主张女权?”“没有人权,怎麽会有女权?要搞女权必须在有了人权以後。”“中国的女权已经走过头了。”


  这些问题意味着:一,中国的自由主义思考,并没有把人权视为在不同的先天条件和社会结构下,不同的人有能力(capabilities)[2]克服各种社会壁垒而实现的权利,而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抽象的、原则性的,通常是指民主政治前提下的“均质的”政治权利;二,更糟糕的可能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人”的假设仍然停留於古典自由主义的有产阶级男性假设,女权被视为不属於公共领域的私人和“特殊”的议题(正如麦金侬喜欢说的:‘a woman’ is not yet the name of a way of being human--“女人”这个名称,尚未成为人类的一部分),在现阶段缺乏重要性,或至少是在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之後的“第二阶段”的议题。至於女权过头论,我会在後面详谈。


  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张,并不是中国独特的现象。对於自由主义的理论概念为什麽一方面可以用来为性别平等辩护,一方面又往往用来反对女权,女性主义政治哲学从基本理论概念到方法论,已经有很多批判。


  尽管内部有着复杂的辩论,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可能是:理性和自利的个人;自治的个体和个人主义;个人自由和私权的保障;平等与社会正义。不少女权主义学者都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对於女权主义非常重要,或者说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共用某些基本的原则,尤其是个人作为平等与自由的存在,从生而由之的等级束缚中解脱的愿景[3]。


  女权主义对於自由主义的重要指控首先是,自由主义将社会截然两分为公、私领域,前者包括政治生活与市场,後者包括私人关系与家庭;前者是男性主导的领域,而後者是个人社会化同时也是性别化的学校、妇女受到父权压迫的场所,并且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工直接影响到妇女投入社会工作的“能力”--而自由主义无意挑战私领域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其余性别等级制言和的一种方式;从而妇女面临的压迫和屈从地位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4]。这种二元对立导致的对妇女权利和家庭领域正义的排除,正是女权运动要反对的目标。女权运动第二波“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性政治”呼求出现,是女权主义对自由主义公/私二分逻辑的集中反思。


  再如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理性、自利的人的假设,Okin就表示,这个抽象的假设对於性别隔离的现实中人们的真实情况没有解释力;男尊女卑的性别制度的社会化过程和角色期待,通常让妇女更倾向於不主张自己的公平的份额,更倾向於将其家庭成员的需要列为考虑的优先选项;甚至为了家庭承诺而改变自己的整个生命过程[5]。


  此外,在色情与民事权利里,麦金侬指出相对於为被压迫的弱势群体赢得平等,权利的概念更多是维护现存的权力结构。“那些对他人拥有权力的人常把他们的权力叫‘权利’。”[6]社会变化、政策调整会侵蚀重要的“权利”,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的例牌说辞。


  Schwatzman则认为,自由主义理论的抽象化,造成对特殊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权力、财富的不平等的遮蔽;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更倾向於将个人视为独立的、自主的选择者而不是存在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群体成员。


  尽管以上是国外学者的讨论,但基本上也解释了在中国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的疏离。公私领域二元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麽很多妇女权利相关的议题如家暴与婚内强奸很少被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关注(最近性别学者方刚召唤微博的名人作为男性参与推动反家暴立法,却无一人参与,即是一个例证);与此相关的,性别不平等被当成一个合理的差异,以“差异”与“多元”为理由进行辩护。此外,在网路空间主要由男性学者发起反对计划生育的议题,只强调在扞卫家庭的私权的前提下,反对国家暴力,要求将生育权还给家庭(而非妇女),却不讨论妇女在父权家庭压力下被迫多次生产以求男胎的现象,并且还直接从美国引进了反堕胎议题,企图以胎儿人权的名目,干涉妇女的自由选择权。自由主义论述对於仅仅政治权利平等的“自由人”之间仍然存在的权力关系习焉不察,於是,职场性骚扰和性侵害议题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权利议题来讨论,因为以自由主义的眼光来看,在没有暴力胁迫的前提下,人们是有自由意志的,那些受害的女性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招致恶果。


