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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机器时代的文化焦虑


作者:杜君立 更新日期:2013年09月07群学网
   
 
标签:文化研究

  欲望是人类的特点,正如本能是动物的特点;创造力使人总是充满欲望,欲望最终又从创造力中得到满足。机械的模仿使创造力丧失,从而导致文明衰落。

 

  汤因比指出,西方文明是一种爆炸性、消耗性的生活方式,它使人类充满活力,也使人类走火入魔。机器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无论多么高,都难以掩饰东方式的专制和奴役形式。“从机器问世之日起,凡有识之士都以为,人类不再需要体力劳动了,因而也不再需要人与人之间保持不平等了。如果当初把机器用于这个目的,饥饿、劳动、污秽、文盲、疾病都可一扫而光。事实上,机器没有用于这样的目的”(奥威尔)。

 

  从《机器猫》、《钢铁侠》、《终结者》、《变形金刚》、《机器人》到《阿凡达》,这些风靡全球的电影显示,人类对机器的复杂感情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焦虑根源。现代性对人类处境的系统化修改使人们无处可逃,正如波德里亚所说,“现代资讯和交通带给人的不仅是便捷和高效的物流,舒适的生活,而且还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这就是传统认知方式和“活法”瓦解之后所出现的现代化困境。

 

  一 机器的入侵

 

  从本质上来说,铁路带来的并非煤炭和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新的社会状态;电视带来的并非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人际关系和感知模式,从而造成家庭和社团传统结构的改变。

 

  即使最好的机器,也不过是对自然的拙劣模仿。

 

  机器代替了生命,机器时间代替了自然时间和生物钟,机器动力代替了人体和牲畜的肌肉力量,严格枯燥的管理代替了人的激情和创造。

 

  机器越来越复杂和先进,而人却越来越低智和无趣。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忧虑地预言:“人们整日的生活都花在一些简单的操作上,其结果总是相似或相近;人们没有机会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通常会变得愚蠢无知,而人是有可能变成那样子的。”

 

  从某种程度上,那些腐蚀灵魂的、无趣的、单调低智的工作是对人类这种智力动物的最大侮辱,是非人道的和反人性的。德国学者普勒克曾经这样写道:

 

  过分的劳动分工使得人的生命力萎缩……现代人变得一天天越发不能照管自己的需要了。方便食品代替了家里制作的食品;现成的服装使得传统主妇的裁缝工作成为不必要的了;唱片和广播里面的音乐代替了家中的音乐演奏;赛车和橄榄球赛取代了个人的体育锻炼。最后,人们便从那些思想机器里,从报刊、广播和电影里,接收现成的见解和舆论。考虑到在美国某些城市里,要求收养私生子的比所能提供的为数更多,所以看来已经有人甚至于想要别人来为他们自己生孩子了。

 

  当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时候,“人也死了”——“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福柯语)。

 

  如果说19世纪是“上帝死了”,那么20世纪则是“人死了”。弗洛姆说,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现在的危险是人成为机器。机器的美德是永远不会造反,而人最大的弱点是无法忍受无聊,自杀和疯狂是人类最大的危险。人的机器化实际是走向疯狂和毁灭。

 

  新闻代替了事实,选择代替了自由,数据库代替了思想。现代科技完成了对自然的全盘机械化与格式化,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人比牛顿时代更像一个齿轮或螺丝钉。人类处于一种没有心灵出处与归处的生存状态,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仅仅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因此“重新变成了动物”。”

 

  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写道:

 

  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就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但对于其原因却一无所知,也没有这个兴趣。因为他们无法透过文明所带来的成果,洞悉其背后隐藏的发明创造与社会结构之奇迹,而这些奇迹需要努力和深谋远虑来维持。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只限于对文明成果不容分说的攫取,就好像这是他们的自然权利一样。

 

  二 机器的统治

 

  机器进化的速度远远大于人的进化速度,刚开始是人奴役机器,再下来是人变成机器,最后是机器奴役了人。

 

  机器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手段,一种用来获取权力的手段。人们通过对机器的奴役来征服自然和驯化自然,因此机器也是一个使人类成为奴隶的奴隶。机器使人工具化,从而构建了一个驯服的极权社会。“17世纪某个时候,许多人开始相信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发财致富,活得尽可能舒服和物质上安逸。这个信念,连带着资本主义的成长、工业化,以及为在经济上掠夺地球资源而不断增多的技术发明,已经造成了一种燥热贪婪,物质主义,在精神和美感上糟蹋的文化。”

