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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迈向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


作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更新日期:2013年08月07群学网
   
 
标签:学人讲坛

     主题:迈向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革命大讲堂


   时间:2013年7月24日

  地点:社科文献出版社15层绿坞
 
 
 
  主持人杨群:各位老师,各位从北京或其他地方赶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来的媒体朋友,希望聆听英格尔哈特教授演讲的读者或者对政治学科研究有兴趣的学者,首先非常荣幸请到英格尔哈特先生到社科文献出版社来做一个关于"迈向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革命"的演讲。英格尔哈特先生是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大家,我不懂这个学科,临时抱佛脚,从昨天到今天,浏览了我们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政治文化译书,很扼要地将政治文化这个学科从其缘起、发展、变化的情况大概了解了一些。
 
  各个国家不乏政治,政治文化学科的提出可能是缘起于西方。我看丛日云老师的书上说,是1956年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丛老师也很清楚地疏理了政治文化在西方发展的谱系和脉络,有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70年代由于受到理性选择理论和左翼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西方的政治文化有所衰落,但8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重新复兴,其中英格尔哈特先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不太乐观,丛日云老师对中国当下政治文化领域的研究状况做了扼要而准确的评述。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丛先生带领他的团队,从西方主要是欧美国家政治文化当中遴选出一批有份量的著作介绍到国内。相信丛先生这支团队的工作,对我们国家政治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定有很大、很积极的作用。
 
  看书当然是一个方面,我们今天有幸直接和这个书的作者当面进行交流,一定会比看书更有启发。今天这个大讲堂的主讲嘉宾是《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和《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这两本书的作者,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先生。第一次到中国内地来,80岁高龄。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英格尔哈特先生不远万里来到社科文献出版社。大家欢迎!
 
  英格尔哈特先生80年代到过中国香港,现在80岁高龄,第一次到中国内地来。这个航程非常辛苦。非常感谢英格尔哈特先生。
 
  同时我们也请来了国内政治学研究的几位著名学者: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这套政治文化译丛的领衔者--丛日云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沈明明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卢春龙教授。
 
  下面首先请丛日云教授就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表讲话!
 
  主持人丛日云: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我首先对这套译丛做个简单介绍。
 
  这套译丛是政治文化译丛。搞这套译丛,是政治学学术建设的工作,但也有我们对现实政治的关怀。现在的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时期,有政治上的转型、经济上的转型,也有文化上的转型政。我们需要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需要理论的创新,同时也需要在政治文化领域里进一步培育现代的公民文化。
 
  培育现代的公民文化,需要展开政治文化的研究。这就需要借鉴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因为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有很长的历史,有非常丰富的成果,有非常发达的理论和方法。但有关的成果在国内的介绍还是非常有限的,这样的情况,对我们开展国内政治文化研究的需要而言是不适应的。所以,我们就搞了这么一套政治文化研究的译丛,希望把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些经典著作、重要的研究成果、重要的理论和方法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希望借助于引进西方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资源来推动国内的政治文化研究,推动国内公民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研究说起来有的读者可能比较陌生。在政治学领域,有的人研究制度,有的人研究理论,有的人研究政治运动或政治行为,但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深层的政治心理,它是我们关于政治对象的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这些内容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会建立某种政治制度,它建立起来之后会怎样运行?在很大程度都能从政治文化上得到解释。
 
  我看最近的新闻报道,习近平主席到某地视察。有一位受到接见的网友表示,他握着习近平主席的手,心跳达到了200下。他心跳为什么会达到200下?这可以从政治文化理论上得到解释。如果你们诸位有幸握上习近平主席的手,心跳会是多少下?有的人也许还是六、七十下。六、七十下和200下的区别是什么?是你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和情感与那位不同。前段时间,最有名的人大代表申纪兰老太太说,她几十年从来不投反对票,而政协委员倪萍不光从来不投反对票,也从来不投弃权票,从来都是支持票。她们的这种说法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为什么会有争议?其实,几十年来,大多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没引起争议?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政治事件或政治行为在社会上会引起这样大的争议?有人叫好、支持,有人反对,有人深恶痛绝,这也就是说社会上,公众对待政治权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很多人不认同这种做法了。面对这个政治权威,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指向它的政治情感。由于人们的价值观念不一样,由此决定了大家不同的政治行为,也决定了大家对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现行公共政策,或现任的领导人的行为,会有不同的评价,不同的态度。这就是政治文化。
 
  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除了要在政治制度上进行变革、在思想理论上逐步更新外,还需要在政治文化领域里推进。要使普通中国人由传统的臣民文化或毛泽东时代的群众文化,发展为现代的公民文化。这是我们对中国问题的关怀。我们希望借助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研究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现代政治文化是什么关系,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怎样的状况,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不同的亚文化群体各自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念是怎样的,据此,我们要找到一种方式和途径,培育现代公民文化。
 