  男性知识份子缺乏自我反省


  不过,除了学理层面原因,男性知识份子整体缺乏对男性精英性别特权的自我反省,可能是自由主义对女权议题表现疏离和反动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大陆,对女权不友善,对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真相不了解也没兴趣了解,是中国当下新左、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共同的问题。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1990年代以後,如果从其带来的社会性别影响评估,是一种资本主义父权统治形式的复兴。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以避免“单位办社会”的效率理由大举撤出社会福利领域,对妇女的影响极为不利。一方面是国企改制带来女工为主体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是缺乏权益保障的年轻未婚女工占据沿海工业区流水线7成比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重新被性别化(已婚留守妇女支撑的农业和农村社区;流水线生产和商业、服务业使大量性别岗位出现);另一方面,则是市场所需要的消费主义话语兴起,成为对女性传统家庭角色扮演、身体形象追求上的“女人味儿”性别话语的强大载体,形成强大的规训力量[7]。


  市场确实也使个人权利和私人生活领域重新有了正当性,但另一方面,在国家女权主义框架下妇女问题是有公共性的(虽然被当成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在改革之後则重新被打回私领域。城市女工下岗,农村妇女失地,妇女政治参与不足,职场歧视、劳动权受损和性骚扰越演越烈,熟人性侵害和家暴惩治不力,对於妇女而言,这些问题既是个人困境,也是需要政治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可是,这些政治问题在大多数关心公共议题的男性知识份子那里是不可见的,他们更倾向於认为中国女权“过头”--超前,或者淩驾於男性。中国的知识份子阶层,尽管一部分在政治上受到打压,但进入1990年代,随着国家进一步将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体系市场化,1980年代昙花一现的“脑体倒挂”迅速变成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中国梦。相比起工农阶级,知识份子在经济改革中受益更多。在一个性别歧视仍然严重的社会,当女性相对被剥夺,知识男性就成为重新性别化的劳动和私人领域的受益者。

 


  当然,劳动和私人领域的重新性别化过程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对国家旧有体制提出批判的同时,男性知识份子唯一不曾反思的,是自己在其中分享红利的性别制度。1994年,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学术刊物《社会学研究》刊出社会学家郑也夫的文章《男女平等的社会学反思》,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国家以“一种强大的行政力量,通过扶助弱者压制强者,干扰破坏着家庭中强者和弱者的正常分工。甚至使得弱者误以为自己不弱,强者丧失了你应有的自信心”。他认为,男女平等是一种牺牲效率来照顾公平的做法,男女同工同酬“是荒诞的平均主义原则”;“政治推动的中国妇女解放”,“使中国‘失去了’男子汉”,“也使中国失去了自己的女性”,并导致“中国”“混乱无序”[8]。最後,他提出“平等是权利,而不是结果”,社会在女子的态度应该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也就是对其成就“不施以人为的压制”,“也不施以人为的扶持”--也就是说,不可以通过制度保障实质平等。这似乎是中国式自由主义共识;如刘军宁就说:“自由主义对平等的理想既十分同情,又十分警惕。它信奉的是权利的平等,不是结果的平等。”[9]而在此文引起的社会学界大讨论中,另一位男社会学家则主张,解决中国当时就业问题代价最小的手段是让占据工作岗位的妇女回家。当时,“效率与公平”是讨论经济改革的热门词汇,牺牲对女性的公平,来成全市场化改革条件下的“社会的效率”,在男性知识份子中很有代表性。

 


  这样的“自由”论述,是对公有制时期对缩小阶级和性别等级实践的反弹和颠覆。原有的制度固然没有效率,但是为了恢复“效率”,却完全不惜牺牲作为“她者”的女性已经取得的职业空间和社会地位(这对於女性来说,既是平等,也是自由)--在这儿,自由主义成为一部分人“增加自己红利”的舆论武器,被用来扩大市场经济时期性别等级。