 

  半个世纪前,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绘了一幅人类末日的景象:福帝纪元632年,人类这个机械化世界已经统一为一个国家,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了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家庭失去存在的理由,父亲母亲成为猥亵的名词;这些人类像蚂蚁一样被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功能,人们除过吃饭、发泄性欲就是不停地工作。国家的口号是和谐稳定,国家领导人的名言是热爱劳动的人最幸福。低等人穿着统一的制服,像蛆一样拱来拱去,如同工蚁一样劳作,供养着少数高等人。对机器下的“奴隶”唯一的慰籍就是放纵口腹之欲,女人的唯一功能就是满足男人的性欲。在这里,感情和智慧都是危险的东西。这里也没有鲜花和书籍,因为鲜花会使人激动,书籍会使人思考。在这个美丽新世界,情绪稳定是天大的事,只有低智才能保持稳定。智力过高会使人喜欢孤独,进而向往自由。当然,这里并不是没有自由,每个人都有在麻木不仁和歇斯底里之间选择的自由。这是一个美丽新世界,每个人的物欲和性欲都得到了满足,然而这就是幸福么?“看啊,那个傻瓜多么快乐,我要是像他一样就好了。或许我真的就是一个傻瓜。”

 

  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后记中写道:

 

  依靠棍棒、行刑队、人为的饥荒、大规模囚禁和流放的方式来统治的政府,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是低效率的。在技术发达的时代,低效率就是违反圣灵的犯罪。真正高效率的专制国家会是这样的:掌握大权的政治大佬及其经理人操纵着一群奴隶,这群奴隶并未受到逼迫,因为他们喜欢受奴役。促使奴隶自愿受奴役的是现今专制政府指派给宣传机构、报纸编辑和学校教师的任务,但是他们的手段却仍然十分拙劣且不太科学。……宣传的最大成功,不是通过做什么,而是通过禁止做什么来获得的。真理是伟大的,但实际看来,对真理保持沉默则更伟大。有意避开某些事情,或是在民众与地方行政首脑视为不合需要的事实及争论之间拉下“铁幕”,专制的宣传家通过这些方法便能左右舆论。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批评道,在机器工业化发展的当代背景下,技术理性成为宰制社会的主要力量;这种横扫一切的力量之下,政治经济、艺术文化、语言文化越来越趋于同质化。这种同质化实际就是标准化,以消除个性和差异而最终实现无趣化;无趣化是反自然的,而这恰恰是理性审美的最高境界。

 

  机器时代的统一化、标准化和互换性消灭了物质的多样性。正如手枪的威力胜过一个武林高手,机器正使传统的手工技能变得无用武之地,剃须刀消灭了理发师、照相机消灭了画像师、万能机床消灭了雕刻师。机器的发展从专业化开始,逐渐走向机械化和自动化。智能机器不仅挤掉了工业和商业领域中无数劳动岗位,也开始侵入教育与艺术界;多媒体技术使教师更加平庸和多余;医院只有昂贵的仪器却没有好医生,就连人类的出生也越来越依赖于机械的剖腹产。

 

  人类学家摩尔根曾说:“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们来说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在工业时代,农业已经成为食品工业的一部分。被聚集在城市的人们依靠机器制造的产品生活,从食品到服装,从汽车到住房,从饮用水到CD,一切都是机器制品。甚至可以说,就连城市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机器体系,无论是建筑(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商业建筑、公用建筑等)还是基础设施(包括给排水、交通、能源、邮电通讯、环保、环卫、园林、绿化设施、防灾等),都以机器的形式在运转。所谓城市不过是机器的组合与堆积,城市化过程其实就是人类社会机器化的过程。

 

  三 通往奴役之路

 

  工业体制的分工原则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技术行业如此,在人文思想领域同样出现了细致的专业分工;许多学科越来越多地成为集体性的流水化作业,形成热门与冷门的可笑局面。精英化的个人学术传统正被一个平庸时代磨灭。

 

  今天学科的分工日益精细狭小,今天的学者再也难以达到200年前学者那样的融会贯通横跨好多个领域。自然科学已有4000多门,社会科学仅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就包括300多个门类;各学科还在不停地分支、移植和嫁接,相邻学科的两个专家越来越难以沟通。这些局限于狭小知识范围内的“专家”与科学的其他“专业”、以及对宇宙的完整解释日渐失去了联系。最早提出“意识形态终结”的丹尼尔·贝尔极力赞扬知识分子的退位以及专业分工学者的登堂,但米尔斯认为这个转变是可悲的退化,知识分子从此只能在学术的狭窄分工内相互抓背。