  这套书我们第一批计划有9本,现在已经出版了3本,后面几本已经翻译完了,会陆续推出。我们第二批已经物色了几本,还会陆续推出。这套丛书至少要达到十四、五本的规模,争取把西方政治文化领域里有分量的著作、能够列为经典的著作都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其中的两本,也是这套丛书里分量最重的两本,即英格尔哈特先生写的,一个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二是《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英格尔哈特先生出生于1934年。现在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和社会研究所主任。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士,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能够成为这个学院的院士是最高荣誉。英格尔哈特先生在几十年当中,特别是在政治文化和社会转变研究当中取得的成果非常突出,特别是在8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复兴运动中,他是主要的推动者和领航者,他这个地位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承认。特别是他提出的"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等概念,如今已经成为政治文化研究当中的核心概念而被人们广泛接受。他所提出来的价值观念的代际转变理论是其政治文化研究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之初,英格尔哈特就敏锐地觉察到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观念方面的革命,而居于中心的是价值优先排序的变化,也就是说,在人们追求的一系列价值中,其中的各项内容在排序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这种变化和战后西方获得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关系,这是一种代际的变化。年轻的一代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生活,在未成年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经历使其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会一直带到他们成年之后。随着社会的代际更替,新的价值观念就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
 
  1970年开始,英格尔哈特对欧洲六个国家进行了价值观念的调查,1971年他在《价值优先顺序的变迁和欧洲整合》一文中,对1970年的调查做出了初步的分析,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发达国家可能正在经历价值观的代际变迁,并对价值观变迁的具体内容进行了陈述,对导致价值观念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1977年他正式提出了后物质主义概念,这个后物质主义是相对于物质主义而言的,他阐述说,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取向,是物质主义价值观,而强调自我表现、生活质量胜过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观被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根据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在欧洲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年轻一代开始出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根据他的价值观念代际变迁的理念,必然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越来越大,持这种价值观的人会越来越多。
 
  后来的调查和研究都证实了英格尔哈特的这个预见是正确的。1990年,他出版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一书,证实了代际价值观变迁的存在,变迁的原因也得到了证实。1997年,他出版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这时候他调查的范围已经远远不止西方国家,而是扩大到了大批的非西方国家,他依据的调查材料涉及世界上70%的人口,证明这样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不仅发生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只要有同样的社会经济条件,那么这样的变化也会发生在其他国家。这两本书不仅仅提出了价值观念转变的问题,而且对这个转变的具体内容、转变对社会的具体影响等都进行了广泛深刻地探讨。
 
  由于价值观念的变革,在西方出现了新的政治议题、新政治,社会的政治竞争或政治斗争围绕着新的议题、新的政治中轴展开,由此也就出现了新的政党、新的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也就是说由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导致了西方社会发生了广泛、深入地变化。
 
  英格尔哈特先生这个研究确实非常经典。他依据的材料是可靠的、经得起检验的。他不光调查广泛,而且还是跨时间的,从1970年一直持续到现在,英格尔哈特先生一直主持这样的调查项目,最有名的就是"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这个项目在今天已经覆盖了世界上90%以上的人口。对于世界上90%以上的人口的价值观念进行了调查,几年进行一次,追随着世界范围内人们价值观念的变革,依据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并建构理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学术事业。
 
  所以,他的政治文化理论,关于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及其变革,变革的原因,变革的表现,变革对社会广泛的影响,一整套非常丰富的理论使我们大开眼界,他的调查研究也得到了许多后续学者研究的证实。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阿尔蒙德评价说,在社会研究领域,英格尔哈特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预见性。他在70年代提出来的社会发展的走向,30年之后回头看,他的预见是对的。并且,不光是西方社会按照这样的方向发展,他现在世界价值观念的调查也涵盖了中国,他提出中国也开始有了这样一种变化的苗头,也必将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向前发展。这都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西方,为什么西方社会今天会是这样,西方人争论的问题、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深刻地认识并了解西方,了解中国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由于英格尔哈特教授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这样杰出的成就,真正成为在西方政治学领域里大师级学者。2011年他获得了政治学领域里最重要的"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因为政治学没有诺贝尔奖,能不能说这是政治学的诺贝尔奖。英格尔哈特先生的学术成就的确辉煌。他做的调查工作、建立的数据库、提出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对政治学的贡献是巨大的。让我们对他的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
 
  下面就请英格尔哈特教授来向大家阐述他的理论,并介绍他的这两本著作。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谢谢大家!很荣幸且很高兴能来到中国,也谢谢这里的安排,我这次虽然来得时间不长,但有很多难忘的经历,有很多第一次。比如见识中国大陆、和中国人民在一块儿、第一次吃火锅汤等等,还包括大家给我讲的中国内部的知识。所以我要感谢主办方对我的邀请,也感谢丛日云教授对我的邀请,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我的书,感谢北京大学沈明明教授这么多年来做的相关方面的研究,还要感谢所有对我提供帮助的人。
 
  我在这方面的研究长达40年之久,算是这方面的老人了,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我分析了这方面的数据,有几个发现是比较确实的。
 
  第一,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相关学者也提出过现代化理论的很多版本,比如马克思、韦伯,他们的基本理论都是正确的,那就是经济发展会带来世界的变化。经济发展会改变世界是有很多原因的,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生存条件的不同,你认为生存是不是不成问题?这起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人都处于饥饿的边缘,这种生存的不确定性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策略。
 
  最近一些年来,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人们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因饥饿而死的情形越来越少。人们的生存战略发生着变化,大萧条那个历史阶段,因饥饿而死的人口还是占很大的数量,但战后我们的情形出现了变化:第一,战后经济奇迹;第二,福利国家制度的出现。这样,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澳大利亚、美国、西欧,人们的生存战略发生了转变,生存被认为是一种不成问题的问题。
 
