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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城市空间--曼哈顿景观与文化身份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13年07月29群学网
   
 
标签:文化研究
地理环境决定文化,还是文化塑造环境,似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谈也空乏。但在20世纪初环境决定论通行天下的语境里,提这个问题到别有一番深意。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O. Sauer)质疑,自然气候、地貌未必单向决定社会行为和心理。1925年在一篇论文《地理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里,他探讨知识、文化、习俗、政治事件、经济形态等,也会介入自然景观的形成,并反思地理学科的界定。地理学的对象未必仅是地质、生物、气候、考古等"地球科学",还须揭示空间与文化的关系,或可称之为一种"现象学"研究。近一个世纪过去,人们仍关注索尔的思考,地理学界出现不同流派的"文化地理",人文学者也从他那获得灵感,将方法引入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后殖民批评,甚至女性研究。大家意识到,空间与观念和情感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尚待揭示,从这视点进入或可开拓一片新天地。

城市研究将空间做文化的介质,而非认识论上与主体相对的"自然物"。文化学者要追问:如何理解城市空间和建筑的人格性?景观蕴含怎样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建筑师透过城市建设表达价值观,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居住者的意识如何被冷冰冰的建筑和空间所塑造?城市文化研究认为,城市空间乃展示人类状况的画布,尽世态之炎凉、穷善恶之两极,从中可窥见人性之真谛。但这画布不客观,也不中立,无从观察到城市全景,却能看到文化角色的博弈盛衰;城市也非一幅静态图,而更似一张可反复涂写的"羊皮纸"(Palimpsest),时间的沉积一层层叠加在空间上,不同时期的建筑与历史角色遥相呼应,携手涂抹痕迹,不断改写景观。[1] 因此,书写景观的文化变迁才是索尔的意义,但不该如此抽象谈问题,索尔最反对从理论范式做逻辑推演,认为是空中楼阁,过眼烟云,唯有事实本身才持久切实。我们不如放下理论,走进城市,做一手观察,切身感受地理空间表达的人情物理。

一、进入纽约市:

纽约有"都市之都"(the city of cities)的美誉,是城市研究理想之地。从北京搭乘航班直飞纽约,或降落肯尼迪国际空港(JFK,纽约皇后区),或飞纽瓦克国际空港(EWR,新泽西)。到离市区近些的机场,须转机落拉瓜迪亚机场(LGA,也在皇后区)。赴纽约比以前便捷多了,通关回答一两个问题即可。但1927年以前,情况大不相同。亚欧旅客在海上熬过无尽的颠簸,客轮才抵达纽约港,泊在曼哈顿岛南端一个小岛上--爱丽丝岛(Ellis Island)。旅客们提心吊胆等待入境。头等、二等舱的富客尚好,坐在舱里接受移民检查。三等和统舱的穷移民就惨了,他们须上岛过堂,回答29个问题,长达4、5个小时。如一个问题答错、或被草率的移民大夫查出沙眼,则递解回国。据记载,体弱的旅客经长途跋涉后,再经不起这番折腾,有人从此没离开这个小岛,死在移民医院的人数竟达三千多,因此得名"洒泪之岛"(The Island of Tears)或"心碎之岛"(Heartbreak Island)。自1892年启用到1954年关闭,不少于1200万的美国移民(这一期移民总数的70%)由此通关。后来新泽西州把该岛辟成博物馆,让美国人记住血泪移民史。如今游览自由女神像的游船会顺访小岛。

虽号称世界之都,很多人一到纽约却有"上当"之感。19世纪下半叶,怀揣淘金梦的意大利移民流传这样的段子:赴美前总听说纽约遍街铺黄金,到了才发现,街上非但没有金子,连路还没铺,单等咱们来修马路呢。如今路铺好了,大街小巷还是脏乱差,常有北京来的朋友一出机场就嚷"堵心",既不赏心悦目,又没安全感。外州美国人常说纽约不算美国,纽约人听了非但不恼,还品出褒奖的意思,以城市与众不同而自豪。纽约市有何独到之处?