 

  在精英没落的同时,知识正走向大众化。在纸质书出现之前,中国人使用竹简和木简,如“学富五车”;孔子周游列国载了半车书,实际不过几本书而已。数字化的电子书比纸质书的出现更具革命性,文字影像构成的思想已经彻底摆脱了实物状态,以比特的形式抽象化存在和传播,汗牛充栋将成为往事;有一天我们将怀揣着一个硬币大小的软盘,它存储着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全部藏书。

 

  麦克卢汉毫不讳言地说:“我讨厌机器,厌恶城市,工业革命就是原罪的同义词,大众传媒就是堕落的同义词。”1960年,89%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部电视机。电视时代颠覆了传统的阅读与文字,彻底抹杀了知识和思维的意义,人们从此得到最多的娱乐和最少的信息。

 

  电子传媒造就了一个“他人统治”的时代,一切东西都被“大多数”和“主流”磨平。尼尔·伯兹曼指出,电视将人们带入一个娱乐至死年代,精英文化被大众文化淹没。“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家西塞罗说,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摆脱奴役,而电视却成为一条最便捷的“通往奴役之路”。

 

  “盒子里的人是可怜的,其程度有甚于无产者,他们除了睡觉时以外没有自由。”在《1984》中,奥威尔预言“老大哥”通过机器监视着人们,精巧的机器沦为一种邪恶的权力技术和统治手段;赫胥黎则认为,人类失去自由和历史并非因为“老大哥”,而是人们过于依赖和崇拜那些使人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机器。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天的人们有远比古人丰富的知识,但却失去了古人的诗意。机器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成为现代世界的构成方式。机器决定了人们的思维与态度。机器不仅塑造了反智人格,而且建立了一个反美体系。审美作为手工时代的遗产,在机器时代遭到残酷的肢解和擦写,一种整齐划一僵硬粗鄙的工业景观,彻底篡改了人类关于美的经典记忆。中国乡村彻底失去传统的地域风格的民居色彩,沦为恶俗的建筑垃圾。

 

  汉字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字,衍生出书法这种独特的审美艺术;“唯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书写者的自由,使书写者体现出一种悠闲从容和悉心雕琢的生活态度。随着技术进步,钢笔取代了技艺复杂的毛笔;现代之后,没有方向感的一次性圆珠笔又取代了钢笔;电脑时代以来,键盘敲打彻底取消了书写本身。毛笔使得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家,而键盘则宣告了这种“可能性”的终结。在安装了无数种字库之后,电脑可以书写出各种制式文字。文字越来越接近机器,而离人越来越远。在使用电子排版和印刷字体的人们那里,世界被简化为“速度”。

 

  工业化浪潮在消灭了知识文盲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艺术文盲。这种文盲缺乏传统的审美和人文情趣,他们占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在一个重商时代,他们是会计、工程师、老板、经理、医生、官吏。对他们来说,文字只是一种工作的工具,与文化无关。

 

  在一个史华慈所言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精神”弥漫的功利化、物欲化的世界,人们无暇关注宗教、艺术和手艺,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工作,或者再加上消费。这种新型人格被称为“经济人”,一切都为了攫取金钱。经济人是机器体系和经济社会的产物,一旦脱离机器体系,这种“成功人士”就是一个狂热的精神病人;他把一切非工作的活动都视为堕落和失败,以至于无法正常地面对生活本身。在机器体系中,无论成功或者失败,人都是不自由的不完整的;就如同在监狱体系中,无论狱卒或者囚犯,都无法摆脱对人性的压抑与反动。

 

  四 人的异化

 

  梭罗说:“人类已成了他们的工具的工具。”

 

  当人逐渐变成机器的时候,机器就名正言顺的替代了人。录音机替代了唱歌,打字机替代了写字,照相机替代了绘画,电视机替代了人们的眼睛,挖掘机替代了人的胳膊,汽车替代了人们的双腿,复杂的医疗设备替代了医生的经验,甚至性爱机器人替代了人本身。失控的机器体系使人类机能迅速退化,人成为一种半人半车的动物,人的身体似乎可有可无,机器化的人类与轮椅上的霍金博士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生命的标准越高,就越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健美的身体、机敏的头脑、朴素的生活、高尚的思想、雅致的审美、敏锐的感知、精细的情感反应,这些东西绝不是机器体系可以提供的。机器可以制造消费,但无法填补人们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正如王小波所说,人是一种追求有趣的动物。枯燥乏味单调重复没有创造性的工作只适合“傻子”(智障者)来做;对正常人来说,这种机械的工作会造成严重精神伤害;它不仅摧残人的身体,禁锢人的思想,窒息人的心灵,还塑造人的奴性。因此说,机器化的工作对人类是有害的,这种危害是金钱远远不能弥补的。