  最基本的一点,人们的生活策略发生了改变。只要生存是不确定的事情,人们就会把首要的目的放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上,这是马克思的一个理论,我们需要为生存而斗争。但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十年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去三十年里,整个世界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大部分地区人们的生存已经不成问题。
 
  刚才丛教授已经讲了我的两本书,它们出版于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都提出了代际价值观转变的理论并做出了一些预测,年轻和年老群体之间价值观、动机、文化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距离这两本书出版已经有三、四十年了,书中预测的转变现象确实发生了。比如,在富裕的国家,大家对同性恋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且我们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趋势。
 
  中国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就像日本和德国在战后创造的奇迹一样。中国正在发生一个转型,由生存不稳定和贫穷状况转型到比较富裕的阶段。我认为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前期阶段,我预测,在20~25年之后,中国会有个代际的转变,这个代际的转变会类似美国、西欧国家60年代的情形,它们在60年代出现了代沟,这和他们的经济奇迹以及受经济奇迹所影响的那一代人有关。
 
  出版的这两本著作在几十年以前就预测了西方会发生这样的转型,而确实这些转变已经发生了。从长期的角度来讲,中国也即将发生这样的转变。这种转型是非常广泛的,包括性观念、朋友之间关系、家庭观念等等。对政治科学家来说,这样的社会转变,包括社会宽容度,从层级制、防御性态度的社会观点向比较开放的、利他主义的态度转变。这有很长期的经验证据为此提供支持。一方面是关于生存不安全的反应。生存不安全会导致很多现象,如排外、很强的群体内部团结、对传统文化的严格遵从等;另一方面,日益增长的安全感则促进人际信任、对外国或外部群体的宽容态度、支持性别平等、宗教权威势微(这点在中国不是很强烈)、民主政治制度(包括文化和社会的互动)。
 
  我和来自很多国家的同事在进行这个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这个项目已经涵盖了10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90%,这是一个很大的数据库。我们有100多篇相关领域内发表的学术文章,并有不同的发现。在这些发现当中,我们找到共同的、非常有趣的结论,比如人的态度、人的价值观具有一致性。我们所观察的每一种态度都不是自行其是,而是会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我们可以用两个基本的跨文化差异维度来表示:第一,世俗与理性的维度,工业化带来了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转变;第二,后现代社会的维度,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
 
  传统价值观包含很多东西,十几个价值观都可以用这个单独维度表示,与传统价值观有关联的内容包括:宗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传统价值观,我们要教导孩子服从;我们要有很强的国家自豪感;要以让你的父母感到荣耀为主要的目标;离婚从来都是不正当的;堕胎从来都是不正当的;我们需要更为严格的限制外国货物的销售;要更多地尊重权威。这是与传统价值观维度相联系的一系列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都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转变相关,马克思、韦伯在他们的现代化理论中都提到过这方面的联系。
 
  另一个维度,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是比较近期的转变,与经济高度繁荣有关,也同知识社会有关,这个转变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的转变,是从生存价值观转变到自我表现的价值观。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很多价值观有惊人的关联,比如与性别平等的价值观有关联、与民主价值观有关联、与工作动机价值观有关联。就工作动机而言,物质主义工作动机的目标是使收入最大化,而对后物质主义者来说,工作的动机是工作是否非常有趣。秉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们在性别平等、性观念等一系列问题上比物质主义者都更加宽容。
 
  经济发展与这两个维度有紧密的关系,所有高收入国家和社会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排位都比较高,这没有任何例外,所有低收入国家和社会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排位都比较靠后,这同样没有什么例外。这说明随着低收入国家或社会的发展,这些国家的人们的价值观也会转变,越来越接近高收入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越来越往自我表现价值观和世俗理性价值观这一端上升。
 
 
  根据时间序列证据所作的图表也揭示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所讲的转变已经发生,不管是新教国家还是天主教国家在自我表现价值观上都有一定的位移。俄罗斯是个例外,但在这个例外情况下,很多情况也是能够解释的。虽然俄罗斯是一个例外,但我们的理论阐明,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自动地从价值观转变的一头转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方向,当这个国家变得更安全的时候,这个国家和社会才会朝向自我表现价值观这个方向移动。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在90年代经历了经济崩溃,国内生产总值降到了最低值,而该地区人们的生存安全水平确实也是下降的。
 
  中国的进度也有点出乎意料,中国正处于大转型时期,它经历了大跃进、饥荒,在最短的这些年里有经济最高速的发展。中国在近十年内可能不会发生类似的转型,但长期看它会走上同样的轨道,这样的转变最有可能发生在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比较年轻的一代。必须承认,现代化并不是唯一理想的路径,随着经济发展,我也有证据表明,文化遗产对社会也有持续、长久的作用,如果这个国家是新教、佛教或天主教的,他们的这种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有人希望可以用很简单明了的理论来说明,即经济发展导致这一切,但是我不能,因为历史、文化还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宗教、殖民历史这些因素都会对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有一个新教欧洲的概念,在欧洲国家里,它们的文化影响比较相似,这是历史的因素,不是因为他们现在是新教国家,而是历史上他们是新教国家。儒家文化系统里的这些国家都属于复杂的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系统,这些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文化系统是比较相似的,它们都有个特点--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总之,文化和历史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独立的工作过程中虽然不知道其他学科领域所得到的相类似结果,进化论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等都提出了跨文化差异的理论,这些理论和我们进化的现代化理论惊人的相似。
 
