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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草根”上海漂流记


作者:姜智鹏 更新日期:2013年08月20群学网
   
 
标签:民生

Kiera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小镇。5年前,她逃离了备受金融危机折磨的美国,怀着巨大的好奇和憧憬来中国闯荡。为了让自己更好地融入这个国家,Kiera换了一个非常中国的名字“李丽”。

刚到上海时,李丽在人民广场的地铁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她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人。汹涌的人潮和喧嚣的都市,让这个来自全球最发达国家的姑娘极不适应,觉得自己像个乡巴佬。

以前,李丽经常和丈夫参加同乡聚会。一次,一群太太聊得正开心,突然其中一位转头问李丽住在哪里,她回答说虹口,于是整个房间突然安静了,空气里全是尴尬。

那次之后,李丽再也没去参加住在古北那个“富人区”的美国朋友的家庭聚会。她发现,自己与这些“老乡”已经不再是一路人。

初到上海

李丽很快就发现,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上海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好找。

“有一次我去一家外资企业面试,遇到四个竞争对手,一个是墨尔本回来的,一个是伦敦回来的,一个刚从法国的大学毕业,最后一个虽然不是海归,但在大公司有五年的工作经历,于是这个人拿到了工作机会。”

外国人的身份有时还会让企业产生额外的担忧。“很多外企不仅希望员工英文没问题,还需要中文流利。所以外国人在外资企业找工作并不容易。”李丽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唯一让她欣慰的是,虽然屡次失败,但她总能获得面试机会,而且都是让她兴奋的公司和职位。相比之下,笼罩在金融危机阴影中的美国显得暮气沉沉。

到上海三个月后,李丽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这份工作并不算理想—公司只有几个人,薪水也只有几千元人民币,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总经理助理”这个头衔依然让远在美国的家人欣喜不已,毕竟与她在美国披萨店里当服务员的同学相比,这实在“太体面了”。

不久,李丽感觉有些不对劲。对她来说,在这家公司上班太“轻松”了,只要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公司合作伙伴参观,或是陪老板偶尔把国外来的生意伙伴从机场接到酒店,再陪着吃吃饭、聊聊天。至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李丽没有丝毫参与的机会。最终,她主动放弃了这个充当“花瓶”的工作。

第二份工作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外教。李丽依然不满意,因为薪水不高,竞争却异常激烈。像她这样大学毕业后直接来上海淘金的外国人,似乎一年比一年多,而且大多是从外教这个“门槛较低”的行业起步。

“菲律宾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这些母语并非英语的人都可以去做英语外教。”李丽对此很不理解。

最关键的是,虽然和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但公司却不愿给员工办理在华就业证和居留证,这让学过法律的李丽心怀忐忑,因为这意味着她得不到中国《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于是,在到上海半年后,李丽第三次跳槽。这一次,她又回到外贸行业,负责企业与美国客户的日常联络。这次不像上次那样轻松,因为时差,她每天都要上夜班,每周还有几次白天要加班,这让她疲惫不堪。

“中国人的节奏实在太快,跟不上,除了工作,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李丽一度感到很沮丧,甚至动了回国的心思。

走出古北

到上海一年后,李丽遇到了现在的丈夫。这让她下定决心留下来。“为了表示在上海创立一番事业的决心,我们在上海只用中文名字。”

李丽的丈夫Brett也是美国人。Brett在美国的大学里选修过中文,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李润”,为了表示是一家人,他给老婆Kiera取的“李丽”这个名字,都姓李。

不过对李丽来说,同一个姓氏并不能掩盖他们之间最初的巨大差异。“我来中国是因为兴趣,也没有好工作。但他却是一个高富帅。”

就在李丽四处“打工”的时候,李润已经是一家美国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高管,住在上海古北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里。

古北是外籍商务人士聚居区,一套公寓的月租金,差不多相当于李丽的月收入。在这里,李丽感受到了上流社会的气息。豪华公寓、专属司机、住家保姆,还有每月一次的高管家庭聚会,以及聚会中种种有关文化差异、水土不服引起的笑话,这些让李丽觉得自己真的“融入”了上海。