 

  弗洛姆指出,工作是获得金钱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有意义的人类活动。美国社会学家杜克尔在《公司的概念》中说:“对于绝大多数汽车工人来说,工作的唯一意义在于取得支票,而不是工作或产品本身。工作是一种不自然的、可恨的、毫无意义的以及荒谬可笑的获取薪金的手段,既无尊严,也无重要性可言。……人的自尊不能仅仅建立在支票之上。”

 

  工作彻底取代了劳动,劳动则成为一种奢侈的体验消费。工作的乐趣已经大范围地遭到机器生产制度的破坏。与其说是因为机器,不如说根源在于一种机器化的体制。麦克卢汉说:“汽车摧毁了都市,就像铁路维持都市的生存一样。都市的未来很可能像是世界的交易市场——展示新技术的场所,而不是工作或居住的场所。”

 

  随着技术时代的来临,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最终都会发展成为管理化社会,社会的居民会丰衣足食,机械化的人不用暴力就很驯服。在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工作越来越机械化、社会组织越来越庞大的过程中,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机器的主人。人们制造了像人一样行动的机器,也生产了像机器一样行动的人;机器化成为人的最大美德,机器人成为最完美的人。这是当下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与焦虑。

 

  西方自由主义先驱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疑问:“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器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马克思颇有先见之明,“使用机器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减轻或缩短工人每天的劳动”。机器常常被视为效率的最大推动者,但罗素发现,轮子技术的提高并未使人们减少路上的时间,而使人们走得更远。距离的增加抵消了速度的提高,就如同中国汽车的增加使拥堵加剧,汽车并不比自行车提高了太多效率。节约劳动力的机器也并没有增加人们的休闲时间,反而使更多的人失去工作,陷入贫困;这就如同飞机并没有改善人们的出行和国家之间的交流,反而成为杀人的利器,使人们陷入恐惧。

 

  经济学家舒马赫提出一个经济学定律:“一个社会真正可用的闲暇的数量通常是与这个社会用以节省劳动力的机器数量成反比。”在物质匮乏的传统经济学问题被解决之后,现代人面临着一种新匮乏,即有效信息的匮乏和时间的匮乏。机器主导的功利主义使人们将生活的目标从必需品提升为舒适品,最后发展到奢侈品;人的生存条件(物质基础)超越“人”本身,而成为生命的最终目的。

 

  从理论上来说,机器创造的生产力可以使每个人都过上富有尊严的物质生活,将劳动量缩小到极小的程度,工作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工作占用的时间应当越来越小。事实恰恰相反,在机器时代,人类社会的核心是机器和GDP;只有机器不停地运转,GDP不断地提高,社会才被认为健康。人们不再把生产作为改善生活的手段,而是将生产看作是其目的本身,生活也不过是从属于这一目的的附庸。

 

  毫无疑问,现代社会是物质最为丰裕的时代,但现代人类并不比石器时代的人们更幸福。资本主义将机器变成物质的典范,将金钱变成上帝,将欲望变成美德,将辉煌的购物中心变成教堂,将拥有和囤积更多的机器制品变成一种荣耀,从而产生了一种“无目的的物质至上主义”。一切非物质的兴趣和事情都遭到鄙视和谴责,人们的审美能力与知识能力迅速下降;反美与反智导致了生活低俗化和社会低智化,“大多数人在安静的绝望中生活”。

 

  刘易斯·芒福德说:“社会就像一台巨大的履带式拖拉机,前面的履带刚刚落地,后面的履带就被卷了起来。”机器时代的人们拥有一切,唯独不拥有自己。生活在这种“静静的绝望中”的人最终实现了机器化和物化。

 

  五 繁荣的代价

 

  “当财富积累到需要想像力才可挥霍时,洛克?菲勒开始相信上帝是寄望他造福人类而赐予他金钱。”机器作为人类欲望的符号,一方面机器改变了人,另一方面人改变了机器。机器的效率越来越高,以至于生产成为过剩,“多余的财富只能买来多余的东西”。

 