  生存安全概念的有无和社会开放程度紧密关联,我们有这样的发现,易受传染病破坏的国家或社会比不宜受传染病破坏的国家或社会具有相反的相关特征。
 
  由于时间关系,我回顾一下实际数据上得出的结论,关于社会发展有比较复杂的、比较有趣的一种趋势,主要是关于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1970年,我们有一个针对六个国家的调查研究,检验隔代价值观转变的理论,发现在年轻群体和年老群体之间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他们在强调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
 
  我在70年代做的研究中发现,最年老的受调查群体中,物质主义者远远超过后物质主义者;而在最年轻的受调查群体中,后物质主义者的数量略微超过物质主义者的数量。一种现代的解释是,那是不是说这些年轻人就比较愚蠢或他们不是很现实,等他们慢慢长大了,他们的价值观可能就和年长的人群一样呢?我们的理论得出了不同的预测,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价值观的代际转变,虽然年轻群体日益变老,但他们的价值观不会像老年群体那样更物质主义,而会让整个人群都变得更后物质主义。
 
  我们有4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这个时间序列数据得出的结果是,年轻人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物质主义,否则的话所有的代际曲线都会呈下行趋势,但我们看到这些曲线呈上升或保持原有水平的趋势。年老的群体会随着调查年数的增加掉出样本(因为死亡),而由新的年龄群体补进来,会看到年轻群体替代老年人口的现象,会发现年轻人并没有更物质主义,大多数保留他们的后物质主义态度,反映在整体上,大多数人口变得越来越后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者的数目逐渐超过物质主义者的数目。近年来,西欧这种价值观转变已经开始停滞,但还是在进行当中。
 
  总体来看,随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各国)都会经历这样的价值观转变,有一些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从赤贫阶段转变到具有一定安全水平或相对繁荣阶段,它们都还处于这方面的急速转变期。总体来看,整个世界的价值观转型不会停滞。前面讲到很多国家价值观转变的趋势,在这些国家里一个总体的趋势是,人们对物质主义的强调开始逐渐消退,但对后物质主义的强调越来越明显。中国是个特殊情况,中国绝对是物质主义占主体,物质主义程度非常高,即使如此,虽然在最年老的群体中物质主义者超过后物质主义者的程度非常之高,但在年轻群体中,这种比例开始降低,也就是说物质主义者的数量开始逐渐下降,而后物质主义者的数量开始逐渐上升。
 
  我不会预测中国会马上变成后物质主义国家,中国还处于发展的比较早期的阶段,长期看中国终将走向后物质主义,转变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脑袋里的一种理念。人们的想法不会带来社会的转变,这当中还涉及制度的控制者、社会控制者,但要求转变的压力越来越大,压制这种要求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强调自我表现价值观的社会往往都会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这是从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数据引申出的,我强调惊人的相关性不是绝对性的东西,但如果强调自我表现价值观,这个国家民主程度高的概率会大大提升。
 
  再强调一下我演讲当中主要的联系: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可预见的民众价值观的转变,这个民众价值观的转变进而改变整个社会。
 
  很高兴大家能来听我的演讲,谢谢!
 
 
  主持人丛日云:感谢英格尔哈特教授非常精彩的演讲,他非常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他的理论,一个社会在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全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会产生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可后现代主义价值观、自我表现价值观。随着代际的更替,持有这样价值观的人会越来越多。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会带来整个社会一系列、一整套的深刻变革,从性观念到政治、民主,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变革,不光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在朝着这个方向演变,中国这样的国家迟早也会走向这个方向。
 
  英格尔哈特教授的理论主要是我们现在出版的这两本书中。2005年他还有一本书叫《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大家从这个书的名字上就能看出这个书的主题。社会现代进程带来文化变迁,进而带来民主。英格尔哈特教授讲的文化变迁主要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后物质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与民主有正相关联系,它有利于民主的发展。
 
  在西方,政治文化变迁对民主的影响在于,它是由传统的代表制民主转向参与制民主、直接民主,就是民主的进一步深化。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也会带来更大的民主参与要求、参与的压力,也会推动这个社会走向民主。也就是说这样的价值观念变化会成为中国这样的国家走向民主的新的推动力。
 
  英格尔哈特教授的这个理论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被后来的调查和研究所证实,并且表现出了预见性。一个学者在年轻的时候提出一种理论,到年老的时候发现这个社会就按他当年所预测的那样发展,我想这是作为学者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但这不就是说英格尔哈特教授的这个理论是完美无缺的,这么宏大的理论里面会有很多问题是需要考察和分析的,也可能需要大家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挑战,尤其是涉及中国和西方以外的文化,他这个理论是不是在每个部分和细节都能站得住、经得起推敲,这恐怕还需要大家做出自己的判断。
 
  稍微休息一下,大讲堂的下半部分将请几位专家对英格尔哈特教授的理论做出点评,由各位来宾和英格尔哈特做个交流。下面短暂休息5分钟我们再回来。
 
  (休息)
 
  主持人丛日云: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单元的讨论。
 
  我先介绍一下另外两个嘉宾。一位是卢春龙教授,他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主编之一,我俩合作主持了这套丛书,他是一位海归,从美国获得博士回国工作,是以量化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专家。另一位是严挺博士,《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译者,也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一书的校对者,也是从美国回来的博士。
 