二、城市空间

 

要了解城市地理,先从市区地图着手。纽约市地图上标有五个区:布朗士(Bronx)、布鲁克林(Brooklyn)、曼哈顿(Manhattan)、皇后区(Queens)和斯坦顿岛(Staten Island),共850万人口。曼哈顿是城市心脏,其他区的市民来曼哈顿叫"进城"。"城里"的空间如何布局?曼哈顿街道为棋盘状,街区整齐划一,街道宽度一致,大多以数字编码。东西横向一律叫"街"(Street),以阿拉伯数字排序,从北向南街号由大变小。南北纵向街则称"大道"(Avenue),也多以数字编排。最南端的下城街道名称混乱,数码与文字混用。

这一格局产生于1811年,是那种最缺乏想象力、纯粹实用的城市规划。瑞士学者艾琳·索特(Irene Billeter Sauter)说,土地对于欧洲人乃文化认同的基础,而对美国人只是资本,一种投资形式而已,曼哈顿的几何形规划,就为开发商投资便利,丝毫不考虑建筑艺术因素。[2] 但美国城市设计者弗里德里克·豪威(Frederic C. Howe)看法不同,认为功能才是设计城市的圭臬。他比喻街道为城市"身体"的动脉系统,给"器官"(社区)提供"血液循环";如设计合理,城市所需"氧气"供给顺畅,城市机体就不会"患病";因此,城市空间决定市民的生活质量,不仅是地理的自然属性,还体现城市的精神风貌。[3]

豪威的拟人比喻很有启发,如果想象曼哈顿这个刀片形半岛是生物体,则镶在岛两边的滨河高速路--哈德逊(Henry Hudson Parkway)和罗斯福高速路(F.D.R Drive)便如两条食管。曼哈顿不停地大口吞食,每天深夜,一车车蔬菜、肉类、粮谷、日用品、家具、电器从"食管"摄入,物流分拨货物到上城、中城和下城。商品穿街过巷送达店铺,迅速被城市机体吸收。19世纪纽约人还吃得上本地产的农产品,现在一切从外面输入,寸土寸金之地只知消耗,不务产出。进食、消化后得排泄,垃圾处理乃所有城市最头疼的麻烦,但也是最赚钱的生意。曼哈顿的"粪便排泄"一度在"小意大利"(Little Italy)。百年前,休斯顿大街与唐人街之间狭窄的街区里,涌入大批意大利人。他们来自贫瘠的意大利南部,西西里或拿波里,信天主教、家庭观念强的意大利农民,很抱团,从垃圾处理起家,把贫民窟似的小意大利改造成黑手党的乐园。从垄断垃圾到现代黑帮网络,他们经营非法或合法的各种生意,电影《教父》的原型就是1940年代的纽约黑手党。当年有五大家族,甘比诺(Gambino)、卢切斯(Lucchese)、杰诺维塞(Genovese)、布亚诺(Bonanno)和科洛博(Colombo)家族,触角伸到美国各地。杰诺维塞家族至今控制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的某些赌场,马龙·白兰度饰演的教父唐·科里奥尼(Don Corleone),影射的就是这个家族,杰诺维塞一家恰好来自名叫"科里奥尼"的贫瘠的西西里小镇。

曼哈顿饕餮、消化、排泄,生长迅速。1812年纽约市才15万人,1889年人口已达150万,仅一年后,又激增到200万,如今直奔千万。增长速度如基因突变的肿瘤,越到晚期,扩散越快。难道所有城市不都是地球上人类栖息的"肿瘤"吗?它们以几何速度增长,吞噬大量"营养"--蓝色星球上的资源。它们没有边界,只有郊区,郊区不断蚕食乡村,最终必将所有城市连成一片。"癌扩散"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叫"城市化进程"(Urbanization)。纽约像贪婪的魔兽,大口咀嚼食物、水、能量和人口,却回馈以新观念、音乐、诗歌和故事。

三、空间与身份

 

