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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钦:“四人帮”组阁始末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13年08月20群学网
   
 
标签:历史

 

  1973年,中共十大之后,面对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这是一个关系中国未来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

  在四届人大召开的前夕,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的周恩来,心中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尽快使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或者“靠边站”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据当时列席政治局会议的负责军队高级将领审查工作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回忆:

  按照规定,每个“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七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在讨论老将军们“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这样,从下午七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十二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时才结束。

  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却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他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嘛,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前后175位将军“解放”的问题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顺利通过的。

  叶剑英参加了当年的政治局会议,他作了一首小诗,抒发自己当时的感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暗喻“牵骡人”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时“解放”干部的艰难。这时的周恩来,已确诊为膀胱癌。

  10月,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向这位贵宾特地介绍复出的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积极安排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任职程序,并亲笔草拟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

  这时的江青集团见老骥“一匹复一匹”的出山,他们驱动在京沪等地控制的写作班子,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康生指挥的中央党校写作组,以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写作班子,纷纷登台亮相,他们借“评法批儒”,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对准许多正在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和全力推进这项工作的“牵骡人”周恩来。在江青一伙授意下,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以更加露骨的语言大批“宰相”和“折衷主义”。

  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元旦献词》,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转发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说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材料。以此为标志,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1月24日,江青给军委领导人写信,批评军队批林批孔“深入不下去”,要派迟群、谢静宜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通知。24日下午,江青背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解放军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煽动军队参与这个运动。1月25日下午,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是在上午11时才知道要开这次会议的。

  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按照江青的旨意,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反复辟”的主题,说“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会上,江青、姚文元也不断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江青一伙长达几个小时的发言中,周恩来、叶剑英等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一·二五”大会后,江青一伙马不停蹄,又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向周恩来发难。

  1月29日,根据江青的布置,《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经周恩来批准来华的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这部片子,曾被迟群诬蔑为歪曲了中国的形象,是“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

  2月,江青制造“蜗牛事件”。四机部某设计院一青年干部写信给江青,反映该部1973年底赴美国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成员接受美方所赠送礼品玻璃蜗牛一事,并臆断这是美方对我国的污蔑。江青接到信后如获至宝。认为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接着,国务院文化组于会泳等人秉承江青旨意,在北京展出了200多幅美术作品,名曰“黑画”展览。在展览的“前言”中特意提示观众:这些“黑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这些作品,都是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指示组织创作、用于装饰宾馆和外贸出口的。周恩来曾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体现国家的艺术水平;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根据这一精神,有关部门当时集中了一批国画画家,突击创作了2000余幅宾馆布置画。“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江青便指示国务院文化组的几个党羽,把北京饭店的几百幅宾馆布置画收集起来当作“黑画”展览。

  3月,周恩来每天便血达一百多毫升,他的癌症病情更加严重了。

  3月中旬,江青一伙极力反对邓小平作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团团长。这一届联大特别会议,参加的大多是各国首脑。在周恩来病势加重、四届人大即将召开之际,由谁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这次会议,无论国内、国际,都是人们倍加关注的。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代表团人选请示报告后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他并且表示,这件事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可以先由外交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报请政治局批准。

  同一天,毛泽东给江青写了这样一封信: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三月二十日3月2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时,江青仍声称她对这件事“保留意见”。毛泽东十分生气,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4月6日清晨,病情正在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等送行。

  4月1日,《红旗》第4期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出的《孔丘其人》。这篇文章,根据江青出的题目,3月份即已写出,文章刻画一个“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注:鲁国当时没有“宰相”这个职务)孔丘的形象,影射周恩来。3月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审阅送审稿时,写了一些称赞的批语,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准备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5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在描绘孔子见国君的一段文字中,凭空加上“端起胳膊”四个字,借批孔之名,对周恩来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20日,《学习与批判》第5期发表康立的《林彪为什么要吹捧董仲舒》,明确宣称要把矛头指向“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974年6月1日,根据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医疗组意见,周恩来告别他工作、生活了二十多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院进行手术治疗。离开西花厅前,周恩来嘱咐秘书带上他要看的书籍和待批的文件,口授了“六月一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当天下午,76岁高龄的周恩来驶离中南海,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O五医院。住进医院的当天就施行了一次大手术。

  6月15日,江青等人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江青“启发”在座者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迟群等人也声称他们所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

  6月18日,《人民日报》按照江青的旨意发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中称:“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一时间,在京、津、沪等地的街头,出现了“批林批孔批周公”、“打倒当代孔老二”等大标语。

  6月下旬,江青到天津的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6月23日,江青到了她批林批孔的试点单位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当得知接待她的妇女主任叫周福兰时,她便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给你改个名字,“叫周克周吧”,用咱们的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毛泽东对形势的发展,对江青的一些做法,是不满意的。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周恩来也从医院赶去参加。会上,毛泽东指出,“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等:“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他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第一次在党内高层指出“四人帮”的问题。