  没有迹象表明关注制度问题的男性知识份子在性别等级扩大问题上比1994年有多少进步。如果仔细梳理主要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文章,关於女性权益、性别公正的文章几乎没有。尽管秦晖先生曾举性别领域的堕胎、同性恋权益和婚姻法为例说明西方社会议题的土壤与中国不同,但看得出来他对相关领域的中国现实知之甚少。从一些只言片语,大致可以了解男性知识份子对性别议题的态度。如,甘阳曾提到性别、种族、同性恋和酷儿理论,都是“鸡毛蒜皮”;秋风也曾提到过跨性别议题是西方人设定的议题(尽管中国跨性别群体真实存在,并且相关的民间行动已经成规模)。[10]一位自由派专栏作家在一篇随笔里厌恶地提到中国妇女解放:“在上个世纪的後半叶……生硬的女权主义者拼命挤压着女人身上的芬芳的汁液,把她们变得勇敢却乾燥起来,她们错误地把男性化的行为与倾向理解成坚强。”他也在一个青年研习营任导师时,明确表示反对女权主义。这显然是源自於对中国妇运历史的不了解和反感。这段历史导致了大批妇女获得平等就学就业机会,在众多领域成为挑战男性精英垄断权的社会力量[11],因此成为当代男性精英焦虑的源头之一。


  如果说专门着文谈性别,我能看到的只有两位自由主义男性知识份子。一位是最近转型为民族主义的摩罗,2007年他曾经在南方周末文化版发表长文,批评中国的妇女解放伤害了妇女的“母性”;同样地,他对妇女运动字里行间充满怨气,认为“也许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导致这种(母性)倒退的重要原因”。无独有偶,秋风也在报纸撰文,建言育婴假,不过他强调:“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打破现代迷信,女性的第一角色不是劳动力,而是女性、母亲。”这些男性知识份子对女性社会角色的理解是本质论的,他们除了“保护母性”之外,对中国女性面对的歧视全然无感,并且对她们应该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全然漠视。更普遍的是男性学者们对教育领域女生超越男生的“男孩危机”的关切,在有关的言论中,女性的能力成长是没有价值的,她们进入职场之後因为歧视导致的事业发展受限是她们“自身局限”的结果,而男生学业一旦落後,则国将不国--前一段时间,三十位公共知识份子举办了一个中国教育前景的论坛,他们全是男性。


  早在一百多年前,John Stuart Mill就曾经断言,将一切奴役、统治的关系,包括性别不平等,归咎于“自然”与“人性”,是既得利益者扞卫其利益的通用藉口[12]。希望将妇女群体固定到本质化的家庭角色上的秋风和摩罗,事实上都告别了自由主义,而更多的大陆自由主义学者,对性别议题不置一词。这似乎确实印证了女权主义社区的朋友们的老生常谈:“对性别议题的态度,能够检验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难道人权与自由,仅仅是男人的专利品吗?


  “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


  前述的自由主义面对差异的短板,中国自由主义照单全收。然而,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本身又有亲和的一面,正如奥金所说,自由主义对等级制的拒绝和强调个体自由与平等,对於女权主义是至关重要的[13]。此外奥金也强调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女权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设置了一些概念工具,如“原始位置(original position)”。总之,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有利於接纳女权主义的批判,或者嫁接女权主义的价值与方法论,进行更加多元化的修正--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即是这种修正的努力。


  几乎没有例外,与女权主义有着较多“重叠共识”,或者至少是对话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家,集中于德沃金和罗尔斯两位。然而,这两位基本上被排除出(向大众传播的)中国自由主义主流视野。虽然中国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多元化分野,如秦晖就力图调和左右立场形成共识;但通过新兴市场化媒体和网路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仍然较集中于自由至上主义。


  譬如,任剑涛认为[14],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强调社会公正,兼顾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更容易回应中国的政治现实,或者更接近知识份子的道德理想而采纳之,他从西方先自由後公正的“历史-逻辑秩序”,推断中国也必须在有了自由权利的基本制度保障--自由民主宪政--之後,才能继续考虑公正的价值。这也能解释,为何“有了人权才会有女权”(在这一点上,这些“自由主义者”同男权共产主义者如出一辙,“先有阶级的解放然後才有妇女的解放”是男权共产党人的经典论点)。而刘军宁的美国式保守主义立场更是为人熟知。他最近直言推崇罗尔斯正义理论、批判市场对自由产生妨碍的周保松不是“正宗”的自由主义者,而笔者也曾耳闻一些自由派媒体人认为罗尔斯“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很奇怪,在中国一些自由派那里,社会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污名的标签;尽管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人类发展指数上排名一直领先全球)。