不过,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李润“上位计划”失败了。在来上海前,李润在公司的拉美分公司担任销售主管,因为业绩好,所以有了提升为总部销售总经理的机会。

为了给自己的上位增加筹码,李润主动要求到中国市场工作,“当时中国业务刚开始,大家都认为这将是公司未来最重要的市场。这就像在中国,官员提拔前一定要去最重要的基层干几年,工作经验很值钱。”直到现在,李润还为自己“充满中国智慧的政治头脑”而得意。但那时他还没体会到“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句中国老话。

在一轮激烈的竞争后,李润落败,公司要把他调去欧洲市场,那里的销售业绩正连年下滑。

权衡再三,李润选择离开原来的公司,留在上海。“在欧洲公司,你只能做到阻止或者延缓下滑,但在中国,你要考虑的是如何获得更快的增长。”

实际上,李润对于自己在中国的前景还是估计得过于乐观了。

一番挑拣,李润最终在一家跨国公司谋得了一个中层职位,薪资待遇比以前低了很多。“以前除了基本工资,还有住房津贴、小孩教育津贴等很多津贴,还能享受和美国一样的假期。但现在,因为我是在上海找的工作,而不是总部派来的,所以待遇跟中国员工差不多,只有基本工资,其他的津贴全部没了,假期也没了。”

这对李润是一个很不容易适应的落差。他感到自己与本土员工相比,已经没有了任何优越性。

辗转流离

2012年圣诞节过后,李润和李丽就住房问题爆发了一次争吵。

李润在古北的“豪宅”原本由他的上家公司支付房租,离职后房租成了沉重的负担。李丽坚持换一套更便宜的房子,而李润却有心理障碍,认为这会让他逐渐疏远原先的圈子。李丽却觉得那种心理是不切实际的“虚荣”。

最终,李润还是向“残酷”的现实低头了。他们搬到了杨浦的新江湾城。虽然没有古北那么高档,但这里也是上海一个著名的低密度大型国际化社区。每个月9000元的房租,对李润来说轻松多了。

但是,通货膨胀、房租上涨和雷打不动的工资,还是让李润的压力一天天在增大。在2013年5月准备续约的时候,房租从9000元涨到了令人咋舌的1.3万元。

李润只得另谋住处。

朋友告诉李润,中山公园还有月租金在7000元以下的房源,联洋也有月租金1万元以下的公寓,有时候运气好,还能租到更价廉物美的房子。

可李丽亲自去转了一圈后才发现,朋友说的已经是“去年的行情”。进入2013年,这两个地段的房屋租金也上涨了近30%,传说中的低价房早已被一抢而空。无奈之下,李丽在朋友的推荐下住到了虹口,虽然没有了高档国际社区的气氛,但房租却比原来便宜了1/3。

当然,代价就是“老乡们”与李丽一家有意无意的疏远。对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说,住在哪里,是划分圈子的一个重要标准。“那能体现出公司的实力,以及你在公司的地位。”

住房只是李丽一家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物价飞涨,小孩的教育经费和医疗问题等让李丽一天天深陷“柴米油盐”的困扰。当年雄心勃勃的李润也开始动摇,考虑回国。

“中国的压力太大,而我也买不起上海的房子。”李润自嘲道。

有人选择离开,也有更多人选择进来。

跨国猎头企业翰德最新一次的亚太区域招聘趋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司的平均人才流失率高达10%到20%,这也就意味着,超过80%的中国企业有着招聘的需求。即使在2009年经济最低迷的时候,中国还是有33%的企业在增聘人手。

不过,虽然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总量一直有增无减,但近几年,这个趋势却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年轻人来到中国,从底层职位做起,他们与中国的年轻人拿着同样的薪资,乘地铁上下班,为商务区昂贵的午餐而烦恼。当外国人的身份不再成为企业用人的参考,他们在中国待遇的变化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而像李润与李丽这样在中国“打拼”的外国人,或许会越来越多。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姜智鹏)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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