  过剩经济导致消费短缺,生产社会随之被消费社会取代,攀比、浪费、挥霍和炫耀成为消费时代的美德。机器大大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以至于许多产品从生产出来就成为垃圾。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在机器制造时代,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的实践,而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纵活动”,比如洗衣机具有洗衣功能,因此就被认为是舒适、优越的符号。今天的消费已然不是人的真实消费,而是意义系统的消费;消费主体不是个人,在现代消费中,真实的个人恰恰是被删除了的,就如同“$”。在一个由生产体系和需求体系构成的消费社会中,一切都已经被符号化了;凡勃伦称之为“炫耀性消费”,“生存竞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的斗争”。这种消费文化在刚刚工业化、久贫乍富的中国最为明显,比如“LV” 情结、“悍马”崇拜与“炫富”现象。

 

  在一个机器时代,“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和“愚公移山”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说,而是司空见惯的现实。在一个把奢侈品变成必需品的社会,人们都患上了一种形而上的疾病。一旦人类行为被局限于竞争性的掠夺,人类目标就堕落为“纯粹机械性的物质主义。”英国经济学家恩斯特?舒马赫在《小的就是美好的》一书中说:人类濒临的危机不是来自经济,而是来自文化;不是生活水平危机,而是生活品质危机。

 

  人不但造就了历史,历史也造就了人。越来越不可思议的机器为人类塑造了一个物质主义的消费世界。人类被贴上“消费者”的标签,用过即扔的一次性产品成为当代最大特点。消费社会以人的异化和透支未来为代价,超越了自然界物质的极限。今天的人们比半个世纪前的祖父们平均富裕4倍半,但并不比祖父们幸福4倍半。格林斯潘有一句话:“人性自古未变,它将我们的未来锁定在过去。”

 

  经济增长让少数人变得更富的同时,也让许多人变得更穷;事实上,这个星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40多年来,“罗马俱乐部”扮演了人类良心的角色,为人类的困境奔与呼:人类尽管具有很多知识和技能,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却不能理解它的许多组成部分的起源、意义和相互关系,因此难以做出有效的反应。

 

  在一个用包装和景观进行自欺欺人的消费者社会中,收入的提高无助于人们摆脱贫困。景观社会是社会从贫穷走向富裕的一个标志,过度包装、炫耀性消费与城市美化运动一起宣告富裕社会的来临。

 

  “工业社会已经创造了这样一个城市景观,如果他们每天不挥霍相当于自身重量的金属和燃料,他们就与之不相衬。”加尔布雷斯最早提出“富裕社会”的概念,当奢侈品变成必需品时,富裕就从少数人走向多数人。工业化下的富裕所产生的最大危害是污染和垃圾,个人富足与公共贫困带来严重的“外部不经济性”。对富裕的人们来说,没有蓝天的天空就是一种变相囚禁;空气总是永远的污浊,方便的塑料袋成为现代人留给后代子孙最糟糕的遗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并不是生产者,而只是转化者,将自然物质转换为人造物品和垃圾。

 

  “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知识和逻辑是人类发明的,其中永远隔有一堵神秘的无知之幕”(袁剑)。财富的剧增并没有改变传统的社会阶层区隔,农民和工人依然艰难求生,只有特权阶级达到了古代帝王无法想象的奢侈程度。

 

  同样,技术的发达并不意味着效率的提高,新增财富大多沦为权力的道具,用来建造飞机场、体育场、歌剧院、高速公路和登月等现代金字塔工程,大多数人越来越沦为人类废品。在工业化的失乐园,人类彻底从神圣时代跌入世俗时代,每个人都无处可逃地沦为一个失去理想的孤独者。没有任何终极关怀可以将碎片化的生活拼接起来,这是人类文明世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富足中的贫困、环境污染和退化、制度的崩溃、失业的威胁、青年的异化、传统价值的失落、金融与经济的脆弱,等等;物质的丰裕使道德、政治、文化、信仰的贫困与危机更加触目惊心。

 

  今天的人类已经将一切都交付给机器,离开机器,人类将寸步难行。马基雅维利说,人是忘恩负义的动物;事实上,人也是最健忘的动物。人类依靠机器几乎控制一切,唯独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人类完全被机器绑架和统治。机器下的人类已经失去了应对大危机的能力,机器化的社会是如此精巧和脆弱,以至于一旦发生崩溃将无法重建。这是当下的人们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和威胁。

 

  六 关于未来

 

  “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生物圈是所有生物的收养所,人类是生物圈唯一一个能够思维,且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生物圈将以它的失败来打败人类,人类最终仍然将陷于自杀困境。“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

 