  我认为秋风描述的中国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互为表里,至少在1990年代是事实。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都推崇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法治等原则,这也是政治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由传播的原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左和右的风险都在,但主要是反左。因此,当自由主义者在媒体上反思乌托邦、反思文革和法国大革命,仍然能够有一定言论空间,以反思文革、平均主义、极权主义为起点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传播,在拿来西方理论的过程中,重点不免集中在个人自由和警惕利维坦。1990年代末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15]辩论中,自由主义被自己的敌人型塑的特点更加明显,成为相对应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对於新左派提出的社会公正问题,自由主义并没有给出有品质的答案,并且,到现在为止,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仍然认为平等和社会福利是“左派”禁脔。他们相信存在着一个纯粹的、在资源配置上几乎无所不能的“自由市场”,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充满警惕与怀疑,唯恐带来共产主义和极权政治的复辟,却不能理解,在中国当下脉络中,社会公正不仅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国家顺利走向民主化的根基。


  此外,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男性)精英色彩十分浓厚,刘军甯和任剑涛在最近的讨论中都再次强调了政治、经济精英的作用。譬如,刘军宁认为,“自由主义的现实可行性,取决於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必须是双方内在需求的结合,形成了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让刘军宁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关系在目前的中国还远远没有形成,现在企业家首先考虑的是和政府的关系,其次是财产的安全,再就是如何和政府继续度蜜月。”[16]


  也许是来自对1949年以後知识份子被收编和迫害历史的寒蝉效应,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阶级认同的坚持。他们也假设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成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尽管现实让他们失望)。虽然比较政治研究证实这并非普世的历史规律,如Rueschemeyer等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一书提出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通常支持威权统治者,甚至反对民主化;而被支配阶级联盟的发展和动员促成了民主化。看起来,似乎是为了理论的纯粹性和逻辑的统一,必须舍弃新自由主义对现代社会更为贴切的论述,而回到民主的老作坊里,只是为了建造一个“纯正古法工艺”的西方民主国家。如果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精英之间的合作互动,就可以理解为什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着墨甚多,对於民间行动却较少关注。他们往往只刻板地从政治自由角度思考当下问题,而忽略其他非男性精英群体面对的困境的多重原因--阶级、性别、种族和文化认同,也忽视解决问题需要的综合手段。


  对政治经济精英主导和统治的社会改革蓝图,不考虑公正的民主,回避福利的有限国家,是否是资产阶级之外的中国人的愿景?至少对於坚持女权主义立场的人,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答案。女性在性别等级制度中的屈从地位注定她们与同阶级的男性处於不同的竞争起点,无法拥有平等机会,女性承担绝大部分劳动力和人的再生产工作,必然使她们有更加迫切的社会福利需求。并且,女权主义提醒人们警惕不同压迫力量,如政权、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的交叠;无论是作为社会运动还是理论研究,女权主义都强调个体的意识觉悟,强调主体性和赋权,也就是说,强调每一个公民对於广义的政治的参与。在这个意义上,排他的精英民主本身意味着非民主。


  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现在公民维权行动领域的行动者,都在践行自由主义的理念。自由主义学者在大众传播上的努力,确实启蒙了公众;在公民行动领域的行动者,与自由主义有着重叠共识:希望有一个问责的政府,有着不受国家支配的,社会力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以及法治体系。然而,这些维权实践背後的理论脉络非常多元,工、农和女权主义运动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环保运动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倾向,都超过大陆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论述的范围;并且其运动本身就强调公民参与而不是精英治理。自由主义的学者对公民社会相当多的议题缺乏基於现实的理论思考,并没有形成对话。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然是一个精英治理(但缺乏问责性和透明度的结构),前者和“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话语中都舍弃了一个词:阶级。


  “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


  中国民间女权主义的重新出发,跟1995年世妇会以及非政府组织论坛在北京召开有直接关系。为了应对非政府组织论坛,官方催生或容忍了一批民间妇女组织,这次会议也带来中国当代NGO的滥觞。世妇会的档以及相关交流机会,促进了跨国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以福特基金会为主的国际基金会资助在中国的高校学科体系中设置性别学程;另一方面,无论是妇联系统,还是新生的妇女NGO,都受到国际资金和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


  对於中国官方对於国际人权框架和NGO国际参与的态度,第四次世妇会是一个拐点。因为中国官方发现,非政府组织论坛最後并未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责难,反而是反对西方霸权的一个平台。因此,女权主义和NGO的发展,是国家与国际社会基於策略的讲和[17]。从此之後,中国的NGO主要是利用国际法框架,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在女权行动领域,主要是利用中国在1980年签署的《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的联合国审查机制,与官方的妇联系统合作,在不同领域增进妇女的权利。