从地图鸟瞰曼哈顿,如明信片的西洋景,度外旁观而已。索尔强调从居住者的内在视角,去理解景观与生活的关系,还要追思故人、故地,在时间与空间两维度上想象地理的文化意义。如何做到?徜徉曼哈顿街头巷陌,在人行道上摩肩接踵的人海里,品味起居、出行与地理。走进城市博物馆、市图书馆,查阅档案,细读城市的历史和故事,移情到积岁经年的日常烦冗之中,让一地域独有的气韵,丰富对城市的认知。

E.B. 怀特说纽约有三种人:一是土生土长的老住户,二为匆匆的过客,三是外国出生的移民;老住户让城市积习相沿,维系其连续性,而通勤上班的过客使城市喧哗与骚动,移民却给城市以激情和诗意。[4] 曼哈顿第五大道上能看到纽约的沿袭。从19世纪开始,14街沿第五大道北上至中城(Midtown,14-59街),为时尚显贵地段。成功人士、纽约新贵小心翼翼与中下产保持距离,画地为牢,分隔空间以确保身份的优越。作家伊迪丝·沃顿(Edith Warton, 1862-1937)写过多篇纽约故事,深谙19世纪纽约人的身份政治。纽约虽没有像欧洲血统纯正的老贵族,却不乏财大气粗的新贵。他们模仿欧洲贵族的情调,追逐巴黎时尚,在第五大道、百老汇大街上展示"贵族品味"。沃顿的长篇《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t)勾勒出1870年代纽约上流浮世绘。那时有几大望族,挥金如土,起居奢靡,尤其敏感"社交版图",特别骄矜自持。贤媛名士以"老纽约"自居,沙龙排斥"外来户"(intruder)。

外来户并非中下产或移民,而是一夜暴富却"没教养"的西部富翁,或来路不明的远方阔客。女主人公艾伦(Ellen Olenska)本是老纽约,知根知底的。却远嫁到一个波兰伯爵那里,得个女伯爵称号。一个斯拉夫爵位有多少含金量?老纽约很势利,颇有微词。她做事"不检点",租了一处西23街的宅子,不入流的才靠近"下西城","圈子"里看她眉高眼低的。小说里的纽约上层,像门户紧闭的铁屋子,天使也未必能打开紧锁的铁门。如今,中城的第五大道仍是世界最贵地段,已不靠出身或名头,赤裸裸的天价呵护着这爿空间的"品味",比老纽约直白肆意,财富的天文数字蔑视"纯真年代"。因此,纽约市的空间早超出地理属性,每个地址、方位或街道编号不只是地标,还指向身份、权力和资本,居住者的身份与自我,被空间区隔建构出来。

四、变化与生成

 

与第五大道的持久相比,联合广场(Union Square)体现着变化。南北战争结束时(1865年),纽约人口近百万,85%的市民挤住在联合广场四周不到两英里的社区(14街与百老汇街交汇处)。[5] 以中产、中下产为主,剧院、夜总会、饭店、时装店林立,气象不凡,一时成时尚之都。但刚步入20世纪,这儿迅速衰败,高档时装店、俱乐部纷纷迁离,下城行业工人"占领"了广场,工会常年组织"五一"游行,政治抗议也青睐这里。"9.11"发生时,纽约人齐汇联合广场,为死难者守灵,花圈、照片、蜡烛挤挤挨挨堆在那,广场顿显局促仄狭。为什么不找个宽敞地方?也许,城市记忆将此地编码为公共表达空间,无可替代了。

联合广场以南是"曼哈顿下城"(Lower Manhattan),更显生机勃勃,升沉无定。沃顿曾把14街当分水岭,之下(南)为人间地狱;之上,沿第五大道至34街,为享乐天堂。下城一度遍布商埠、码头、仓库、工厂,赤贫的新移民多居于此,即怀特说的第三种人的活动范围。"下东城"曾是贫民窟的代名词,移民的"隔都"(ghetto)。 19世纪末来了一批意大利移民,先落脚下城的小意大利(休斯顿大街与唐人街之间的几街区),渐渐发迹,站稳脚跟。不久,中国移民从福建、广东步其后尘,涌入毗邻的唐人街。开餐馆、做洗衣店。虽没有像意大利人打入主流,但吃苦耐劳,地盘一点点扩充,最终蚕食掉小意大利。如今,小意大利只剩一条"桑树街"(Mulberry St),名存实亡,个把意大利餐馆权当遗迹。错落嘈杂的中餐馆之间,偶尔意大利遗老逸民游荡,早无西科塞斯电影里的意大利社区的气象,好事者为抢救桑树街,拍纪录片缅怀意大利移民的曾经辉煌。