  这个单元将请两位专家对英格尔哈特教授的理论和他两本书做一些评论。
 
  第一位专家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沈明明教授。沈明明教授在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是英格尔哈特教授的学生,回国在北京大学工作。他一直在这个领域从事研究,成果非常突出。他也参与了英格尔哈特教授的研究项目,自己也主持了很有影响的社会调查、公民意识调查,所以他对英格尔哈特教授的理论非常熟悉。他是中国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是谈论这个话题非常合适的人选。下面有请沈明明教授。
 
 
  沈明明:非常感谢今天能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座谈,非常高兴能够在北京看到我的老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教授。他过去的书能翻译成中文,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儿早就应该由我来"掺合"一下。
 
  20多年前,我曾经上过英格尔哈特教授的比较政治学课。密歇根大学的博士生,要能够在政治学的三个领域教书,所以,除主修专业外,还在有第一辅修、第二辅修。我们第一辅修就是比较政治,所以上过英格尔哈特的课,跟他有很多接触。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的优秀都源于我对他的教育。
 
  沈明明:比较政治学研究是政治学中最大也是边界最不清楚的研究领域。是同美国政治、国际关系、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等不同,与之相区分的最大的也是最模糊的研究领域。从比较政治里可以看到国际关系的影子、政治学理论的影子,也可以不停地钻研研究方法。政治文化正是由于这种边界不清楚,被归纳到比较政治学领域。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最初都是在本国研究的基础上来做的,很少能推到比较层面上,从这个意义上,英格尔哈特教授是先驱者之一。他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一直到今天都在努力,在更大层面上的比较研究。
 
  战后由于概率统计学的革命性进展,因此在大量的社会学科里开始尝试运用量化分析方法去理解、解释社会现象,政治学里就是政治现象。7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里也是努力地希望能够把概率统计的方法,能够运用到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政治文化领域同样也是这样,我们希望能用数据来说话,不是简单用思辨的方式讨论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对什么不对,希望用数据来看事实。因为概率统计的革命性发展给我们解决了研究方法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困惑。
 
  过去我们一直坚信要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中,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条件下找出因果关系。但在社会科学里几乎不可能找到清楚的因果关系。政治文化的研究更是不可能的。统计学中的概率统计,关于概率的理论,帮我们打开了一扇门。我们不是追求在几乎不可以达到的目标下建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追求变量之间存在什么样概率的关系,从这样的情况发展到另外一种情况有多大的可能性。这样,一下子推开了一扇门,这也就是70年代以后在政治学研究里开始有大量的量化分析方法应用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现在看到,英格尔哈特教授在其40多年的工作中,一直致力于用统计学特别是概率统计学的方法对政治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我们很少能看到一个学者能在40多年一直坚持一个题目的研究,兢兢业业。英格尔哈特是我的老师,我从来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和他说什么,因为我的兴趣转得太快。没有一个项目能做三年以上。所以,我说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
 
  在这40多年里,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对于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从五、六个国家的范围推到现在100多个国家,覆盖全世界90%的人口。他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以至于后来还成立了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WVS)。还是很惭愧,教授让我多参加点这方面的工作,我还是参加得太少。
 
  不管怎么样,现在终于有了这么一个规模。我记得今年春天是在卡塔尔开会,他自己一手组织了这么庞大的组织,世界不同的学者参与,在不同国家里每隔五年做一次问卷调查,坚持了这么多年,而且在西班牙建立了非常专业的数据库。而且这个数据库对全世界的学者开放,任何研究这类问题的人都可以直接从这个数据库当中提取数据做自己感到有兴趣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年来,在超过100个国家的调查得出来的数据基础上产生了大批的博士论文、学术著作、刊物上的文章。如果你们登录WVS网站可以看到完整的目录,多少篇博士论文、多少篇书。这些都是英格尔哈特教授的贡献。
 
  今天看到来了这么多的年轻人,我想告诉你们,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来做社会科学研究是个非常之艰苦的工作,艰苦到可能很多人很难想象的、坚持不住的程度。如果你坐不得冷板凳,耐不住寂寞,我真的不主张你参与这个事儿。如果你有很好的办法登录这些网站,可以直接拿数据,第二手数据同样可以做很好的研究。在密歇根大学联盟有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库SPSR,上面有全世界上百名会员,都把自己的数据库放在那儿,这是可以取巧的地方。用别人的数据做自己的研究,就免去了很多对项目设计、实施、数据库的清理工作,更不要说为申请经费来做大量的组织工作了。
 
  要警告各位的是,最后还是避免不了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如何检视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这就需要每一个学者自己下工夫。
 
  主持人丛日云:谢谢沈明明教授,下面有请徐湘林教授发言。徐湘林教授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然后到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学习,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回到北京大学工作。徐湘林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学理论和中国政治,在这些领域的研究获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果。国内引进西方政治文化理论比较早的,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者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大部分中国学者通过这本书了解西方政治文化的。这本书有两个译本,其中一个我认为比较好的版本,就是徐湘林教授翻译的。徐湘林教授的学术功底,他在海外学习的经历,他专业方面的造诣使他成为最有资格的译者。他也是英格尔哈特教授这两部著作最有资格的评论者。有请徐湘林教授!
 