  9月30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这里正在准备举行招待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许多人焦急地盼望周恩来总理的到来。晚上7时许,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周总理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边鼓掌,一边步入大厅。顷刻间,热烈的掌声响彻全场,经久不息。连有的外国朋友也顾不得礼仪,站到椅子上,以便更清楚地看一看周恩来。

  毛泽东希望通过召开四届人大,安排好新的国家领导机构,宣布“文革”胜利结束,从此国家步入正轨。但是,随着开会日期的临近,江青一伙加紧了“倒周”、“组阁”的活动,为自己上台作积极的准备。

  在“组阁”的问题上,毛泽东已另有想法。周恩来重病在身,四届人大之后由谁来接替他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在不久的将来由谁作他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权衡再三,遂于10月4日在武汉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无疑,这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这是江青一伙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10月6日晚上,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三O五医院,当面向周恩来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重病之下的周恩来,同江青谈了整整两个钟头。六年后,王洪文在法庭上讲到这件事:“(1974年10月6日)政治局开会后,江青把我留下对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人选问题,主要讲了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她就向我声明,说‘我保留我提名观点’,并且还说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事情很清楚:因为第一副总理已经由毛泽东提出人选,“四人帮”不便直接反对,便把眼睛盯在“总参谋长”这一军队中的重要职务上,但是他们没有得逞。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制造了“风庆轮事件”,向周恩来、邓小平发动了新的进攻。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载重量13500吨,国产主机和雷达等设备性能不适应远航。1974年初,“批林批孔”时,江南造船厂提出“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航”。在远洋航行过程中,主机不断发生故障,但还是于9月30日回到了上海。“四人帮”便借此大做文章。10月2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声称:“不是国产船和国产船的主机有问题不能远航,而是有些人崇洋媚外,思想路线有问题。”“四人帮”为什么多次攻击“造船不如买船”呢?周恩来的工业秘书顾明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是坚决主张买船的。70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八成新的船用原价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买到手,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百分之二十就能买来。于是,周总理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自己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经周总理批准,外贸部门便运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这便是江青一伙批判所谓“崇洋媚外”的真实用意。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直接向邓小平发难。江青就风庆轮一事阴阳怪气地质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呢?要邓小平当场表明态度,承认这件事是所谓“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邓小平严正地回答:“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当夜,“四人帮”在北京钓鱼台17号楼密谋策划,商定要王洪文去长沙,向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状”。

  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赴长沙。见到毛泽东后,他按照事先同江青等商量好的意见,硬说邓小平仍在继续推行“造船不如买船”,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并且说,周恩来虽然有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当即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同一天,江青在北京找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要她们二人借陪外宾去见毛主席的机会,告邓小平的状。当天晚上,王洪文返京后,“四人帮”又聚在一起介绍情况。会上,张春桥把17日的政治局会议比作是又一次的“二月逆流”。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之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情况。毛泽东听后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情,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江青还这么闹。”要她们二人回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

  11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赴长沙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他以满意和赞赏的口气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同时批评江青: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肯定和支持了邓小平的做法。

  同一天,江青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了她的一份“组阁”名单。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示,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针对江青提名由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人大)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托人转告周恩来:(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问题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江青在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后并不死心,她继续写信给毛泽东,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伸手要官,企图攫取更高更有实权的职位。11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

  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李固、黄琼,东汉人。李固素来仰慕黄琼。曾勉励其出仕。顺帝永建二年,黄琼被召聘入朝,途中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才继续向京城进发。在黄琼到达洛阳近郊的时候,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即毛泽东说的“李固给黄琼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启发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毛泽东对李固的这封信颇为欣赏。他借用这个典故婉转地批评江青,同时拒绝了江青的不合理要求。

  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周恩来的精心主持下得以全部落实。21日,周恩来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讨论新一届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会上,江青、张春桥等感到大势已去,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和体委可作些让步。

  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当天中午,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离开三O五医院,下午抵达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

  在毛泽东住地,周恩来和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从23日到27日,他们先后向毛泽东作了四次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谈了如下五个方面的意见:

  1、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写出书面检查。

  2、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毛泽东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提出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3、指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在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后,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4、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说,在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建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并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5、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毛泽东表示,当前仍要继续强调备战。并问:如果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如何做?周恩来答:如果苏联领导人真想来谈,可作考虑,但我方不主动去请他。毛泽东表示赞同。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学习理论问题。他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还提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们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后,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作出的“长沙决策”,打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的美梦,对中国未来形势的稳定发展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其意义是深远的。

  

  来源: 《炎黄春秋》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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