已经滥调的纽约故事曾是:个人奋斗打拼,积攒巨额财富,第一件要做的事,避瘟疫般逃离下城,在14街之上置地购房。中城一座座Brownstone(赤褐色砂石上流住宅)拔地而起,既巩固已有的空间秩序,又僭越景观表达的地缘身份。敏锐作家的城市经验往往比市政档案更"切实",沃顿就是个老纽约,她的写作给城市以感性与时代氛围。《纯真年代》中还有个角色叫博福特(Julius Beaufort),来路不明,风传国外挣了邪财,第五大道的最好地段盖了豪华洋楼,内设让显贵艳羡不已的大舞厅。他诚邀几大家族聚会,名媛士绅起初不屑与暴发户有瓜葛,攻守同盟拒他门外。但纽约毕竟不是欧洲,金钱胜过门第,博福特只要挥金如土,不愁扣不开"圈子"紧闭的大门。很快他成了红人,便趁机撺掇阔佬们投资海外。谁料集资圈钱的掮客投机惨败,一文不名,老纽约们叫苦不迭。纽约是开放的,20世纪的曙光照进旧世界。男主角纽兰·阿彻(Newland Archer)虽保守、文弱,但知道儿子要与博福特女儿结婚时,也毫不犹豫为他们祝福。这是沃顿的纽约印象,她眷恋老纽约昔年的"纯厚",也拥抱新世纪的曙光乍现。她在绘制一幅印象派画,光影变幻之际,时间印刻景观上的色彩熠熠层叠,时代神韵呼之欲出。

世纪之交,空间、身份已物转星移。下城不再令人怯步,华尔街正异军突起,贫民窟摇身一变成世界金融之都,寸土寸金。沃顿另一长篇《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写1890年代华尔街的新资本如随行魅影,渗透、啮噬着上流社会的温文尔雅。莉莉·巴尔特(Lily Bart)家道中落,却不忘大家闺秀的身份,一心钻营,想回到第五大道的沙龙里。她与当时的老纽约人一样,不肯面对华尔街无情的现实,金融资本扫荡了模仿老欧洲的智性优雅,那造作的纯真已水月镜花,他们枉逐落花梦影而已。

百年间,华尔街窜出一只欲望之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新大陆一夜升为金元帝国,美元是通行全球的纸黄金。但它也捣鼓个次贷危机,把美国经济拖入深谷。爱恨交织的纽约人,占领了这不起眼的街道,拥在街角喊口号打标语,想扼住这法眼通天之兽。百年前沃顿笔下的博福特不正是"高盛"(Goldman Sachs)的原型,新、老纽约人莫不怨且怒。倘若作家再经历一个世纪之交,必与纽约人一道体验创伤性经验。几何速度聚拢的财富,让纽约人信心满满建造个"通天塔",伸手可及上帝的居所。1970年代曼哈顿下城平地拔起世界之巅--世贸"双子塔",2001年一个早晨被夷为平地。从新泽西隔岸哈德逊河远远望去,下城像被拔掉两颗门牙,两条白色烟柱冲天而起,似漏风的嘴巴咕哝着含混的句子。