  《消歧公约》诉求实质平等,并要求国家承担消除歧视的责任。无论是关於国家的责任,还是平等与人权的定义,都大体来自国外的当代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学者的论述,却没有被纳入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的主流视野。遗憾的是,即便是《零八宪章》,也并没有明列国家反歧视责任条款。


  从199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的女权主义行动领域呈现多元态势--既有政策宣导和立法游说,也有针对基层妇女的各类经济赋权和社区参与项目,还有媒体和文化领域的创新改造,以及独立发展的跨性别运动。这种多元共存的生态,导致了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不同流派在中国的共时性--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以外产生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地域范围的女权主义行动和理念,在中国被同时存在、不同侧重点的女权运动仿效和在地化。对於女权主义希望争取的这种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在内的复合的人权,大陆自由主义的论述与之鲜有交集。

 


  中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妇女解放问题发表党内决议文的党派,男女平等是中共的政治正当性基础之一。加上政府对国际社会有着人权促进和消除歧视的承诺(实际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中国女权主义行动对政府以合作为主问责为辅(或者说以合作取代问责;除了今年刚刚兴起的青年女权主义行动者的一系列问责与针对大众的倡导行动)。这是目前政治架构下--“在朝”比“在野”更有动力维护性别平等--的策略。一方面高层次、全国性的政策、立法宣导专案都要嵌入国家的政策和官方意识形态,并主要由妇联组织出面,在妇联系统、学院体制外的女权主义者非常少;另一方面体制外的女权主义者在目前基层社区受控於政府的情形下,仍然要依赖妇联的组织体系,去进行各种基层妇女经济赋权、社区参与和法律维权等专案。

 


  因此,中国女权运动尽量避免政治化;体制内的女权学者尚未提出与体制不同调的制度设想,女权运动并没有系统的理论论述和制度假设,因此,从政治哲学高度上与其他社会政治思潮对话的非常稀少。所以,女权主义本身以及与国家关系的复杂性,性别平等项目运作低调,动员群众不足也可能造成社会,也包括自由主义社群不了解的原因。


  中国女权主义目前面对的两难,一边是选择与国家合作--这意味着国际法架构的保障,但由於缺乏对政府的有效问责途径,并且不被允许动员草根力量而仅充当国家回应国际社会要求的助手,工作效率不彰,且缺乏机制保障;另一边是诉求政治改革,依托政治自由和法治框架提供的机会,来实现女权议程--这并不是目前的中国妇运的选择:宣导者希望与政府取得互信;社会主义倾向的女权学者和参与国际行动者对西方霸权疑虑重重;而草根NGO只希望夹缝求存,目前的自由主义话语,对处於阶级、性别和民族交叉不利地位的她们遗忘最多。


  事实证明,女权主义行动不免要与政治自由的诉求交叠,这类事件不胜枚举。如马小朵在北京城郊的流动妇女社区服务机构在奥运前後不得不停止工作;又如艾晓明教授出於关注女村民政治参与的初衷进入广州郊区的太石村,最後却成为这一村民自治运动中最後一名被歹徒暴力威胁和驱逐的历史记录者;再如女权律师介入上访者李蕊蕊被非法拘押访民的黑监狱看守强奸案,却带来妇女法律援助机构本身的合法性危机。这些女权行动者的故事表明,一旦跨越“帮忙”而涉嫌“添乱”,进入政治敏感的卖血感染艾滋、计划生育野蛮执法、基层民主或者访民议题,女权主义在官方就失去了合法性。如果要将性别平等的原则一以贯之,那麽不可能不考虑国家民主化问题。


  事实上,从一百年前开始,中国女权主义对於政治架构就有非常多元和深刻的论述,包括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当下的脉络中,女权主义和社会运动,与自由主义之间,需要更多的对话和辩论。权利、平等与自由的理念,和民主宪政的愿景,并不一定只归自由主义垄断。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仍然固执他们的父权、异性恋中心和亲资本的阶级立场,那麽他们可能失去很多有行动能力的同盟者,更重要的是,失去一种对更合理、更多元和丰富的中国社会的想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感谢很多师友为我这篇文章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她们是:王政教授、沈睿副教授、崔卫平教授,张念副研究员、吕频女士。由於时间仓促和知识储备有限,我并没有达到她们的期待。因此,我深深感谢大家的帮助,并声明为本文的所有错漏负责。


  [2]Sen和Nussbaum 合作所提出和论证,并在国际发展工作和人权行动领域实践和推行的“能力取径”,见Martha C. Nussbaum, Human Rights and Human Capabilities.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Spring 2007, Vol. 20, p21.