 
  徐湘林:谢谢各位!本来以为这两本书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在美国是做政治文化分析的。当时阴差阳错,出国之前,国内80年代一帮青年学者如饥似渴地想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尤其是关于政治学方面的。我记得华夏出版社搞了一套译丛,我也参加讨论会,最后剩下一本《公民文化》,没有人翻译,就推我翻译,我就开始翻译。在出国之前,我北大的几位同事,当时都是年轻学者,花了很大工夫把这本书翻译出来。翻译之后我依然还是出国学习。这是大家认为这是我做公民文化研究的缘由。但我确实是"打酱油"的。
 
  在国外学习的时候我也试图进行一些量化方面的研究,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读书时。
 
  说起来,还在1984年时,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阿尔蒙德到北京大学访问,当时是小范围的,不像现在学术交流这么开放,能弄个大的沙龙。就在临湖轩找了政治研究室的几个青年教师,其中就有沈明明教授,我们和阿尔蒙德教授有一个座谈。当时就提到政治文化概念,我们反反复复问政治文化是什么概念,但好像也没有得到解答。
 
  1990年代我到美国碰到阿尔蒙德,我就找他要书。后来我知道他做政治文化研究的时候有很多政治"敌人",其中一个"敌人",当然是很友善的敌人,就是我的导师戴维*伊斯。他说文化是最说不清的概念,你怎么能对它做分析呢?不可能。阿尔蒙德说"价值"可能是更好的表述,所以他们围绕概念问题一直友善地辩论。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我到那边之后一直学的是比较政治学,我在比较政治学里对中国政治更感兴趣,我就试图做量化研究。但没有这么多的数据,我没有英格尔哈特教授这么多的数据。我们在美国时,做比较分析研究的人都是讲故事。有人说你还是改为讲故事吧,我就改为讲故事、讲道理。
 
  我认为政治文化研究本身的产生和拓展,在美国政治科学里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新发现。这个文化概念最早是法国社会学家在说,美国学者把它进行量化,给出清晰的定义,从中分析出这种文化的特征,它和人们政治行为的关系,以及政治行为如何与政治制度层面发生互动,从而影响到政治结构的问题。这是阿尔蒙德最早想做的雄心勃勃的很大的东西。
 
  我个人了解,阿尔蒙德著作出版之后,政治文化研究经过了非常短暂的繁荣,但很快受到了批评。我看到英格尔哈特教授书里也讲到这个经历,"公民文化"研究理论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理论过于宏大,所以数据和统计方法比较原始和处于初级阶段,带来很多的问题。造成后来很多人对《公民文化》这个书的研究结论及概念提出批评。
 
 
  80年代又出了一本书,我找了我的学生来翻译--《重返公民文化》,这是从各个角度对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研究进行批评。这本书可能是个铺垫,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人们对公民文化这样的理论构建,或者我把它概括为公民文化理论。当然阿尔蒙德反对,他说他没有提公民文化理论,但我确定地说阿尔蒙德那本书中提出了公民文化理论,而且带有很强的价值取向。因为这样的问题,使得英格尔哈特教授发起的公民文化转向政治文化研究。我想英格尔哈特教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为公民文化有个很强烈的概念,如何证明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为什么能够稳定,是因为他们有公民文化。因为有这些,后来人们认为,政治文化的概念在学术层面上还是要更加优于公民文化的概念,所以人们开始研究政治文化是什么,尽量剔除一些过于强烈的价值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诉求。
 
  后来阿尔蒙德在回忆他过去研究过程中,在一战以后,和他的老师(芝加哥大学教授)在做最早的公民教育,就是教化。一战以后受苏联的影响,美国掀起了文化运动,在欧洲这些主要国家宣传公民意识。当然这个计划不是很成功。阿尔蒙德说这是他最早关注公民文化的起点。
 
  到70、80年代以后,西方仍对政治文化研究有兴趣的学者已经大大开拓了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域,更多地研究政治文化形成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人们的行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政治结构的关系,它恐怕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也并不是像阿尔蒙德所说的,文化影响行为,行为影响制度的关系。这是很复杂的关系,政治文化本身也会发生一些逆转和重大变化,这里面英格尔哈特教授做的大量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在政治文化变化中它由很多因素所决定。
 
  这是我的领会,我也愿意在很多方面和英格尔哈特教授做交流。政治文化的变化,我们当然很重视这些变化的变量,用它说明问题,但政治文化和我们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历史及它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复杂的关系,是不是很难来把这个东西说清楚?当然,英格尔哈特教授用很清晰的变量和数据构建这么大的数据库,使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更大的,以文化传统为单位的文化变迁,这种很微妙的关系,有太多因素影响。
 
  因此,政治文化到底应该怎么来定义和看待,我自己也有一些困惑,就这一点向英格尔哈特教授请教。政治文化本身是不是单个老百姓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受到的训练和熏陶的某种态度、价值和取向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形式,还是这种文化是可以被教化,可以被灌输,可以被引导的?中国近现代过程中经历着文化的冲击和变化,中国的历史恰恰说明一个道理,中国少数精英不断地试图通过文化运动、政治动员运动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
 