五、景观的时间维度

19与20世纪之交,曼哈顿市区尚以阶级阶梯分布空间,但进入20世纪后,族群、肤色渐渐重构了城市地理。14街以下主要亚洲移民聚居,"下城"涂抹上淡淡的黄色调。14到59街仍以老纽约为主,"中城"点染些许白色调。从96到155街的哈林区,以非洲裔移民为主,黑色调是主旋律。时光荏苒,时移事去,纽约市不停息地流动、变化着,空间与时间交点处新意生生、变幻无穷。这色调图到21世纪又明日黄花,人口、族群、阶级、性别交错混杂,各种力量角逐博弈,空间的流变凸显了时间的维度。在讨论横向"街道"空间被数码区隔指向身份之后,还须思考纵向"大道"如何被时间分割。

19世纪有份畅销的刊物《纽约新闻画报》(New-York Illustrated News), 在1863年1月号上,登出图文并茂的"百老汇大道的经典时段"[6]:

1)早晨7:00:劳工、店员、工厂女工出行,开始一天的忙碌。

2)上午9:00:商人、公司职员行色匆匆,奔向商埠。

3)中午12:00-下午3:00:窈窕淑女、时尚佳人粉墨登场。

4)晚上:夜色笼罩下的百老汇大道鱼龙混杂,底层妓女、乞丐、游荡者出没昏暗汽灯下的肮脏街道。

一天中不同的时段,城市角色粉墨登上百老汇大道这个"舞台",时间如隐形的藩篱,规划出阶级与肤色的"出场"次序。贤媛淑女不该下午四点之后还流连街头,[7] 有色人种不许星晴天下午到第五大道招摇。《画报》同一期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点评:

最近,我们有头有脸的黑人公民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日或节假日的下午出现在第五大道。他们招摇而且满不在乎的神情,颇让审慎的头脑感到震惊。他们穿着与身份不搭调的楚楚衣冠,面带造作的风雅表情,与周围含蓄低调的白人相映成趣,让伤心人可发一笑。[8]

第五大道上住着富裕显赫的老纽约,有上流俱乐部、奢华教堂。周日上午做完礼拜,中产白人之家穿金戴银,专程跑来第五大道一展风采。经典画面是:丈夫一手拿圣经,一手挽夫人,妈妈牵着女儿,三口一家在橱窗前做真人秀。[9] 虽同为殷实中产,也鲜衣华履,如黑人穿梭白人士女之间,便分外扎眼,很不受用。这儿没有黑人教堂,也无黑人住宅,不探亲访友,他们跑这儿来纯粹是显摆,挑战身份秩序,与白人竞争第五大道上的述行话语。几个月后,黑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19世纪中纽约曾有移民高潮,大批爱尔兰人涌入。他们为逃避大饥荒才远赴纽约找生机,刚迈出舷梯,脚尖未及海岸,便被征入联邦军,当了内战炮灰。为发泄愤怒,爱尔兰人找更穷、更弱的少数族裔充替罪羊。1863年7月臭名昭著的纽约征兵骚乱,爱尔兰人在大街上毙伤数千黑人,还口口声声是黑人抢了饭碗。

如今的曼哈顿,工作日上午8:00-9:00之间,从市郊四面八方涌入白领上班族,进市区的大小公路、地铁、火车、巴士都塞得满满的。晚上,他们又退潮般涌出,回去郊外的家里。这群人的共同身份是"通勤族"(commuters),也即E.B. 怀特所说的第二种人。怀特形容他们每天早晨蝗虫般吞没纽约,晚上再吐出来。他们让城市百物飞腾、心浮气躁。这里毕竟不是他们的家,进城办事购物。沸反盈天热闹一日,晚上回到新泽西或康州家里,静静过上凡庸的美国中产生活,抛下"土著"们留在刺耳的警笛声中,孤灯挑尽难成眠。

六、结语

拉拉杂杂说了好些纽约的事,看似作一篇城市概论。但偌大都市,纵修四库也未必面面俱到。或谦退一步说挂一漏万,也太狂慢,一篇文章岂能道出纽约万分之一。既若如此,不如敬惜纸墨,付之阙如。但希望表达一种城市经验,不在数量涵盖多少,也无须由点及面;不在意思是深是浅,也不管内容或简或繁。因读过些游记,如乘兴游览名胜古迹,纪念碑、大教堂、博物馆、或皇宫庭院。印象式地发一发思古幽情,感悟式议论番中西"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顺便批一批国民性,叙景言志。但如此即景抒情,与参观的城市有多大关系?还有一类城市文字,板着面孔,客观陈述,城市人口多少,经济、工商、建筑、历史、气候如何,一一过硬的"事实",系统且全面。读来如地理教科书,但谁能比维基百科更包罗万象?匿名作者,无须主观经验,时刻更新信息。除此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讲述城市的方式?