  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所面临的麻烦并不是外在的自然,而是人类自身的软弱和无知;“单纯的专业技术虽能使人类征服和控制外部环境,但如果人类证明他自己不能对冲撞其心灵的挑战战而胜之的话,技术则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人的智力越来越高,人的理性却越来越低,人们具备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却不具备利用这些物质力量的智慧。

 

  《圣经》说,智慧的产生超出了上帝对人的期望,他害怕智慧之花会结出愚蠢之果。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人类,人类如今已经拥有了和上帝一样的能力——造(克隆)人。自从两千万年前与类人猿分裂以来,今天的人类正走向第二个道德分岔点。

 

  荀子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在世界最贫困的时代,诞生了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富裕不仅在经济学之外,也在历史学之外。波普尔指出了“历史主义的贫困乃是想象力的贫困”,他不相信人类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和可以预测的。有趣的是,波普尔依然对人类的未来提出了一种规律性的结论:“未来取决于我们,而我们不取决于任何历史的必然性。”不幸的是,在一个暴富时代,我们都失去了历史。

 

  现代人如同一个突然中了头彩的穷光蛋,一时之间几乎手足无措忘乎所以。索尔仁尼琴将当今世界道德勇气缺乏的原因归咎于宗教感的丧失。科学起源于宗教,但科学并不能代替宗教。宗教的真谛并不是对神的崇拜,而是宣传一种人类本是一家的共同信仰,并教育人在克制中达到和平与安宁,符合爱的精神。所以历史学家威尔斯说,宗教是“历史的大纲”。

 

  当创造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时,破坏的欲望就会升起。思想家加尔布雷斯说:这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式的贫富不均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喧嚣显赫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遍布贫穷和堕落的时代,财富的获取似乎总是要以他人的贫穷为代价。这个事事不确定的时代,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必须面对“不确定”的事实。这个世界似乎并没有变得更好。在更早之前,是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诚信的时代,又是一个欺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又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在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老大哥”有一句名言:“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毫无疑问,人就是那种“更平等”的“动物”。作为一种极其成功的物种,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从而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下生存,乃至太空和月球。仅仅用了一万年,人类就征服了这个星球,并把自己封为“造物主”。野心勃勃的人类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地球,用枪炮和铁丝网把地球划分为大大小小不同的领地,把草原变成麦田,把沙漠变成花园或者把花园变成沙漠,摧毁森林种上庄稼或者毁掉庄稼种上树木,拦河筑坝淹没良田或者填海造田围湖造田,灭绝许多物种或者杂交出许多物种。人类想要摆脱自然,就如同想拔着自己的头发来离开地面。

 

  墨子说:“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人始终都是自然之子,自然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决定人类的命运。对古老的地球来说,人类不过只是一个偶然的产物。从生物学角度来说,现代机器时代的人类与20000年前原始石器时代的人类并没有什么不同。人类最大的不幸是他依然是动物,人类的智慧最终受到其短暂寿命的制约;虽然历史使人可以超越寿命的限制,但人们恰恰又轻视历史。无论暴富的人类如何狂妄,自然才是真正的施主,而人类只是地球上一个小小的寄生虫而已。

 

  七 消逝的童年与乡愁

 

  1989年3月24日,一个诗人用最后的行为艺术完成了他“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在山海关的铁路上,海子迎着蒸汽机车自杀。这一天是他的25岁生日,他和他书包里的《瓦尔登湖》共同构成一场钢铁机器的献祭。“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地生活的地方”,从诗经时代开始,在历经3000年的田园风之后,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没有童年与乡愁的年代。工业和机器是拒绝诗歌的,海子成为中国农业时代的最后一个诗人: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法兰西的良心”雨果曾经说,未来将属于两种人:思想的人和劳动的人。实际上,这两种人是一种人,因为思想也是劳动。但冰冷的现实只要一种人,只要你劳动而不要你思想。思想和穷人一样,在这个社会总是显得多余。当下人类社会,每一座城市都是一部日夜轰鸣的钢筋水泥机器,人类就是误入歧途、爬行在这部机器缝隙里的蚂蚁。

 

  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人类社会却陷入前所未有的道德贫困。我们的身体疲惫不堪,我们的内心焦虑不安。对生命意义的最后追问,已经成为每一个正常的现代人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命题,因为它关乎我们的精神世界与身边这个物质生世界是否匹配。我们必须学会再次醒来,并让自己保持清醒,不是靠机器的帮助,而是靠对黎明的无限期望……

 

  (节选自《历史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4月出版)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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