  人们发现,历史在里面的作用,精英和老百姓互动之间到底和政治文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问题:政治文化讲的是普通老百姓一种朴实的,与生俱来的,以后在生活中不断被熏陶,不断被加强,被稳定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和好恶判断,和少数政治精英的思想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沈明明:在社会科学里,价值的变化有两个基本的学派:一派是源于弗洛伊德这派学者认为,人的价值是在生命最初阶段灌输进去的,特别是真正离开家庭之前,基本价值观确定之后,一辈子都很难改变。另一部分人认为这不可能,人整个一生处于不停社会化的过程中,所以你在幼儿,脱离家庭或上小学的时候是基本的价值观的灌输,到十几岁开始叛逆;二三十岁开始成家立业,向社会主流价值靠拢;到越来越变得保守,等到你退休,你也老了,你会发现这个社会看哪儿不顺眼又会变得激进。
 
  WVS调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假设是--价值至少在政治领域的价值,人是变的。1997年英格尔哈特教授让我主持在中国的WVS调查,那时候我特别强调要在问卷设计中印证这个假设,同时我增加了一条,随着社会经济变化,人的基本价值观都是可能发生变化的,特别是在社会经济急剧变动时,人的价值观的变化速度可能会很快,这被后来所证明。
 
  徐湘林:第二个困难,和我做的中国问题的研究有关,我一直发现价值层面的冲突不仅是在知识阶层,而且,在大众层面价值的冲突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文化方面的冲突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用过英格尔哈特教授的理论,关于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理论,就是我们说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所带来生活方式的不一样,使得人们的价值观、社会规则出现一些差异。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但转型本身是由什么发生的?我认为是不是这种价值的变化是经济发展方式或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其他生活方面的改变带来人们在判断是否,相互关系中产生的一些不协调。我这个想法主要是想探讨为什么在中国急剧转型过程中物质条件不断提高,而现在人们对价值方面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而且南辕北辙,根本找不到解。人们在价值判断过程中找不到共同的、大家认可的东西。我认为这是现代化、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是不是有很重要的差异。
 
  我也考察过整个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带来的巨大冲突,价值方面的辩论,200多年启蒙方面的理论、法制等各方面新的观念,最后有了近代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我从英格尔哈特教授研究理论那里也获得了很多的启发,二战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他们通过黄金发展时期解决了温饱之后,进入后现代化,社会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又发生了变化,这是否意味着经济本身的发展,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发生的变化所带来的观念上的一些变化,因而产生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价值冲突,而这种价值冲突本身又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对抗?我们在谈政治文化或文化价值观时是否要坚守社会中心论?美国认为社会是最有影响力的,是最应该被考虑的,而对国家的权力往往是被动的。如果我们同样给予国家结构相应关注,对政治文化的形成、变化是不是会有更多方面的了解?
 
  主持人丛日云:英格尔哈特教授和西方政治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基于西方环境下思考的问题,包括他的问卷,用这样一些问题来检测人们的价值观念。这套问卷拿到中国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的问题,但我读英格尔哈特教授的书时,认为他是有这个意识的,并不是把西方理论僵化地推到各个文化区域。当某种调查结果在某个地区出现异常时,他会根据这个地方的历史传统,当时发生的事件,当时具体的情境做出一些解释,甚至对一些问题做出变通。在英文是这样表达的,到香港或者换成中文则是另一个意思。可这些还是不够的,虽然他们做出很大的努力,也仍然会有问题,包括他的研究方法,检测人的价值观念,衡量人的价值观念的标准等,恐怕都会有问题。
 
  卢春龙:他用了很多指标,在不同文化场景之下对人们保持心理上的刺激反应是不一样的,比如堕胎或同性恋问题,在西方文化场景之下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刺激,比如对同性恋的宽容可能是检测政治宽容非常重要的指标,但也许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场景之下同性恋并不能看作为重要的刺激性因素。堕胎也是,堕胎在西方文化场景之下是非常重要的刺激性因素,但这样的指标在中国的文化场景之下会有不同的刺激反应,需要进行不同的思考。指标性寻求不仅仅是语言翻译,调查场景一致是保证结果可靠性,而是一开始指标的选取,包括理论设计取向,可能更适应西方社会的调查,而不一定很好地适应于非西方社会的调查。
 
  主持人丛日云:卢春龙教授也是搞这方面调查的,也有切身的体会。我们也讨论过西方调查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量化研究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不是排斥它。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中国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怎么做研究?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的量化研究和我们的关注和常识差得太远。刚才对于国家的因素,徐老师说的比较学术,我认为通俗地说,在舆论比较开放,各种意识形态能够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你做问卷调查和在理论完全受控的状态,政府利用它的教育、它的媒体控制公民获取信息渠道,利用媒体和教育工作向民众常年的、系统的、有计划的灌输某种意识形态,在这两种社会条件下,你做的问卷调查到底有多大的可比性?
 
  观众的问题:
 
       沈明明教授和徐湘林教授在第二单元中的评述中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模糊性问题,如精英、大众社会与国家结构等不同视角的理解,以及早期认知与后期社会化对文化的作用孰轻孰重。
 
  1.英格尔哈特教授认为,后物质主义是与环保支持的比例成正相关。但中国等国的环保支持也非常高,对这些反例而言,教授的解释是环保支持的动机是不同的,即发达国家是因为后物质主义,而欠发达国家是因为环境退化。

  2. 1977年《寂静的革命》一书为什么要用"革命"一词,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本质上都是人类的解放,所以将这种转变称为革命是否合适?

  3. 不同的价值观类型是否能够共存在一个社会中?