卡尔·索尔有"文化地理",以空间为媒介,把景观作结果,研究空间与文化的互动,因物达情,文化研究从物质性的实在材料入手。经验并非始于概念,而从触手可及的实物开始。因此,我们设空间与身份为议题,辅之以时间性维度,探索表述城市经验的新可能。然而,时、空乃康德所谓"感知的先验形式",不可视为外在的认识对象,两者先在地决定如何经验。在索尔的实践中,无论是以旁观者视点的从外观察,或居住者视角的从内体认,都被视作单向度的对象性认识,无法构成"真实"经验。他强调观察者与居住者对话,从当下认识去勾连历史记忆,在差异性的多重经验反复碰撞中,发现新意义。因此,我们索引纽约的历史、档案和轶事,穿插沃顿小说中的城市记忆,与作者的观察对话。作者的旨趣统摄征引的素材,并构造表达经验的形式。然而,什么样的材料让经验更具质感?经验如何凝结成概念而形成新知?

有纪游文通篇征引某城市古今中外的典故隽句,从典籍里寻章摘句,补缀而成一篇文章,雅达有余而诚不足。周作人喜谈草木鱼虫,写过一篇小文《萤火》。他从《礼记》、《本草纲目》、《尔雅》一路考证到清末汪曰桢的《湖雅》,发现所有文献都相信"腐草化为萤"之说,以讹传讹,相互引证,竟无人肯捉一只萤火虫观察一番。18世纪有个英国人怀德,随手写了几句夜观萤火的琐事,周氏认为其诚恳比典籍更可珍重。阅读经验固然重要,但归纳好并凝固成型的经验未必可靠,更不屑说创新了。周作人珍重直接观察,并非不知个别经验有限而缺乏普遍意义,他实在怀疑"多学而识之者",纵破万卷书,也难免人云亦云。只有将典籍引入特殊语境或个别事件,才能揭示其普遍性。怀德孤立、有限的观察,被结构到周氏文章的整体布局中,才有微言大义。周氏谈问题,总从身体所在的极小处,扩展到眼光所见的极大处。

文章开头提的问题:地理环境决定文化,或反之?此问隐含一个站不住脚的前提:即环境或文化两者之中有一个为恒常、不变的本质,另一个是派生的幻象,即柏拉图所谓"现象"。本质是超越、永恒之源;现象被本质生成和决定,变动不居。纽约根本没有不变的本质,空间与文化处于不停的流动与变化状态。单向决定关系乃头脑的想象,现实只有互动、相生、勃勃生机。画地为牢、分隔空间在时间中总遭挑战、制衡、修订和置换。地理与文化之间是开放和"生成"(becoming)的关系,生生不息的现象才是城市经验之源,故索尔称之为"景观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注释:

[1] Richard H. Schein, "The Place of Landscap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an American Scen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7, No. 4, Dec., 1997), pp. 661-2.

[2] Irene Billeter Sauter, New York City: "Cilt Cage"or "Promised Land"? (New York: Peter Lang, 2011) p. 38.

[3] Ibid., p. 86.

[4] E. B. White, "Here is New York", Essays of E. B. White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2), P. 121.

[5] Mona Domosh, "Those' Gorgeous Incongruities': Polite Politics and Public Space on the Streets of Nineteenth-Century New York Cit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8, No. 2, Jun., 1998, P. 213.

[6] Cited from Domosh, P. 216-8.

[7] Domosh, P. 218.

[8] Cited from Domosh, P. 219.

[9] Domosh, P. 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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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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