  [3] Carole Pateman, Feminist critiques of the public/private dichotomy. In Carole Pateman, The disorder of women: democrac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 Polity, 1989).P118.


  [4] Ibid.,p118;Susan Moller Okin, 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Basic Books,1989). p111.


  [5] Ibid.,p32.


  [6] Lisa H. Schwartzman, Challenging Liberalism: Feminism as Political Critique(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15.


  [7]美国二战後有类似现象,参见贝蒂. 弗里丹《女性的奥秘》。


  [8]郑也夫,“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社会学研究》, 1994年 02期。


  [9]刘军宁,“平等的理想,精英的现实”。参见http://blog.boxun.com/hero/liujn/51_1.shtml


  [10]宋少鹏,“文化民族主义的儒学复兴对中国女性主义的挑战”。作者分享。


  [11]当美国物理学专业的女大学生比例从1978年的9%上升到1999年的21%的时候,中国大学物理学专业的女性比例却在下降。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吴令安教授发现,北京大学物理系20世纪50年代女生的平均比例为12﹒7%,60年代为20﹒2%,70年代末曾达到39﹒5%。但是80年代以後,这个比例开始下滑,从15﹒9%跌到目前的9%。南京大学物理系女大学生的比例,也已从70年代末的37%下降到现在的8%。见杨健翔,“物理学为何不再吸引女性?”。中国特稿社。人民网网址: http://www.people.com.cn/BIG5/kejiao/42/155/20020204/662079.html。上网时间:2002年2月04日09:57


  [12]沃斯通克拉夫特,穆勒(作者);王蓁,汪溪(译者);《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商务印书馆, 1996,P265。


  [13]Susan Moller Okin, Justice and Gender: An Unfinished Debate. Fordham Law Review, Volume 72, Issue 5,2004.


  [14]任剑涛,“在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定位问题”。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37.html?page=1。上网时间:2005-06-15。


  [15]我同意中国新左派更接近国家主义而非自由左派的看法。


  [16]荣剑,“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思想聚会之四”。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111571062.html。上网时间:2012-11-15 09:23。


  [17]WangZheng,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for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SIGNS, Autumn 1996.

来源: 《思想》第23期

上一篇:晨光斋:潘金莲,何罪之有      下一篇胡玉坤:社会性别视阈下的气候变化问题
范文:时间的延异——姜建敏的现代
朱伟珏:社会资本与老龄健康
王水雄 互联网第二波浪潮重塑个体
费中正:身体的死亡与象征交换的重
闫克文 城市:现代性的途径之一
段学慧:“逆城市化”还是“伪逆城
周为民:按现代化规律推进城市化
扬之水:在"落花深处"和古人约会
许章润:中夏安,远人服
杨凤岗:从利玛窦到方济各:跨越时
阎克文:韦伯眼中的政治
杨华:农村地下基督教的南北差异
邓嗣源:民主、自由、平等及其相互
约瑟夫·爱波斯坦:死神不放假
焦德沛:从性自由的进步谈起
潘绥铭:谁在婚前守贞?
焦德沛:从性自由的进步谈起
辛旭:从卧室里走出的个人主义
胡玉坤:社会性别视阈下的气候
李思磐:中国大陆自由主义为何
晨光斋:潘金莲,何罪之有
张念: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
何佩群:性别平等的指标体系
剩女们的舞会
求偶三十年
吴冠军:“性的问题”何以重要
胡澎:家庭主妇:推动日本社会
北川东子:从孤立的个体走向共
李银河:分居伴侣与周末夫妻
同性恋运动
群学网版权所有,本站所收集的资料大多数来自因特网,另有少量录入。 京ICP备07011215号
本站资料仅供网友学习、研究之用,如有转载造成侵权,请电邮qunxuewang@gmail.com告知。
一旦收到通知,本站立即取下有异议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