  4. 想请教教授关于方法论的问题。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大家提出了很多问题,我想先从最早的问题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我的同行提出的,关于政治文化是个人的现象还是社会的现象。这和方法论也有一定的关系,说的是关于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因素的关系,我承认我在早期也是从事个人层面的研究。我开始研究的时候只有简单的假设,穷还是富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物质资源非常匮乏的时候,这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你的观点,比如生存是不是成问题,这就是很大的因素。当达到历史上少见的生存安全水平时,这会对你的价值观产生影响。刚才我讲的是个人经历方面的观点,现实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个人的贫穷或富有显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文化或传统宗教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的调查有100多个国家的数据,这就给我们提供一个优势,这些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制度、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传统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多变量的模型分析,既包括个人经历的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
 
  量化数据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有多变量分析,使得我们的研究不全是一个层面的变化,而是有多层面的变量,比如我设计了一个二分变量并最后有显著性,它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经历了多长时间的共产主义制度,这个二分变量就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其他的文化变量的作用相当。另一个二分变量就是一个国家经历了多长时间的英国殖民经历,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个变量就要追溯到很久的历史,这个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性也非常高。
 
  量化数据有个好的方面,让你可以分析社会政治的变化,也有很悲剧的成分,使你不能得出"经济决定论"这种结果。我当然希望自己能站出来自豪地向你们宣布,我可以用两三句话就能描述整个世界,给你们指导方针,使你们可以找到真理。但早期的认知和终身学习在量化分析当中都显示出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我在分析当中用了群体分析方法发现,即时事件如经济危机等会对你的价值观产生影响。同时我还发现年龄群体的效应,如二战后这一代群体有独特的,属于他们群体的价值观和特征。当然,法国人和德国人肯定有不同的特征,但是法国、德国、英国的战后群体和本国较年老的群体相比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战后繁荣的现象对所有相同的年龄群体具有相同的作用。
 
  弗洛伊德说人的世界观的形成是在人发展的很早阶段就决定了,人的早期经历固然非常重要,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这些群体还要对即时环境做出调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非常睿智的,但同时正是因为他们缺乏长期积累的量化数据,所以他们只得出了比较简化的理论,如果他们有大量像现在这样的经验数据就不会有经济决定论或早期认知决定论。
 
 
  关于指标的问题,即同样的指标在不同的场景里会不会有不同的反映?早期比较研究的观点认为,不同场景中指标不会有不同的影响,不管在中国还是在以色列或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现在的比较研究中,如果我们认为单一指标在不同场景中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堕胎这样的事情显然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意思,但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个就在比较研究中放弃这些指标。
 
  这是我们为什么在比较研究中使用多个指标,在我们的调查观念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有12~13个指标,单个指标并不能够完全覆盖。我们分析的跨文化差异维度有十来个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可以看到基本的趋势和类似的地方。在一些国家中性别平等、离婚、堕胎是一种态度,在低收入国家会是不同的态度。性别平等、离婚、堕胎相关的是生育率最大化,凡是不利于生育的事情都要被排除在外,以保证生育最大化,这样的事情在瑞典这样的国家几乎看不到的,因为这些国家生育率非常低,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恰恰相反。我完全同意单一的指标不能保证在不同场景里有完全相同的意思,站在左派的人肯定要求大政府,在俄罗斯的调查恰恰相反,站在左派的人要求的是更小政府。
 
  我完全同意场景的不同会改变事情,使得意思完全不一样,无论在穷国家还是富国家,所以未来要使用多个指标,因为通过多个指标可以看到某一个方向一致性的趋势。
 
  关于环保的问题,场景不一样也可能会导致解释不一样,在中国听到很多关于环境污染的事情,我是星期一刚到北京,刚下机场就闻到烟的味道,在这里生活久的人可能感觉不到。所以,中国人应该关注这个问题。在中国关注环保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不想得肺癌,在瑞典可能情况不一样,那里有纯净的空气,但依然关注环保问题,原因可能是和关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有关系。
 
  关于《寂静的革命》这本书的书名问题,这本书如果在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可能书名就会是《物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转变》。因为同样的,场景很重要。1977年出版此书时我还比较年轻,喜欢用比较大的标题。但还是有显著的重大改变,人们当时把经济安全、人身安全放在首位转变为把自我表现放在首位。
 
  关于各种各样的文化能不能共存这个问题是很显然的,"文化地图"里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平均值,每个国家得分是不一样的,美国、中国、尼日利亚的平均值完全不一样,但"文化地图"里每个单独的中国人得分可以在文化地图中间任何一个地方,而中国的平均得分率的趋势又会非常明显。在中国存在一些地区,保持前物质主义价值观或传统的价值观是一点都不令人诧异的。即使在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都会发现前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这是非常肯定的。我并不是必然强调所有国家都是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但物质主义的性质确定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前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有哪些方面?我们没有这样的数据,当然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猜测,如没有社会流动等,我也希望去到500年前做社会价值观的调查,但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是我对所有问题的简单回应。
 
  主持人丛日云:关于实证研究的讨论一弄就弄到方法论的问题,可能大多数读者和听众都不太熟悉,但我想英格尔哈特先生这两本书,不懂量化研究方法的人照样读得懂,我们可能没有能力批判和挑战他的方法,但是他的理论和论证我们都能读得懂,这没有关系。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到这里,非常感谢英格尔哈特教授,感谢几位嘉宾,感谢各位来宾和同学们,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请英格尔哈特教授来北京和大家进行深入的交流,
 
  谢谢各位!本次报告会到此结束!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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